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校長與壞學生

（編按：原文刊於2009年10月8日及9日的《am730》，感謝作者授權轉載。現文題為編輯所擬。文章記述了高錕任校長期間，關懷照顧學生的溫暖點滴；梁文道也在文中懷念高錕校長，與中大一代開放包容、容許挑戰權威的學風。）

我以前從來都不覺得香港的大學有多好。你看那些學生，畢業典禮總是人人手抱一隻毛毛熊，不說還以為是幼稚園結業呢。至於老師，不是不好，只不過研究多用英文出版，而且以論文為主，書局很難見得著，不像大陸學者，著作等身的人多得是，一大堆擺在書店，威風得不得了。校園氣氛就更不要提了，許多大牌學人來演講，也都只有小貓幾隻去捧場；學術沙龍？那是甚麼東西呀？沒聽過！

直到近年在大陸跑多了，見過不少名牌學府的另一面，聽過不少著名大師幫的笑話，了解到整個高等教育界的運作方式之後；我才知道，原來香港的大學也不算太差。 你看，我的母校——香港中文大學的前校長高錕，拿了諾貝爾獎，這難道不是很威風嗎？坦白講，當年我唸書的時候可不以為他有這麼厲害；相反地，我們一幫學生甚至認為他只不過是個糟老頭罷了。我的一個同學是那時學生報的編輯，趕在高錕退休之前，在報上發了一篇文章，總結他的政績，標題裡有一句「校長任內一事無成」，大家看了都拍手叫好。

不只如此，他還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請，出任「港事顧問」，替將來的回歸大業出謀獻策。很多同學都被高錕的舉動激怒了，大家認為這是學術向政治獻媚的表現，堂堂一校之長，怎能這麼容易就被統戰？又怎麼這麼迫不及待地跑出去向未來的當權者示好呢？於是在一次大型集會上面（好像是畢業典禮），學生會發難了，他們在底下站起來，指著台上的校長大叫：「高錕可恥！」而高錕的表情，明顯不好。

後來，一幫更激進的同學主張打倒行之有年的迎新營，因為那是洗腦工程，拼命向新生灌輸以母校為榮的自豪感，很不要得。就在高錕對新生發表歡迎演講的那一天，他們衝上去圍住了他，塞給他一根套上了避孕套的麥克風，意思自然是要他閉嘴。現場一片譁然，他的表情？還是不太好。

後來我們才在報紙上看清楚他的回應。當時有記者跑去追問正要離開的校長：「校長！你會懲罰這些學生嗎？」高錕馬上停下來，回頭很不解地反問那個記者：「懲罰？我為甚麼要罰我的學生？」

畢業之後，我才從當年幹過學生會和學生報的老同學那裡得知，原來高錕每年都會親筆寫信給他們，感謝他們的工作。不只如此，他怕這些熱心搞事的學生，忙得沒機會和大家一樣去打暑期工，所以每年都會自掏腰包，私下捐給這兩個組織各兩萬港幣的補助金，請他們自行分配給家境比較困難的同學。

我那位臭罵他「一事無成」的同門，正是當年的獲益者之一。今天他已經回到母校任教了，在電話裡他笑呵呵地告訴我：「我們就年年拿錢年年罵，他就年年挨罵年年給」。

上個月，我們中大人戲稱為「殖民地大學」的香港大學也出了條新聞，他們把名譽院士的榮銜頒給了宿舍「大學堂」的老校工「三嫂」袁蘇妺，因為「她以自己的生命，影響了大學住宿生的生命」。這位八十二歲，連字都不識的老太太，不只把學生們的肚皮照顧得無微不至，還不時要充當他們的愛情顧問，在他們人生路上遇到困難的時候，以自己的歲月澆灌他們茫然的青茅，所以一向有「大學堂三寶」之一的稱號。

那一天，「三嫂」戴著神氣的院士圓帽，穿上紅黑相間的學袍，是一眾重量級學者之間最燦爛的巨星。她一上台，底下的老校友就站起來大聲吶喊，掌聲雷動；不管他們的頭髮是黑是白，不管他們現在是高官議員還是富商名流，他們都是她的孩子。

我和高錕可就從來沒這麼親近過了。八年裡頭，我只當面對他說過一句話。那天和幾個同學從圖書館出來，正好見到他走在前面，馬上揉搓成了一團紙朝他丟過去。他一回頭，我就指著另一個同學笑著大喊：「校長，你看他居然亂丟垃圾！」總是笑得有點傻的校長一如以往，頓了一頓才反應過來，慢吞吞地說：「這就不太好了。」我們立即笑做一團，看著他的背影漸漸遠去。前一陣子，唐英年跑到中大演講「領導的藝術」，居然大談甚麼「包容是領導最重要的美德」，我忍不住搖頭輕嘆：「你來我們這裡講包容？」

聽說高錕得了輕度老人癡呆症，最近記性有點衰退了。這也不是不好的，因為我希望他忘記當年我們的惡作劇，忘記我們侮辱他的種種言行。

但我是多麼多麼地盼望他，我們的老校長，能夠記住他剛剛得到的是諾貝爾獎，記住他提出光纖構想時的喜悅，記住我們畢業之後，偶爾在街上碰見他時，笑著對他鞠躬請安「校長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