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文學館在他方】寫字人視角的文學策展：臺灣文學館及其他文學館舍

2019年，我接到一個讓我非常興奮的邀約：位於臺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要更新下一個十年的常設展，邀請我加入策展團隊，負責展覽文字的撰寫。長年以來，我一直是臺灣文學館的擁躉，每到臺南必走一趟；同一時間，我也心知肚明，過往臺灣文學館的策展有強烈的「學院氣息」，難以擴大觀眾群。如果能夠加入團隊，豈不是剛好能為我熱愛的館舍盡一點力？

​也因此，我能在這近兩年的期間，一窺臺灣文學館的策展模式。臺文館設有研究組、典藏組、展示組、公共服務組四個單位。主要負責策展的「展示組」，但同時也要和其他組別密切合作，比如「典藏組」負責管理館內藏品，「研究組」提供學術意見，都需要在策展過程中協調。同時，由於臺文館編制內的人力不可能包辦整個策展工作，因此往往會先由展示組派出一名館方的策展人，這位策展人會決定展覽的主題、內涵和主打的藏品等方向。接著，臺文館會以「標案」的形式，招募民間有策展能力的設計公司。設計公司會依據臺文館給定的方向，撰寫文案、設計展場，乃至於空間監造、行銷活動。在整個過程裡，臺文館會與設計公司來回討論，磨合出雙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粗暴一點說就是：臺文館提出願景、支付經費，設計公司則提供技術與勞務支援，「官民合作」構成一個展覽。

​正是在這樣的結構裡，才有了我這樣的寫字人滲透進去的空間。以我所參與的「書寫LÁN臺灣」這一檔常設展為例，整體團隊結構大致可以描述如下：臺灣文學館館長蘇碩斌上任後，在館內討論出常設展的方向，由館員簡弘毅擔任策展人。接著，經過招標程序，選定「宜東文化」這一設計公司承包策展工作。宜東文化策展經驗豐富，承攬了從南到北許多機關的展覽。不過，他們評估之後，認為需要一名文學人加入團隊，協助他們轉譯文學知識，這才找上了我。所以，在回溯這段經歷時，我常常開玩笑說自己是「乙方的乙方」或「承包商的承包商」。

​大多數臺文館的展覽，應該都是如此官民合作的產物（只是設計公司不一定會再找外援）。我在隨後幾年參與過「鍾肇政文學園區」和「葉石濤文學館」的展覽，雖然規模不同，邏輯也是類似的。負面一點想，這是肇因於臺灣各個文學館舍人力不足，無法獨立完成策展，只好採用臺灣公務機關慣常使用、而外界時常詬病的標案模式。但反過來想，也正是因為「官民合作」的結構，所以有機會迸出一些新的想法，能稍微柔化館方「由上到下」的單線決策。

​比如說，在「書寫LÁN臺灣」這一檔展覽初期，我們就爭議過一個問題：館方由於具有臺灣文學界的官方身份，比較堅持「年表式」的傳統展示手法，必須把文學史源源本本、依照年代排列出來；但宜東則比較主張「主題式」的展示手法，挑出臺灣文學幾個重要的面向，將文學時期與年代打散，減低「照本宣科」的教訓感。雙方協調之後，「書寫LÁN臺灣」最終仍大致依照年代來排列各個展區，保留館方訴求的文學史結構；但是，館方也接受「不要強調年份與分期」，而在各展區之間做更模糊化的銜接。

​並且，我也在此參了一腳：我提議各展區的標題「完全不要出現學術名詞」，而改以更文學性的寫法。傳統上，我們可能會將臺灣文學史分成：「原住民、明鄭時代與清領時期」、「日治時期」、「戒嚴時期」、「解嚴後」四個階段，為了描述這些階段，我們可能會使用「口傳文學」、「古典文學」、「殖民現代性」、「反共文學」、「鄉土文學」、「後現代」等學術名詞來解釋各階段的文學特色。但在這一檔展覽，我們下的標題是：

​始動，島孕育的 ‧ 與海帶來的（～1895）

​立志，文明開化的夢與傷（1895～1945）

​跨越，窒息年代的游擊戰（1945～1980）

​爆炸，每個人都飆出高音（1980～2000）

​由此，你可以看到「官民」雙方折衷的痕跡。館方保留了線性的時間結構，並且標示年份；但館方也願意給承包團隊揮灑創意的空間，使這一檔展覽減低學院氣息而更加「親民」。有趣的是，以「書寫LÁN臺灣」為契機，之後臺文館的每一檔展覽，在標題、文案都屢屢有亮眼的表現。即便中間換了一任館長，也沒有改變「用好看的文字介紹臺灣文學」的方針。這一點，更能看出臺文館吸收轉化「民間意見」的能力。

​當然，做過標案的都知道，策展過程裡的折衝是絕對不會完全甜美的。但也正因如此，我更感受到多元團隊好處。宜東文化的設計能力沒話說，能夠將館方或我提出的各種想法具象化；館方則提供許多寶貴的學術意見，等於在我編修文案的期間，讓我重新補修了兩年的臺灣文學史。而我自己，本來以為自己是「會寫字的工具人」而已，沒想到意外客串了幾回「翻譯機」的角色：當設計公司無法領會館方的學術意見，或者館方無法接受某些設計考量時，作為一名稍微了解文學史、也稍微了解觀眾喜好的作家，我偶爾也能打個圓場。在展覽完成後的一次訪談裡，宜東文化的執行長羅健毓就回憶：某次會議，館方大幅推翻了過去的想法，他心中已經開始懷疑「這事還能成嗎」。但當他轉頭諮詢我的意見，卻發現我老神在在，毫不擔心。他在訪談裡沒有細講的是：我之所以氣定神閒，是因為在我聽來，館方要的改動雖然關鍵、但並不算傷筋動骨，我只要將此中的文學關節「翻譯」出來，我們就能找到共識了。

​以上種種，由參與過團隊的我說出口，確實可能有自賣自誇之嫌，讀者無需盡信。不過，​我也真切感受到，臺灣的文學館舍儘可能在有限資源內發揮創意的努力。比起故宮這樣家大業大、過往資源豐沛、又有新時代視野的博物館，冠以「臺灣」之名的本土文史館舍，往往都有各式各樣的困境。畢竟臺灣的本土文化運動起步很晚，真正蔚為風潮、獲得政府支持的時間，恐怕還不到二十年。然而，也正是在這樣相對艱困的條件下，我們能看見商業考量與政治考量之外，人們的理想性——我們是真的想做出一檔檔自己喜歡，能熱情澎湃、帶著朋友一起逛的展覽。

​畢竟這就是「展覽」的精神核心吧：這裡有好多有趣的東西，怎麼可以只有我們自己知道？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文學館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