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盧高達從沒脫下悲觀的墨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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噓，說到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應該從何說起呢，每個喜歡看電影的人，心中都有一個屬於自己投射出來的高達。

年輕時在紐約讀電影，同班有個法國女生，本來彼此都沒兩句，但因要完成一個短片功課，偶然同處一組。有次組員相約外出談拍攝，我跟她較早來自咖啡店，我怕氣氛尷尬，主動談電影，我禮讓，不談香港電影，談法國電影，寒暄幾句，我就說，高達的《斷了氣》（1960）是我的創作繆思，曾經一次拍戲前，重複看了六、七次，每次都有新靈感。

法國女生對我的經驗提不起興趣，板起面說，「高達是個瘋子，在法國，沒有人喜歡他」。我揚一揚眉，沒有再繼續談下去——本來，我還想說說珍茜寶和她的間諜活動，抑或，其實我是不是應該先談珍茜寶呢。

律師證實，高達選擇「輔助自殺」來結束生命，理由是，他覺得疲累，在尚能清醒時，有尊嚴地離開。

是的，尊嚴無價。但一時間我還未能接受「輔助自殺」這回事。人們說，他的故事，終歸由他本人親手劃句號，而我就想起《斷了氣》結局，男主角尚保羅貝蒙多中槍後長路前行，直至整個人倒下，演成漫長的告別。那一槍，變相是由他最愛的女人珍茜寶打出，他斷氣前，吐出遺言：「這讓我想嘔吐」。珍茜寶不明白，旁人便告訴她，「你讓他想嘔吐」——我相信，《斷了氣》的結局，對高達的生死而言，是一部預言書。

沙特（Jean-Paul Sartre）認為，人生是虛無，嘔吐是存在，斷氣前想嘔吐而吐不出來，可能比死更難受。死亡在高達及他的電影中，永遠是高尚與殘忍並存。高達電影不斷叫人思考，思考電影、思考電影形式、思考愛情、思考政治，他在1967年開始所拍的電影，總是像有東西如鯁在喉，高達晚年甚至思考如何能告別言語，像一條流浪犬，從旁觀到主觀，凝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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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四個數字，對高達而言，重要性如同喬治奧威爾的1984。那年，高達創作力旺盛，完成了三部電影，其中的《中國女》（1967），名字怪怪的，卻是他向西方社會投下的一顆臭彈，數臭帝國主義前世今生。

《中國女》渾身是火，法國藍白紅的紅，被突顯出來，由象徵博愛，符號轉換，放置在另一文本脈絡，變成革命。戲中毛記小紅書鋪天蓋地、堆積如山、掛滿牆壁，有時像現代主義美學，有時又像戰場上的橋堡，軍人躲在後面開槍。高達構思《中國女》達到我行我素忘我境界，不知就裏乍看影片，還以為是在看法語版共產樣板戲，今日重看就更加怵目驚心，怕影片踏着一條左右不逢源的線，作繩自縛。戲中飾演演員的尚皮亞里奧，在別人的攝影機前當主角，馬列主義瑯瑯上口， 不斷與女子討論革命與暴力之必要。

影片上映未夠一年，法國就爆發五月風暴，年輕人跑上街，要反資本主義、消費主義、帝國主義，罷工罷課，佔領工廠佔領大學，據說，有年輕人在遊行時唸《中國女》的對白當口號。現在回看，《中國女》又是一部高達預言書。

喜歡《斷了氣》的戲迷，永遠都無法理解和接受，高達拍了一部《中國女》。有戲迷在五月風暴遊行時遇上高達，當面問他為什麼不再拍《斷了氣》那類影片。連我都覺得，好不容易才能把《中國女》看過半小時，但影評Andrew Sarris早就力排眾議，指《中國女》就算不是高達最好的電影，也是最好電影之一。「最好」的定義，在他眼中，是從作者論角度去看敘事的革命性與前膽性：他把一切敘事的順序都重新排序，再把虛構的敘事預言成真。

在十九至二十世紀，法國本身就是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列寧在1917年發表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一書，可視之為是當時高達的隨身小紅書，那段尚皮亞里奧戲中戲的後設本質，揭示出不單是高達意圖反身影射，也同是他隱身之處。有人問，《中國女》又紅又專，奉毛學思想為圭臬，安排女主角安妮維雅嬋絲基朗讀毛語錄，雖然是做戲，但做戲還做戲，高達的立場是什麼呢？

《中國女》上映時，可能大家還會問這個問題，但假如把三部1967年的戲《我所知道她的二三事》、《中國女》和《周末》放在一起看，再把他與「維爾托夫小組」同志們及後一起製作的《一加一》（1969）、《英國之聲》（1969）、《 一切安好》（1972）等拿來考量，就不難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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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上看過一條外國短片，由喜歡高達電影的戲迷，製作高達與安娜卡蓮娜的影像蒙太奇，短片好看，愛如潮水，只要有安娜卡蓮娜，就什麼都會好看。安娜卡蓮娜是高達的繆思，二人有短暫的婚姻。但，高達還有另一段短暫的婚姻，較少人提及。為什麼看不見有戲迷替高達和安妮維雅嬋絲基的愛情，製作影像短片呢？或者是有的，只是短片平台未及運用大數據分析替我帶出來吧。

安妮維雅嬋絲基，就是高達心中的革命中國女。但問題是，連安妮維雅嬋絲基也覺，她跟高達沒有太多事情值得歌頌。她撰寫的自傳Un An Après (One Year After)，關於她和高達的二三事，書本出版後兩年她便離世，而書名「一年後」實在可圓可點，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對一段感情來說，足以劃上句號。她跟高達於1967年結婚，1979年離婚，一般相信，二人在七十年代初已進入分居狀態。

《星光夢裡人》（2011）導演米高哈薩拿維斯分明就是攞景兼增慶，把One Year After 改編拍成《高達：革命性改變》（Redoubtable, 2017），名為致敬，實質是把電影之神還原為人。電影上映時，我已經在想，高達會如何思考這唯一一部描寫他生平與愛情的電影。結果，高達沒有看這部戲，也懶得回應這部戲。

影片把時間鎖定在1967年，及之後，那時侯高達拍的電影徹底拋棄了傳統敘事，一頭栽進了布萊希特的敘事詩劇場模式，以即興、幽默、間離方式作政治表述。在片中會發現，你深愛的高達，革命性改變成另一個人，在安妮維雅嬋絲基眼中，是一位難以接近的固執、善變男人。或者，是那位被稱為法國男神的路易加維爾演得未夠好，我甚至覺得他醜化了高達，但他不是刻意的，只是他並不是來自那個時代。

從《斷了氣》反映出的那個時代，被稱為「世代主義」（Generationalism）。那代人生於1928年之後，到了1960年大多接近三十歲，他們都視《斷了氣》塑造了個人、電影和時代的新身分，象徵年輕一代追求即時、虛無、存在等於成規中解放自我的集體意識。

看着《斷了氣》那場漫長的牀上戲，就無法不感到愛情的虛無，男主角尚保羅貝蒙多心思思，想跟女主角珍茜寶在牀上歡好，女子卻一直若有還無，一掌打在男人臉上，但別過了臉，又跟他大被同眠談心，她想二人成為浪漫的羅密歐與茱麗葉。法國男人當然對英美文化無太大感受，但誰又料到，羅密歐與茱麗葉生死離別的悲劇收場，會一語成讖，成為二人愛的結局。

或者，愛情是應該屬於虛無。虛無，才浪漫，而浪漫，又永遠短暫。

我喜歡貝蒙多要珍茜寶給他一個笑的情節。男人雙手假裝捏住女子粉頸，只給她數八下的時間，男人由一數到七又四分三——《阿飛正傳》（1990）的張國榮，也曾經要張曼玉看着他的手表一分鐘。無論是房間牆上的尚高克多，還是她手中拿着的威廉福克納，戲裏戲外的珍茜寶，在觀眾眼中，是代表美法文化融匯的人間短髮天使，但在貝蒙多和高達眼中，卻是不折不扣的Femme fatale，她偽善，出賣貝蒙多，害死了他。

影評Richard Roud曾說，「電影分兩種，高達出現之前，及高達出現之後」，這句話，可跟高達說「故事要有開始，中間及結局，但不一定要順序」的名言互相輝映。「高達出現之後」，他受威廉福克納的《野棕櫚》（1939）影響，以電影實踐反小說結構，拆解敘事傳統，拉闊敘事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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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是虛無，女人是偽善，電影被犧牲，這一切在《輕蔑》（1963）都是罄竹難書。

電影借金髮性感女郎的口，向男人發問，「你愛不愛我？愛我什麼？」這個問題，問得輕於鴻毛，但男人的回答卻重於泰山：「完全地、溫柔地、悲劇地愛着你」。

關鍵不在於有多少完全、有多少溫柔，而在於如何能以悲劇姿態，成全愛的承諾。

很多人會看到安娜卡蓮娜在《女人就是女人》（1961）、《她的一生》（1962），及《輕蔑》之後的《法外之徒》（1964），如何揮發着一種法式女性特質，讓人不由自主地一頭栽進她的歡笑與眼淚，不過，以上四部戲，卻是高達呈現他與安娜卡蓮娜的愛情與婚姻的真實與虛無，並以《輕蔑》作證。

《輕蔑》中的金髮女郎，四次輕蔑她的編劇丈夫。最後一次，是她明知丈夫在樓上的窗內凝視，她卻刻意與電影老闆在樓下接吻。更令人難堪的是，丈夫甘願戴綠帽，把妻子讓予老闆也在所不計，希望以此交換電影編劇聘約。

噓，真的不知如何再說下去，看高達電影看得夭心夭肺，僅此一部吧。

我唯有用理性分析掩蓋感性哀傷：

高達透過《輕蔑》，說自己說別人的愛情悲劇，說藝術的悲劇，說電影工業的悲劇。《輕蔑》跟《斷了氣》的創作理念和世界觀一脈相承。高達堅持在早期電影描寫愛情的敵對和出賣關係，不單使他脫離荷李活式電影美學，亦令他有別於荷李活以外大部分的作者導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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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電影的現在與未來，高達從沒有脫下他的悲觀墨鏡。

2002年他在短片In the Darkness of time，用十分鐘時間，回顧電影一百年。聖經的名言「然後有了光」被拿來比喻電影的誕生，光耀人類文明，高達是認同的，但當時代來到千禧，就進入了黑暗，短片中其一個蒙太奇，是用來投射影像的白布幕支架，不斷晃動，像要張開，又像要關閉，百年的繽紛光影，誰料到會在他的墨鏡背後，變成百年孤寂，電影最終將會是垂死掙扎的一張白布。

這篇文章寫到最後，應該如何收結呢？我想了一陣子也沒有頭緒，於是跑了去看短片《水的故事》（1958）。

這是高達和杜魯福首次合作拍攝的短片，杜魯福寫劇本，高達剪片。故事講女主角早上想出門去巴黎，卻遇上大水浸，到處如同澤國。影片平行發展，一邊由女主角的獨白講故事，一邊導入紀錄影像，兩段畫面的配樂截然不同，感覺有點精神分裂，這代表着高達和杜魯福合作的分裂體栽。

有趣的是，跳脫的女主角不斷自言自語，談到作家雷蒙錢德勒、野獸派畫家馬諦斯、詩人波特萊爾、作家巴爾扎克的小說……她只不過是個想出門去巴黎遇上水浸的女孩，儘管如此，在法國新浪潮的實驗與前瞻之下，她在困境中仍然流露着知性與睿智，心思靈巧，討人歡喜——噓，寫尚盧高達的悼文，寫到這裏，才從《水的故事》得到最後的信仰：無論任何時候，做人都要，上善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