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書來也書去】一百一十箱書魂不散

「閱讀及其儀式成了反抗行動」

——阿爾維托．曼古埃爾著、黃芳田譯《深夜裡的圖書館》

一

在二〇二二年五月臺北文學季「迷宮取代迷宮──寫一本時代的小說」活動中，主持人放映一段由臺北文學季特邀團隊在北京拍攝的陳冠中紀錄片，影片一開始，陳冠中就回憶他在香港的文藝啟蒙經驗，那是一九七一年，他入讀香港大學的第一年，有一天走到九龍尖沙咀一家樓上書店，赫見店內全都是台灣書刊，當中印象特別深刻的，是白先勇的小說，以及由皇冠出版社出版的張愛玲作品，陳冠中接而提出，自己中文文學的根是台灣小說。

陳冠中五十年後仍念念不忘的書店，正是早年從臺灣師範大學畢業的香港僑生王敬羲，六十年代回港所創辦的文藝書屋，可說是香港第一代引進台灣書刊的獨立書店，尤其重要的，是遭當時戒嚴時期臺灣政府查禁的李敖、殷海光、柏楊、陳映真等等作家的書或曾刊載其作品的文化刊物諸如《文星》、《文學季刊》，都可以在那位於尖沙咀漢口道的文藝書屋找到。王敬羲與文藝書屋為讀者引進了不一樣的台灣文化想像：抵抗禁制，延續文化，在六、七十年代的香港，帶來瓊瑤、青山、姚蘇蓉以外的具抗衡性的台灣文化，破卻一般人對台灣的刻板印象。

七十年代中期，陳冠中與友人創辦一山書屋、《號外》，進一步延續香港文化中容納異見、發揚前衛思潮的特色。不只王敬羲和陳冠中，在七十年代以至八、九十年代，我們有傳達、青文、南山、五車、田園、新亞、樂文等等自由售賣中港台文史哲社科書刊的獨立書店，也有《文化新潮》、《突破》、《八方》、《越界》等等多元開放的文化思潮雜誌，它們以近乎無限的、自由飛翔的書頁，默默超越一般人以至官方對這島的有限想像：香港不只是金融經濟發達之都，更具多元開放的文化靈魂。

但這靈魂現在怎麼了？據二〇二二年六月六日《明報》報導，香港有中學因應教育局頒令的《國安法：學校具體措施》所指，「校園內的書本（包括圖書館藏書）、刊物和單張沒有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內容」，於是把多種圖書從圖書館下架，有一家中學圖書館下架了一百七十三本書，當中包括陳冠中的小說《是荒誕又如何》和《裸命》。

圖書館下架了一百七十三本書，意味學生再不能從圖書館借閱那些書，它們曾經存於學生的借閱經驗裡，如今那些書的存在被取消了，好像從不曾存在世上，然而，圖書館是什麼地方？如鄭振鐸筆下的中國古代藏書樓，如阿爾維托．曼古埃爾筆下的亞歷山大城圖書館，如波赫士筆下的永無止盡六角形巴別塔圖書館，應是盛載想像、抵抗遺忘之所在，是一切純美、思辯、幽獨之靈寄存之所在。人類文明史上，總是暴君焚書，而惜書人苦苦護書；亂世時，惜書人捨身竭力把被禁之書藏於壁中、地窖，盛世時，惜書人斥資興建藏書樓，告誡子孫務必珍惜書本。然而當今香港的圖書館要把圖書「下架」，猶似托兒所把兒童驅趕、避難所將難民放逐，可以想像，一個一個專業的圖書館員基於命令、出於焦懼，也許歷遍連番爭論、掙扎，徹夜把本應珍惜的、已按其「杜威十進分類法」或「中文圖書分類法」一一安放好的圖書「下架」，當中的蝕骨之痛。

的確是「是荒誕又如何」，我們在七、八十年代成長的、曾受益於多元開放及自由前衛的香港文化傳統的一代，實在無法想像香港會有圖書館自殘自棄的這一天。在這樣的日子，在這裡，我想由自己的圖書館回憶開始，記下我對圖書館與書的感念，以至我家裡圖書的聚散、播遷。

二

旋轉式的鐵製書目架，吱吱聲轉動，同學們爭著抄錄書名和索書號在紙條上，遞給圖書館員老師，一位老哥，一位叔叔，一人叮囑同學要守秩序，另一人轉身從神秘的角落找出了書。那時候小學的圖書館大多是「閉架」的，我們只憑書目架上的書名，想像書的內容，判斷是否值得一借。同學喜歡《十萬個為什麼》系列叢書，我也讀過，但更喜歡小學生叢書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小學生叢書」，陸續借閱了《世界寓言選》、《大人國》、《中國民間誌異》等書。二十年後，一九九六年間，我在灣仔軒尼詩道的三益書店見到三十多冊原版的「小學生叢書」捆在一起，即使索價不菲，仍毫不猶豫的買下了，那是我童年自發尋求啟蒙閱讀的源頭之一，是無價的。

「閉架」的圖書館畢竟有局限，在我小一之年，哥哥帶著我從彌敦道的一端跨越馬路到彌敦道另一端，沿公眾四方街（今名「眾坊街」），穿越榕樹頭公園，到達油麻地停車場大廈，從大廈入口陰暗盡處轉入右側的門，就是油麻地公共圖書館，經過大門入口的借還處轉左，是我們視為樂園一般的兒童圖書部，不單因為開放式書架可自由取閱而且冷氣充足，更重要是偌大空間幾乎從來不見有大人，沒有任何人「看管」小朋友，而小朋友處此開放自由之境，好像自然而然地自律，明白圖書館應有的安靜與秩序。開放式書架分類井然，我在「自然科學」、「史地遊記」、「美術遊藝」等區段流連良久，挑出合意之書，可在四十五度傾斜的閱讀桌上翻看，也可用借書證借返家中。

我開始知道，書不是單一的，書是一種積木般的組合，書也不是無聲的，它呼應知識和情感，呼應自由與開放之靈，像荼蘼與雲雀，它在我心裡默唸時，形成了獨立的書面說話聲，永遠附在我身，文字隨著血液，遊走逐漸成長的驅體。

三

我在《地文誌》的〈旗幟的倒影〉一文提及：「屬於我自己的第一套藏書，是父親從台灣買回來的八大冊《世界偉人傳記》，內文每字右側都有我不明白的『國語注音符號』」，記得這套書曾與幾本漫畫一起放置在睡床前的小書架上，因著後來一再搬遷，早已遺失不見，真正留下的藏書，是中一開始流連旺角奶路臣街一帶書店買回來的書，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香港文學研究社」出版的「中國現代文選叢書」，有五四至三四十年代的作家選本《何其芳選集》、《端木蕻良選集》，有從上海來港的作家《徐訏選集》，也有香港土生土長作家《舒巷城選集》，陸續我再買到高原出版社的李素《讀詩狂想錄》、徐速《第一片落葉》，再發現出版了一兩年的素葉出版社「文學叢書」：也斯《剪紙》、何福仁《再生樹》、西西《春望》，以上這些，不論是香港文學研究社、高原出版社或素葉出版社的書，每本頁數都不厚，我記得大部份是在奶路臣街的貽善堂書店，或西洋菜街的田園書屋，或麥花臣球場對面的五車書屋，以定價十二至十六元再八折買回家的，我覺得自己開始收集了一些名字、一些觀念、一些抒情，大部份來自另一個年代，卻都與我想像的世界、遊蕩的街道相連。

四

積聚有時，散落有時，從中學、大學、研究所的學習階段，至沙田、屯門、大埔的不同工作空間，住處搬遷了多次，隨身的書籍，不免因空間和思想的變化而有所取捨，最終或始終相隨我身的，在沙堆中閃閃生光，在情感的脈絡中絲絲牽掛，時代起風，人面遠去，言語化成了書頁。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底，我從大埔搬返父母三十年前購置的窩打老道寓所，多年來我在這寓所幾番遷出遷入，最後只有我一人了，書籍和我實在搬得太累，什麼時候可以真正安定，不需再搬呢？號角響起，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底的某天，我決定要再搬，搬得更遠，遠得連地址都沒有。二〇二一年六月，我從一箱一箱、一疊一疊凌亂不堪的舊文件堆中，日以繼夜地尋回了三十年前在台灣留學時的重要文件，開始辦理移居台灣的手續，經過幾番文件往來傳送，八月底完成手續，我隨即向學校呈遞辭職信，待「通知離職期」一滿之稍後時間，即二〇二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正式離任，結束十二年有半的大學教職。

緊接的第一問題是，如何處理數十年積存的藏書？我無法亦無意數算冊數，它們比我的狂喜與幻滅都要巨大，書籍在日間呼應蟬鳴，夜間放映幻燈，我向書籍說話，凝視撇捺有情的書頁，到這半生的中途五十之年，我身邊僅餘的就是書本，這兩冊上海亞東版《獨秀文存》購自西洋菜街尾的實用書店，這十數冊五十年代出版的《文壇》來自結業前的波文書店，這一本《雷聲與蟬鳴》有我老師也斯先生的簽名，這一冊《失去的金鈴子》有聶老師予我「華苓，愛荷華，二〇一二年秋」的題字，這一冊用「民間美術」製作的土織藍染布書套包好的《三魚集》，有我在台灣留學時的淚痕，這一冊一九五八年版扉頁蓋有「教育部敬贈」印章的《臺灣文化論集》是我父留下的藏書。時代幻變，人面縹緲，一切都失去了，我生命最後僅餘的就是書：

書魂無紙無字而有記憶呼叫

書籍無人閱讀只好自嘲一番

現實的書無表情但書魂會笑

笑那禁絕書本的下架人間

五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我向電腦屏幕中的大部份沒有臉孔的學生，低聲說再見，是真正的再見，真正的最後一課，上完了，我開始執拾家中的藏書、雜物和學校研究室的書本、資料、文件，準備放入紙箱。我把堆到高處的書放回地面，過程中不只一次，一整列書失去重心跌墜我身上，書籍知道我要對它們作出的事，書籍最討厭的地方，就是紙箱，書籍寧願火燒、化灰，也不願被封閉，書籍最期待那自由閱讀的眼波。

一整天，我滿面是灰，有時陷入回憶，但餘下日子無多，我收拾心緒，強行關閉一幕一幕記憶的畫面，終於整理成一百一十箱書。時候差不多到了，我在物流公司貨運單的「地址」一項，仍只能填上「台北市」三個字，因為沒辦法，我無從作出確切安排，只訂了十四天防疫旅館，之後須抵台後再尋覓租賃居所。時候到了，一百一十箱書要先行，二〇二二年二月九日，搬運工人花一個上午搬走我積聚數十年的藏書，移到一個倉庫，待我告知確切的台灣地址始付海運。

曾經，我每隔數小時或一兩天作一番自言自語，現在，自言自語在無書的空屋中發出幢幢回音，真正成為對話。沒事的，我知道真正先行的是我，一百一十箱書待命顛渡，像無聲的戰友相隨。二月十一日，與空屋對話了兩天，真正出發了，一百一十箱書等著與我重逢。時代停滯，時代又再流動，書亦如我，走上一條流動的路，之後會否再移動，說實在，真的不知道，完全無法確定、茫無頭緒的，但有書魂相隨，我就是我自己的圖書館，現實的書、存放世間的書終必盡散，唯一百一十箱書魂不散，洗滌笑痕塵土，依約酒醒浩歌，生命或將再度流動，我竭力保存的書魂也不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