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補習】療癒的可能

他們每每在第一天考試的早晨肚瀉，一做習作就伸手拔掉前額頭髮，他們習慣抓破永遠在同一位置，那久久不癒的結痂，彷彿那裡總是有蟲在啃，有火在燒，一緊張便痕癢。他們的額頭佈滿細小傷口，指甲縫邊塞滿血跡，有時他們記得我今天要來，便在課前衝到浴室洗刷，更多時候，他們忘卻了。曾有一個他在我面前，若無其事地用鋒利的幼細墨水筆筆鋒，緩緩刺穿指甲周圍的皮層，直到十指流血為止。我問他：「為甚麼？」他才如夢初醒，像一個剛剛從遠處回來，才脫下大衣的人，看著我的眼睛，一臉疑惑地反問我：「甚麼？」不是笨拙或高超的隱瞞，也不是刻意的裝帥，他只是沒有意識。「你的手指？」「噢，我每天都這樣，沒甚麼大不了。」他緊握一下拳頭，然後又轉動手上的墨水筆。後來我向他父親隱約問起有沒有注意到他流血的手指，他父親摸摸後腦，說：「唔，那沒甚麼，他常常這樣。總之你確保他做好所有功課就可以。」那年他十二歲，指縫間全是墨水與凝結的血跡。

後來我認識他們接近三年、五年，甚或有七年了，我發現，壓抑與憤怒總會在他們的身體裡找到管道，流瀉出來，當你看到那些隨意在你眼前掠過的微細疤痕，遺留在身體上的標記，你就知道：那是他們身體自發的保護機制，嘗試以一種可由自己控制的微小痛苦，來抵擋另一種無法躲避的痛苦。那當然不只是我們口中常說的讀書壓力，在那背後，更多的是直接從父母處，從社會處沉重地壓下來的期望，那可能是他被父母或老師狠狠說過「你總是甚麼都無法做好」的焦慮，也可能是在他成績退步後，被父母持續兩個月責打辱罵「垃圾廢物」所得的無力感，明明已經如此努力了，卻還是被罵「懶惰愚蠢」，身邊沒有一個人來告訴他「不要緊」。每次補習，父母一旦在旁察看，他們就變得無法專注，躁動不安。

大約二十年前，美國大型醫療機構內科醫師Vincent Felitti與疾管局流行病學家Robert Anda合作，發佈了著名的「負面童年經驗」研究（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簡稱為ACEs），ACEs包括在童年時遭受肢體與言語暴力、性侵害、疏忽照顧、貧困與遭逢家庭變故；被父母長期羞辱、嘲笑與冷落；父母其中一方自殺、患有精神疾病或有酒癮毒癮問題等，一旦孩童長期生活在「毒性壓力」之下，他們大腦中負責掌控情緒的杏仁核，因長年處於受壓與警覺狀態，以致無法正確判斷外間訊息是否具有威脅，因而常常對旁人的日常舉動作出過激反應，這種壓力亦削弱了孩童的記憶能力、決策能力和調節情緒的能力。具創傷經驗的孩子大多無法調節情緒與行為，這也是他們在學校裡被視為「問題學生」的原因。美國疾管局在近幾十年以來廣泛研究ACEs，認為它不只是一個社會現象，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公共衛生議題。

依附理論的創始者John Bowlby曾說：「如果我們重視兒童，我們一定要珍愛他們的父母。」其實不少父母本身也是「負面童年經驗」的受害者，在教養子女的過程中，假若沒有意識到自己其實也附帶著從原生家庭而來的創傷，並加以切斷，大多會無意識地，將自己以往經歷的創傷施加至孩子身上，在不知不覺間複製了上一代的教養模式，由受害者轉變為加害者，持續對孩子的行為作出過激反應，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會將自己從原生家庭所得的創傷蔓延至下一代。

在這些情況下，一個「創傷知情」（trauma-informed）的教養者便至關重要——不論他們的身份是學校老師、足球教練、教會導師、補習社老師、學校校工或是保健室姨姨——若我們能夠以另一種眼光看待眼前這個孩童或少年人，辨認他們的創傷反應，並嘗試理解學生的脫序行為可能源於童年創傷，盡力營造一個安全的環境，不以責罵、隔離或處罰等手段處理，而用理解與同理取代懲罰。在2015年上映的美國記錄片《紙老虎》（Paper Tiger）便記錄了位於華盛頓的林肯高中，如何透過成為一所「創傷知情學校」來改變被社會標籤為問題學生的年輕人。

由了解「創傷知情」為始，明白自己在教養過程中無意識的創傷反應如何影響孩童或年輕人，到成為一個「創傷知情」的教養者，到在學校、社福機構、男童院女童院與醫護機構推廣「創傷知情照料」(Trauma-Informed Care)，最終的目標，也許是能夠塑造一個能夠與他人同理的「創傷知情」社會。正如Joyce Dorado教授在一場「創傷知情」訓練中說：「你只需要記住一件事情，就是以後當孩子出現問題時，請你心裡想著：『你發生什麼事了？』(What has happened to you?) ，而不是問：『你到底哪裡有問題？』(What’s wrong with you?)」即使創傷不一定能夠療癒，有些創傷也不必然需要療癒，但至少，我們理應提供一種療癒的可能，一個可以安全注視的位置，讓孩童、年輕人、父母與教養工作者，可以置身於一個容讓這種可能發生的善意環境當中，並明白到：在這個已經歪斜很久的社會裡，不只孩子，我們全部都是破碎的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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