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學校風氣】敢言文化才是必由之路

教育侏羅紀 | by  施安娜 | 2019-03-26

報載又有校園欺凌,被欺凌者是老師。


李東海小學老師輕生事件中,最讓我震撼是這兩句話:「我當時唔出聲,好似幫兇!」、「是我們的懦弱,助長某人氣焰」。這是該校老師指自己當時因懦弱不敢仗義執言,自責助紂為虐,令對方走上絕路,因此感到愧疚和自責。


面對惡劣的工作環境、遇上不理想的上司,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你會怎樣﹖或曰:槌仔揼釘釘揼木,校長和老師都有來自上頭的壓力。仿佛大家都是身不由己,只期望碰上好上司。這與古時期望一個好皇帝一樣,這不過是如金耀基在《中國傳統社會》裡講的賢人政治,這是一種由上而下的理想管治模式,這種文化,在中國人的社會裡可謂根深柢固。


唐太宗與魏徵的君臣關係常被稱頌,幾千年來被歌頌的敢言與納諫的佳話。敢言與納諫好像是孿生兒,這是中國文化中自古便鼓勵的上司與下屬的關係,尤其是納諫,常被歌頌,這是英明的在上者。只是願意納諫的開明在上者不常有,與其期望納諫,不如勇於發言。敢言,指出問題所在、揭出不公不義,本身便是一種力量,讓獨裁、濫權者不敢肆無忌憚、讓被欺凌者得到聲援。敢言誠然與敢言者的性格與識見有關,但更重要的是要有敢言的文化,那才不致讓個別的敢言者單打獨鬥,甚至「壯烈犧牲」。


仗義執言為甚麼那麼難﹖因為人人都有所怕,就算是在學校這辦教育的地方,我們害怕的,可能只是在指出問題後,上司不再和你有說有笑;或是透過職權反複查卷、調低績效評估分數;嚴重的可能是威嚇辭職、丟了飯碗。敢言者常常要付出代價,中國人最愛說槍打出頭鳥,因而我們都期望別人為自己發聲,我們只做好自己的事,他們管這叫「小農心態」。聽說這是幾千年來中國人的特質,習慣了只等賢君,碰不上只能怨自己倒霉。


我們退而求其次,鼓勵吹哨者,鼓勵內部人員勇於揭發不法,正如東華三院處理李東海小學事件,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承諾提供資料者的私隱保密,不用擔心與調查委員會會面有任何後果,這種免責的做法便得到不少稱許,因為我們都明白給予吹哨者更多保護,才能讓知情人士能夠無後顧之憂的積極檢舉不法。吹哨誠然也需要勇氣,然而那是一種私下的的行為,往往是單打獨鬥的,不是公然指出問題所在,當然保護吹哨者的制度也是需要的,可是免責的做法只是先讓吹哨者「戴上頭盔」而已。


敢言的文化卻不同,在於公開的,一旦形成了,也可以營建群眾的力量,往往是對其他人的鼓勵、示範與教育,對於不公不義人人有發聲的責任,是更健康的處理問題的方法。只是若害怕因仗義執言而對自己不利,則往往投鼠忌器,因而噤聲,造成如李東海小學林老師的同事那種自責助紂為虐,令對方走上絕路的遺憾。因此,在仍未培養出敢言文化的校園,保護發聲者的制度是更重要的。



保護發聲者的制度,有助於推進敢言文化,在制度上讓人有免於恐懼的自由,讓校園成為一個敢言的地方,這不但有助於學校機構具健康的管理,也是對我們的莘莘學子的良好教育示範。


如何培養出敢言文化,重點在於發聲者不須負不合理的代價,發聲者不會動輒被清算、處理、懲罸,簡單至不讓發聲者被無故地反複查卷、查簿,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甚麼情況下才會複查試卷、績效評估的依據如何,有所限制,不至擾民而又不失專業。而制度不該是由上而下的條款,而是由全部員工共同制定的。校政民主化,就從保護發聲者的制度開始。在校內營造敢言的環境,鼓勵提出意見。


仗義執言的勇氣,往往透過鍛鍊與實踐,由提供敢言的土壤,建立一套保護發聲者的制度開始,讓敢言成為習慣,不做鵪鶉不戴頭盔,過磊落真誠的生活,正是哈維爾在《無權勢者的力量》中提出的對抗獨裁的方法,在這政治上日益趨向獨裁與專制的大環境,我們更需要有敢言的勇氣。


法團校董會成員的組成要改善、教育局的監察角色要加強,這些都是制度,但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保護發聲者的制度,法團校董會也好、教育局也好,責無旁貸。鼓勵教師,也鼓勵學生,仗義執言,這才是最好的教育,而不是犬儒地面對我們所見的不公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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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安娜

曾經醉心文學,可是在面對這個謊言充斥的荒謬世代,只好做一個國王新衣裡的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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