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中文科聽說考試,一個近四十年的問題

教育侏羅紀 | by  王証恒 | 2019-09-03

學校課程專責小組委員會6月公布諮詢文件,建議檢討聆聽和說話評核的作用。有網民認為此舉是為推動普教中鋪路,也有人認為改革是走回頭路。其實,在討論中文科公開試應否設聆聽、說話考核之先,還需理清其發展脈絡。本文旨在為課改爭論提供一些背景資料。

一切要從中國語文、中國文學分科開始說起。1968年,教育司(現稱教育局局長)成立委員會就中文、文學分科作諮詢,建議最終在70年代落實。中學中國語文科科目委員會在1975年編訂的《中學中國語文科暫定課程綱要》便是為分科而設,觀乎課綱,當時中文科的主要目標在於培訓學生的語文思考能力,至於學生對中國文學的認識、興趣,則屬次要目標。前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任施仲謀教授就曾撰文批評,當時課改只強調語文能力訓練,是「走進了『唯工具論』的死胡同」。

這情況在中國語文及文化科成立後有所改變。1986年,香港教育統籌委員會於〈第二號報告書〉首次提出在中六開設中化科。1988年,教育署官員蘇輝祖在一場演講中曾言,中文課程應該「文道合一」,強調中文科除了語文運用外,也應該兼顧文化、品德等元素。1989年11月,「中六工作小組」正式發表報告書,建議在1992-1993年度於中六開設中化科。

觀乎中化科的課程綱要,其目標是培養「鞏固學生已往所學的中國語文基本知識,提高學生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等語文能力,尤其著重思維的訓練與語文的實際應用」,相較於以往,課程更重視文化等元素。

但與此同時,中化科的考制改革也提升了科目的實用性,更首次將聆聽、說話列入考核範圍。1989年的《中六教育工作小組報告書》明言,中化科的功能應與英語運用科相同,目的之一是加強學生的語文運用能力,如講及寫,以及他們對語法結構及修辭的認識。

前考試局(現稱考評局)高級科目主任馮祿德在1993年撰文指,中學中文科的課綱早已將聽說讀寫四項技能訂為教學目標,而中化科的考評制度應予以配合。他也強調,中化科會將「最具代表性或對學生前途具有價值的學習重點」納入考試範圍。過去會考中文科只設讀寫考試,決策者明顯認為聽說考核「對前途具有價值」,才將之列入考試範圍當中。

其實,課程發展議會與考試局就中化科舉辦過多場研討會,其間不乏中學教師質疑其考評設計。有教師認為,中文是香港人的母語,中化科卻要參考第二語言的考核方式,並不合理。也有教師認為中化科試卷的分法繁瑣,建議取消聽說兩張價值不大的考卷。

當然,中化科的考生本在會考中文科取得合格成績,具備一定能力,故尚能夠應付五卷考核。另外,在報讀大學時,中化科一般只計半科成績,只要合格,即不會造成太大影響。也許因為如此,中化科在落實後未有招來太大爭議。

但在新高中實施以後,中文科公開試的問題開始浮現,甚至被稱為「死亡之卷」。2006年,中學會考仍然只考讀寫兩卷。自 2007年起,會考中文分別設閱讀、寫作、聆聽、說話、綜合能力卷,這考核模式基本上延續到文憑試。

須知,文憑試有別於舊制高考,中文是計全科而非半科,對升學的影響更大。而且,預科只設中、英兩個必修科,而文憑試設中、英、數、通識四個必修科,如果考卷繁瑣,兼重各種技能考核,學生便需要花費大量時間操練。

固然,文憑試選修科考核內容的廣度、深度與舊制高考不可比擬。然而,高考考生已經過會考初步篩選,確保有一定學習能力,而文憑試考生能力則較參差,故考制更需要顧及學習差異。

面對如斯困局,局方認為最直截了當的解決方法是簡化考制。事實上,聆聽及綜合能力卷早於2016年合併為一份考卷,中文科的考卷總數已經由5份減為4份。到了2017年,時任考評局秘書長唐創時進一步提出將中文科減至只考讀寫兩卷,他的理據是比較兩岸三地的中文考制,就只有香港設聆聽、說話考卷,既然文憑試必修科目已達四科之多,為減師生壓力,不如只考讀寫兩卷。及至今年6月,課程專責小組委員會終於發表諮詢報告,建議改革考制。

是次考改之所以招來眾議,當然是因為過去政府謊言道盡,尤其是特首林鄭月娥、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竟然以台灣陳同佳案為由推動《逃犯條例》修訂,將在內地犯法的港人移送中國,實在荒謬之至。經此事過後,官民幾乎徹底失去互信,市民不得不對政府的政策抽絲剝繭,唯恐當中有甚麼「魔鬼細節」。政府如此無能、失德,市民的恐懼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中文考改始終有其歷史脈絡,對於支持、反對者而言,認清其沿革實在有助作出更準確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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