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講一個小故事，N年前，還在嶺南中文系讀書。有一科叫「各體文類寫作」，由也斯主講，搭配黃淑嫺、陳智德做助教。[1] 記得有次導修，也斯不知道係回應某同學的作品，定係整體地談甚麼是寫作，總之，他提出一個方法：一路寫，一路讀自己寫的字出來；至少是，是在心裡讀一次。聽從也斯教誨，從此每次寫任何文字，包括：學術論文、電郵、Facebook Status、IG動態，我都一邊寫一邊口郁郁，或至少是心入面「讀」出來。

要討論《迴響》這幾日的「炎上」，無論係已寫成文字的評論，還是本人身邊的文學／文化界朋友對《迴響》的負皮，大部份都係來自於《立場新聞》的一篇報道。[2] 譬如，有人用一整篇文章，逐點反駁總編輯豬伯的言論，尤其是他論點與論據截然二分的謬誤。亦有人行文暗指豬伯的講法，簡化港式粵語的複雜面貌，特別係將它和官話二元對立起來。這些批評肯定有可以替豬伯辯護餘地，但絕對不是這篇文章的重點。[3] 所以，這篇文章反而想引進《明報》的報道去展開討論。[4] 報道一開始，記者已提出自身寫作的悖論：《明報》副刊行文習慣使用書面語，但報道《迴響》團隊主張，無法不使用多多少少口語。讀完成篇報道，似乎除了對話用口語寫外，不太見有其他部份採取《迴響》編輯群主張的港式粵語成份。與此同時，上述提及回應《迴響》團隊的文章，都是有以用全粵語寫成。《迴響》提及的「粵語書寫」，真係如此截然地將「書面語」和「口語」二分？這是我看這件事時的疑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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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試著比較《明報》和《立場新聞》的報道，看看怎樣可以在期刊出版前，捕捉到它某些面向。一比之下，發現前者比後者更能使讀者對它的內容有初步的輪廓。關於期刊的內容，如果我沒看錯，立場記者用間接轉述的方式寫道：「內容方面，他（豬伯）認為可以粵語作為引子，用大眾熟悉而親切的語言重新產生閱讀樂趣。」但係，除了這一句很簡單的關於期刊語文的描述外，讀罷整篇文章，不見得更理解這部文學期刊——尤其係以「粵語文學」為名的期刊，是如何用期刊的方式——即係「稿例」——定義「粵語文學」，有的只是好勁的soundbite：《迴響》係當生意去Run。相比之下，明報記者起碼有一段，通過其中一位編輯阿擇的講法，帶出《迴響》審稿準則：「閱讀稿件時會視乎作者是否以廣東話的句法（syntax）來寫。」這一句好重要好重要好重要，因為它比其他因應不同記者問法而回答的說法，更準確地揭示究竟團隊是以怎樣的編輯方針去看待「粵語文學」。

要講句法的重要性，就要稍稍講講個人學習和書寫經驗。我係香港人，日常口語係港式粵語；但同時，我多年來經受的語文訓練，無論是中小學基礎語文學習，還是大學的文學講習、寫作訓練，絕大多數時候，都是一種「紙面上的中文」。德勒茲在〈甚麼是少數文學？〉內，剖析卡夫卡寫作時面對的語言困境：身為猶大裔的德語作家，他無法用德語寫作，更無法用德語以外的語言寫作；所以，德語僅僅是卡夫卡在寫作時使用的語言，係一種「紙面上的德語」。同樣地，像我這種由細到大學中文，老師講書時，都係聽住港式粵語學中文的學生，「中文」只是一種紙面上的、書寫時候才會使用的語言。直到文首提及跟也斯學寫作時，我才懵懵懂懂地意識到日常使用的語句（句法syntax），怎樣跟我的寫作融合；這意識在往後看着愈來愈多人推動保育港式粵語，變得愈來愈明晰。換句話講，我寫作時很多時候是用港式粵語的句法，配搭所謂的書面語詞彙（但我仍是堅持寫蕃茄而不會寫西紅杮）。這篇文章，基本上也是以這種形式書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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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係，港式粵語在香港語境更為複雜的是，上一段提及的「中文」，在香港愈來愈深刻地鑲嵌於備受中國影響的全球化進程時，經歷過另一重轉化。記得我唸小學、中學時，學校在中文堂以外，會另設普通話堂，好似係一星期上一堂左右。但在2018-2019學年，據港語學製作的「中文教學語言資料庫」[6]，接近一半香港中小學用普通話教中文。本來中小學生還會分清兩套「中文」——跟口語較接近的「白話」和規範漢語，但這種區分愈來愈模糊，甚至出現不少以港式粵語去講普通話詞彙的混種語言情景。[7] 這轉變背後有政治經濟基礎，跟一套中港融合論述有深刻關係：這是預認香港與中國有深刻經貿關係，而且這種關係必須延續，所以香港人需要學識普通話，才可以捕捉與中國相關的經濟利益，配合時代發展。影響所及，是香港人耳聞目睹以港式粵語為載體的本土文化，為港式粵語逐漸喪失位置感到異常焦慮。它的重要表徵，在於接受普通話教育的下一代，他們的「中文」跟之前的香港人——像我這種還是學習白話的人——距離愈來愈遠，「中文」變得更像是「紙面上的中文」。

下一代會如何看待他們的混種語言，還是未知之數，但現在推動保育港式粵語的本土論者，大概會有如下想法：本來香港學生學的「中文」，係所謂廣義粵語地區的共同語——「白話」。它雖然在詞彙與香港人的日常口語或多或少有出入，但至少句法相近，甚至是絕大部時間是等同。從劉擇明的說法，推測審稿要求是傾向於文法導向，即係只要符合句法是「廣東話句法」[8] 的要求，就算文字不必然全粵語入文，也是可以接受。而《迴響》團隊的取態，想當然是以保育「句法」的角度去保育港式粵語。即係話，如果用港式粵語入文，但句法不是港式粵語的句法，也不能說是他們定義的「粵語書寫」。舉個例，普通話的形容詞可以放在句子最後（今天人真多）；港式粵語則不能（今日真係多人）。如果寫做「今日人真係多」，可能不比「今天真的多人」更符合《迴響》以句法決定粵語書寫的定義，哪怕前者明明用上港式粵語詞彙「係」。再舉個例，普通話的副詞通常放在動詞前（多喝兩杯吧），港式粵語則相反（飲多兩杯啦）。寫做「喝多兩杯吧」，大概比「多飲兩杯啦」更像是《迴響》編輯想看到的粵語書寫。甚至，我大膽地猜想，我這篇文章按理也符合他們定義的「粵語書寫」。以上當然純屬我個人猜想，但我相信至少可以說明，以句法作為一種理解粵語書寫的探索，不一定是一種很原生主義式的寫作教條，它也有可能實現不同的文學語言探索。至少，不一定是全粵語入文，才算是「粵語文學」啦！

或者保險點說，我不確定《迴響》在審稿時會如何設定界線，有幾鬆有幾緊，之但係在這個時勢搞本土事業，如果看到是在做一些有意義的事——在我而言，用句法去講、去理解「粵語文學」，起碼比起「粵語入文」提升了一個層次——唯有信前線手足判斷，適時做些提點。共勉。

餘論：我記得李智良在某場合提過一個問題：為甚麼英語書寫的香港故事，很多時候不被香港人當成香港文學的一部份？這提問的重要意義，在於提出「香港文學」可以有很多種。《迴響》團隊最惹起爭議的表述，是訪問中談及黃碧雲的寫作，容易使人理解他們高呼粵語文學才是香港文學。若這真的是他們的看法，那會使人非常失望；但如果他們在訪問中是以一個比較差的表述，旨在提出香港文學另一種可能性的話，還是有它的積極意義。即係話，我們可如此理解《迴響》在文學場域實驗的一件事：試圖用句法去審視一種以港式粵語為主體的文學，它可以理解為一種香港文學的形式。據我理解，這是「粵文圈」內的一種共識。



[1] 與文章無關，但與記憶攸關。這科係必修科，全級有至少三十幾四十人上堂。由於是寫作課，所以要小班教學，為此分了好幾組導修。而每一組導修，印象中都係由也斯帶，我的那組甚至有當時仍未成為教授的黃淑嫺、陳智德。無論如何，那時候跟也斯學寫作，建立我好多關於寫作的基本理解。

[2] 黎家怡：〈眾籌搞粵語文學期刊　90後總編：我當係生意咁run〉，《立場新聞》，2020/6/15。

[3] 舉個例，豬伯稱「閱讀本身就係用嚟娛樂，唔需要有咩功利嘅目的。」有人反駁指「娛樂本身就是功利目的。快感就是功利。」問題係，豬伯口說的「功利」是等同於效益主義的「utility」，就像邊沁理解「快感」般是量度「utility」的尺度？會不會，豬伯講的功利，不過是像中小學生做的閱讀報告般需要有「得着」的那種「功利」。

[4] 劉彤茵：〈粵語寫期刊眾籌成功　下月出爐 「廣東話應該有佢嘅文學」〉，《明報》，2020/6/12。

[5] 當年讀中文系另一科「現代漢語」，許子濱教授要求眾人按規範漢語的準則撰寫一篇文章，那時候我用也斯教的「『讀』寫法」去寫，結果成篇文被改到不似人形……但要補充一句，許教授傳授的很多知識一直銘記在心，例如：「的而且確」係錯誤的用法、粵語拼音方案等。

[6] 資料參見：https://sites.google.com/site/hklangstudies/2-SSchoolData。

[7] 參見鄭韶華：〈小學生仲識幾多廣東話？　「我唔知我講普通話定粵語　分唔到」〉，《香港01》，2018/5/18。

[8] 整篇文章特別以「港式粵語」指稱香港人使用的語言，但由於這裏寫的是《迴響》團隊借劉擇明之口提出的說法，所以引錄原話，感覺較為妥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