【無形．疫症迫降】失意人在繁盛城──《我香港，我街道》裡的香港街道詩

《我香港，我街道》五十四位作家五十四篇作品裡，新詩佔了十七篇，港島八篇，九龍四篇，新界五篇。「街道書寫」在台灣發展也頗茂盛，一般直覺以為是散文，其實地方印象往往由多種、多重文本組織而成，新聞報導、影視作品、例行節慶、社區經營、文學、地圖、繪畫與寫真、地方誌與人物傳記等等，都能提供磚瓦與煙霧，塑造宏觀、角落與氣氛，累積史與景、詩與事。

新詩一般所用文字較散文、小說少得多，又往往騰挪掩映，留白替代說明，即使看似最口語的詩也可能如此，似乎不利於重現地方；不過，詩也因為文體特性，彷彿剪紙，摺起來這裡剪個方缺口，那裡剪個圓缺口，如此這般，看似無理，全幅張開來卻宛妙如小宇宙圖。大抵為了抵銷可能的「疏離」，十七首詩有十五首題目亮出確切地名街名。

這批詩作裡，對於「變化」的注視與歎惋是一大主題。一方面來自於時間之必然，另一方面，也與中港關係與開發主義有關。開放中國大陸遊客自由行十餘年以來，香港鋪租翻漲數倍，沖刷力極強，擠壓老店小店生存空間，那既是集體記憶，也是人情網絡，港味生活的基礎。加上房產商品邏輯下，縉紳化（Gentrification）範圍越來越廣，城市成了一部成長機器（Growth Machine）。這機器不但無法叫停，還有擴張、加固的傾向。

鍾國強〈由禮頓道到加路連山道〉即一再提出時移事往、地在景非的詰問，「曾經有茶餐廳／名為蘭芳／如今是連鎖的燒臘」、「交叉口屹立的電箱／再無九龍皇帝／只有單眼仔通渠／禁止標貼／的繁殖」、「對面久被凍結的資產／忽又成了熱鬧的酒店」，地景與人事的變幻，伴隨著榕樹不斷延展、一代又一代孩子擠讀教會名校，短暫與連續──詩中未曾明言卻隱隱存在著的，是一種朝向未來的悲慨：下一代和我們記住的世界是否完全兩樣？如果我們未曾分享同樣的香港，又怎樣談歷史、怎樣談文化？記憶莫非只是「街上／哪個補過又補的洞」，不願忘卻者成了穴居人；而記憶所繫之處，莫非只能依賴「滴下枯乾／又再生長的文字」？

何秀萍〈那個下午我給舊居寫信──致大坑　兼誌《那個下午我在舊居燒信》三十週年〉一詩，從題目可以看出，大坑舊居如何在她的書寫中成為生活證據、文學起點。她所描繪的舊居，高臺上最多三層樓的建築群，每一幢彼此緊貼，不同人共棲同一個屋子內，「兩家收音機整夜開著／守護彼此隱私／用聲音保護聲音」，而全詩也確實以小聲音串聯著小景觀，左右上下，綿綿無盡，讓詩人可以循索過往，呼應她在詩中所引瘂弦的句子：「整整的一生是多麼地多麼地長……」，整整的一生像是一封長信，寫給舊居。記憶看似繫於舊居，然而舊居已被推倒，藉由書寫──無論是寫信或寫書，證實它的重量。

寫一封長信很花時間，是一樁奢侈。因為城市人多半在路上，於有限、分配好的時間內盡最大可能。城市看似多變，其實依循著一定邏輯，重複又重複，如張愛玲〈封鎖〉開頭提示：「電車軌道像兩條光瑩瑩的，水裡鑽出來的曲蟮，抽長了，又縮短了；抽長了，又縮短了，就這麼樣往前移——柔滑的，老長老長的曲蟮，沒有完，沒有完……。」鄧阿藍〈呼呼青山道青山公路〉以在馬路上塗白漆線的路政署油漆車，帶出都市人貧血面孔、機件般作息如何磨損，「車聲中長路伸展更快／似加速的行人電梯／仿若要將行得太慢的人群／急急運到青山醫院」，這是著名的精神病院，呼應詩人「呼呼」和「青山道青山公路」節奏裡的的體感與速度，更連結現代講求效率，深恐落隊，不歇止追趕所催生的外躁與內鬱，盯著那抽長了又縮短的公路白線，沒有完，沒有完。

周漢輝〈幸福與詛咒——致屯門河傍街〉寫普通靜好的「你倆」和依賴毒品的「他」街道上交錯對望，但並非勸世，而是反思：過得安穩，因為骯髒物都由其他管道承受了，「沿街撐傘俯望河道偶想有沒有／兩岸住家包含你倆的排泄物」，通過反襯也得來撫慰，「繁庶市面需要流通廢水汙河／幸福需要詛咒像你倆需要他」，原來還有更差，我已算幸福，尚有餘裕憐憫。「你倆跟他一樣喜好黑暗／想起來倒沒有相逢於戲院」這兩句尤其富有意味，或許生活本身就提供了足夠黑暗，何須赴戲院特地享受？

街道記憶連結個人，連結社會與經濟，當然也連結政治。九龍Waterloo Road中文名為窩打老道，同個字常譯為滑鐵盧，在中文裡已經變成失敗的同義詞。同一個戰役，英國聯合其他國家打贏了，香港街道取了這個名字，乃慶祝勝利，而非悲悼英雄。陳麗娟〈窩打老，的道〉不僅調侃、說明了不同譯名帶來的曖昧，也藉此一與戰爭有關的路名，犀利諷刺「舊朝代」與「新朝代」。「朝代」比「時帶」更彰顯了政權與治理之本質。窩打老道行道樹始自舊朝代，卻「被新時代的地磚／圈在小小的泥洞裡」，於是樹根把地磚爆開──「無謂再壓抑」的只有樹嗎？是否也包含了這城、這城裡的人？以「新朝代的語言」讀出這路名，有些彆扭罷，「當然夾硬來的話／『來吧我甚麼都應承──』」，「我」（香港／香港人）甚麼都應承嗎？這句歌詞出自葉玉卿當年以豔星身分所唱的電影主題曲，充滿性的誘惑。把（前）殖民地陰性化、妓女化同時傳奇化、物化，從官員到小說家都難免作此想，詩人口吻看似佻撻，其實硬核烈焰，「我甚麼都應承」，無論港英或中國，不都是「夾硬來」的嗎？一早已預設了你什麼都應當應承，你的義務，多麼榮幸。

面對政治，廖偉棠〈東澳古道，或東涌哀歌〉則從另一角度想：新朝代與它誤解或濫用的那個古代在當代同享一個名字，東澳古道承載的歷史感，正好用來指出這點：「東涌河水潺潺／拾蜆者仍依此道往返／往返於擊壤的那個中國／與伸出珠港澳大橋的那個中國」。傘運、反送中、防疫戰之後的香港，由於當政者的愚昧，兩個或複數的「中國」作為基本認知，是否正在消亡？

烈日無可迴避的目盲時代，白衣人或喬裝的黑衣人深入地方鑿出鮮血，地鐵受到徵用，載運的不是民眾而是鎮壓者；不必封鎖時封鎖，應當封鎖時持續開放為壑。誰在替香港畫路上白線？誰正重設路標？盧勁馳〈東涌達東路〉的想像朦朧又精確：「尖礪的管風琴，錯體的馬／透明的高聳建築／從對岸的大橋冒起／世界一片空寂。」空寂之中，「我說我們／不如繼續走下去？／反正除了穿越／根本再無路可逃」，繼續走下去，讀取我的街道，遍歷我們的香港，失意人未失憶，在繁盛城還有任務。

*題目取自鄧阿藍〈呼呼青山道青山公路〉詩句。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