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公開試只是分流與成長,不是人格評核

教育侏羅紀 | by  黃柏熹 | 2019-07-16

是的。一如以往,「狀元」(還有「超級狀元」,到底是誰發明的用語)會成為新聞報道的焦點。譬如幾個名校考生坐在一眾新聞機構的名牌旁邊,像一個小型的記者會,從容地回答各種問題。或許他們也沒有想過,不過是考了一場公開試,忽然就變成代表,回答各種與考試無關的問題。如果說「反對修例」,會獲得掌聲,如果說「不認同暴力抗爭」,就立即挑動了人們的神經。傳媒顯然是有意為之的,促令讀者以輿論的標準來量度學生的說話,沒有人記得他們不過是剛剛從一整套陳舊的應試教育裡走出來的年輕人,沒有人問過為甚麼考獲優異成績就代表他們的發言有代表性,沒有人提出這種媒體操作的不堪與傷害。沒有,每年如是。

或者可以反過來想,是怎樣的條件,令這幾位學生考獲如此優異的考試成績?可能有一部份是運氣,有一部份是家庭和經濟背景,剩下來的,就是他們對考試的投入程度,諸如花多少心力溫習考試範圍、熟悉考試題型、操練歷屆試卷等等。想想大家讀高中那幾年,這個以考試為依歸的教育制度,正是要求學生投入考試,而非投入社會參與,亦非以學生對政治氣候的認知程度來決定整體成績。換句話說,我們的公開試制度,很少(甚至從來沒有)鼓勵學生投入社會參與。那麼,這幾位考獲優異成績的同學,為何像要面對另一場考試一樣,突然要政治表態,突然要被公眾輿論量度他們的說話?如果一位同學說︰「對不起,我不知道該怎樣回答這些問題。」我們能怪他嗎?我們的教育制度有鼓勵過他們懂得甚麼嗎?這套教育制度,難道不是我們所默許的嗎?各位看倌,各位成年人與既得利益者。

事實是,這場「狀元」政治表態的戲碼,根本與大部份人沒有關係,跟大部份公開試考生沒有關係,甚至,跟「狀元」自己也沒有太大關係。公開試不是甚麼人格評核,它不過是一個分流系統,配合大專院校的設置,讓不同的人進入不同的位置,然後繼續各自的人生。所謂「狀元」,不過是成績比較好,所以在這種設置裡,他們可以報讀成績要求較高的學科;而其他考生也有自己要走進去的位置,不同的學科,不同的學位,最後是不同的人生。雖然背後有更大的政經脈絡影響著,但,至少在這種生活的轉變上,每位年輕的考生都是均等的,每個人都將經歷成長。「放榜」本來就是成長階段的一部份,只是傳媒總是莫名其妙地,將其剪裁成政治表態或精英文化的戲碼,呈現出慶祝與附和考試制度的狂歡。

離開聚焦的鏡頭,考生真正需要面對的,不是傳媒那些莫名其妙的問題,而是結果和抉擇。成績理想或合乎預期的,固然可以順利報讀心儀的學科,失望或未如理想的,就要為自己作合適的打算。中學畢業,代表你要離開一班相熟的友朋,離開熟悉的姿勢,一頭栽進更廣袤的未知裡。愈是發現,人的遭遇,最終都是由自己承擔的。少年在其中,經歷多少成功與失敗,自我認同如何構成或沖散,面對的是順境抑或災難,那些跌跌撞撞的生活,才是成長故事的主線劇情。為何不多點關心這些呢。

而我們總是善於忘記的人。多年討論過的課業壓力、學童自殺問題,教育未改,我們又再一次回到慶祝考試制度的狂歡情懷裡,彷彿在度過一場節日。那麼多青年仍然活在一半的苦牢裡,被擠壓與定義成社會期望的種種。想想一個人為甚麼要自殺吧,自己與自己過不去,更核心的原因是甚麼。為何總得在這種歡慶的日子忘記呢。「死掉的人一直都是死著的,可是我們以後卻不得不活下去」,《挪威的森林》裡這樣說著。而我也只能寫這些字,活著是一種羞恥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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