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度年華.廿八】胡適︰半本書震動中國

廿八 | by  虛詞編輯部 | 2018-10-22

1919年,胡適,28歲。


就在兩年前,一位就讀於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的博士生,在刊物《新青年》發表了一篇影響歷史的文章--〈文學改良芻議〉。就此,「白話文運動」如浪似的捲起整個中國;半年後,這位年青人還以26歲之齡,成為北京大學的教授。他是胡適--一個在歷史洪流裡耀眼奪目的名字。


即使已是新文化運動的領袖,胡適還未滿足:他的抱負,是要整理學術,為現代中國謀求最好的出路。而一個學者,必先有一本學術成果作理論基石;志比天高的胡適,決定先向中國哲學這座大山下手。就在28歲這年的五月,胡適順勢出版他的首本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此書原是胡適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兩年前他到北大教書,便根據論文內容編定成「中國哲學史」課的講義;經過兩年的整理,這本匯集十二篇文章、十餘萬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甫出版就引起當時學界的哄動;不過兩個月,胡適就把此書再版。


《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意義,在於它為當時的中國帶來劃時代的想法。師承杜威、受實證主義影響的胡適,在書裡反對傳統以三皇五帝為思想啟源的觀點,放棄固有對先哲的「聖賢」概念。因此,他丟開唐、虞、夏、商,反以老子、孔子首先自成一家學說的理據,提出老子孔子,才是中國哲學起點的論述。


誠然,把胡適的理論放於現在來看,不免是有點武斷草率--但在民國最搖晃、浪蕩的階段,胡適始終是為那死水般的學界轟出如夢初醒的一炮。時任北大校長、他的上司蔡元培,就為此書作序,說胡適有四種特長:「第一,證明的方法。第二,扼要的手段。第三,平等的眼光。」;一向與胡適持不同意見的的梁啟超,則評論此書表現出著作人的個性」,形容胡適「不廢江河萬古流」,認為他有「敏銳的觀察力、緻密的組織力、大膽的創造力」;其學生顧頡剛,盛讚胡適有「截斷眾流的魄力」;馮友蘭還因為此書,寫出更紮實的《中國哲學史》,延續學界對中國哲學史的探討。


以往的概念裡,聖賢就是思想家,聖賢說的就是道理、就是哲學;今日的我們,不會認為堯、舜、禹、湯這些傳疑的「聖人」是中國文化思想的開端。這是因為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批判傳統的論述,提出新觀點,更剝脫了老子、孔子的聖人形象,著眼他們的著述思想、一家論說,我們才扭轉了哲學史的概念,以「思想家」作標準,建立現代的哲學史論述與邏輯。


同年7月,胡適也在其主編的《每周評論》31期上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與重視主義與理念傳播的李大釗論戰,在學術界引起迴響。


在刊於《新青年》、12月1日發表的〈「新思潮」的意義〉裡,胡適針對中國幾千年的學術思想,清晰地表達了「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的主張。透過這篇文章,我們可以更理解到他提出現代思想論述的原因。


對他而言,知識分子首先要研究舊思想的問題;然後,借用西方的思想哲學,以科學化的評鑑方法,「整理國故」,再造出新中國的學術。而所謂「整理國故」,就是從「亂七八糟裡面尋出一個條理脈絡來」--亦即,像尼采所言,評定舊有中國的所有價值(重新估定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Values),建立新的論述秩序。《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就是他整理舊有國故,革新思想的第一個學術成果。最終,胡適也沒有完成下卷的寫作--他只是以半本書,震動了一整個中國。


1919年,除了是胡適著書立說的重要年分,也是其母親離世,把指腹為婚的妻子江冬秀接到北京同住的一年。胡適是對妻子千依百順的丈夫,閒時,他會陪她逛街,看電影,吃東西,讓她見識大城市的繁華,甚至特意買一個房子讓妻子打麻將。有一次,胡適差點出軌,江冬秀就衝進廚房,拿起菜刀脅著孩子。胡適自此就更畏內了--面對朋友取笑他「怕老婆」的性格,胡適這樣打趣回應:「愈是自由平等開放的國家,男人愈怕老婆。」


1919年,胡適,28歲。距離他擔任北京大學校長,尚有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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