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佰》:四齣戲的沈醉與荒腔

影評 | by  廖偉棠 | 2020-09-04

去年管虎的《八佰》撤檔,險些成為禁片,這本來是一部冒險描寫國軍著名的「四行倉庫守衛戰」的大陸電影的恰當命運。而現實的戲劇性更出乎意料,撤檔讓《八佰》避過去年大陸熱門片的內鬥,又遇上半年疫情影響下的片荒,暑假重新上檔,果然成為票房冠軍。


我就像任何一個對「禁片」偏心的觀眾,對《八佰》還是寄予厚望的。不提下半場的煽情過度和敘事散亂,電影上半場的展開讓人期待,也明顯有別與大多數的中國「主旋律」戰爭片——它描寫著一群平庸百姓的戰爭,而不是英雄們的戰爭。


「晚稻就要收了,你們還不回去?」電影開頭這句台詞可能是全片最打動我的一句,而不是後半段的愛國說教。湖北農民們拉雜成軍的保安團,並非為著家國大業前來馳援淞滬戰役,然而他們到達上海的時候,國軍已經慘敗,散兵們被歸攏進經歷過三次補員的四行倉庫孤軍中,似乎是死路一條,回不去了。


這句話讓人隱約想到詩人奧登《戰時十四行》中最著名的第十八首,寫於抗戰中的中國,詩這樣寫一位農民出身的士兵之死:


「他在中國變為塵土,以便在他日

我們的女兒得以熱愛這人間,

不再為狗所凌辱;也為了使有山、

有水、有房屋的地方,也能有人煙。」


人煙是關鍵詞,有人煙才有晚稻的豐收日,或者說收成才有意義。塵土、炮灰一般的犧牲到底有什麼意義?這是《八佰》嘗試回答的第一重要的問題,但可惜,這個問題得不到紮實的回答,電影反覆出現的一句:「待我成塵時,你將見我的微笑」,如此輕飄無實質內涵,像流行歌詞,完全擔不起犧牲的重量。


《外出偷馬》:並未被偷走的一生


《八佰》前半段拍攝的蘇州河對岸租界歌舞昇平的樣子,已經足以反諷塵土的意義,相對於奧登的讚頌,反而更接近奧登的中國弟子穆旦的詩《祭(又名:有錢出錢,有力出力)》:


「昨天我碰見了年輕的廠主,我的朋友,

而感嘆著報上的傷亡。我們跳了一點鐘

狐步,又喝些酒。忽然他覺得自己身上

長了剛毛,腳下濡著血⋯⋯」


可以說租界裡的人大多數都屬於只感嘆「報上的傷亡」的特種國人,但四行倉庫一役和他們的距離近得可怕,迫使他們不能只把傷亡在報上看,而是赤裸裸看到血肉之軀的撕裂,這一幕的意義,雖未能如蔣介石之願喚醒列強,卻多少如謝晉元團長之願喚醒了一些裝睡的國人,讓他們意識到抗日不是隔江之戲,和租界裡戲台上的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有本質的不同。


這一層「看戲」的關係,自然成為《八佰》所要營造的精神象徵世界的重心,也盡顯導演管虎的用心。《八佰》的戲中戲至少有四個,《走麥城》、《長阪坡》、《定軍山》,還有沒唱的《挑滑車》。其中《走麥城》是以關羽之敗對應大歷史中國軍的慘敗,《長阪坡》則是小主角「小湖北」心中依稀的浪漫英雄幻想,呼應「孤軍」;《定軍山》則是逃兵老鐵最後突變時的自我期許。可以說這三部戲都是《八佰》的面子,但《挑滑車》才是裡子,才是「八百壯士」最悲壯又殘酷的現實,可惜的是電影一筆帶過。


劇中隔岸的一個京戲演員看到對面四行倉庫暫時守住了,便說今晚咱唱《挑滑車》吧,另一個演員說「不,唱《長坂坡》」。《長坂坡》唱的是《三國演義》第四十一回「趙子龍單騎救主」,是演義中最具有西方悲劇孤膽英雄氣質的一幕。管虎經由「小湖北」的想像,在影像上大做文章,試圖建立一個其實尚未存在的中國人形象,其用心可嘉,但電影邏輯上卻沒說通。 對比《走麥城》,導演用兩個同為戲迷的士兵交流關雲長與趙子龍的不同,說「關老爺講的是兄弟情義,趙子龍不一樣,他護著國呢!」試圖把樸素的兄弟情義提昇到「丈夫許國」的大義,實際上與前半段營造的人性鮮活構成衝突,導演卻不管,在電影中讓小湖北的兄長們一個個死去,使最後他不得不接受大義,這個昇華頗為生硬。


為了突出趙子龍的象徵,除了戲劇形象,管虎還加入了一匹神靈般的白馬。這匹出入戰區如夢似幻的白馬,的確是影像的一個亮點,雖然有讓人想到導演前作《老炮兒》中的鴕鳥,仍不失其詩意。此後送國旗女童軍的著裝改變(不穿綠色童軍裝而穿白色),也是為了呼應白馬,甚至白馬最後一次出現時,它身邊的四行倉庫殘垣也呈現馬的形狀⋯⋯這一切反覆渲染,在一部戰爭片裡面是難得的,能看出管虎想通過象徵來超越戰爭「成王敗寇」定律的努力。


同時,老鐵最後舞大刀一段也是向《老炮兒》裡馮小剛揮舞軍刀一幕「致敬」,其悲壯與荒謬並重,尤其老鐵還唱著《定軍山》裡老黃忠的著名唱段:「頭通鼓,戰飯造;二通鼓,緊戰袍;三通鼓,刀出鞘;四通鼓,把兵交!」配上莫須有的風雪,具有了一股老鐵配不上的莊嚴——當然,一個農民兵可以有這種莊嚴,只是電影未有論證其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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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如何,趙子龍、白馬與老黃忠,這三個形象可圈可點。最起碼,它暗示了戲曲、話本這些民間流傳的守土意識在這些大字不識的農民兵心中刻骨銘心,就像自殺攻擊的陳樹生留下的「捨身取義」四字,儒家精神殘存在他們身上而不是中國政界那些充滿算計的上層人物中,而團長謝晉元本應是後者,但成為被棄孤軍後他選擇了前者,電影以他最終騎上了白馬前去與日本軍官談判隱喻了這一點。


就像美工設計四行倉庫裡的那幅貌似突兀的《維納斯的誕生》一樣,它們都隱喻著「一切都變了,一個可怕的美已經誕生」(葉慈詩)和「一個民族已經起來」(穆旦詩)。以上,是《八佰》最讓人驚豔的,即使它僅僅在形式上寄寓了對這個國族的理想。


如果不談抗戰電影可能配合了黨政宣傳的反日情緒,四行倉庫孤軍在歷史的正面意義,就是教曉一個民族要有尊嚴。即使七十萬國軍敗退了,不撤的八百壯士還能證明楚雖三戶的尊嚴。這一剎那的固執,讓我聯想去年香港的理大保衛戰,也是爭一口氣、傳一盞燈——而不是如某些批評說的,是一種表演。


現實中的八百壯士也不是表演,輿論戰也是戰策之一種,怎能把以一個個真實生命換來的宣言叫表演?電影裡黃曉明飾演的軍官說得對:「歷史會記住這裡」,但不只是因為抗日,更是因為那一刻是一個已經被判為最犬儒的民族最有尊嚴的時刻。


不只是否因為審查刪減,電影對逃兵組成的敢死隊的結局沒有後續交代,對其後進入租界的三百多國軍的悲慘結局也沒有丁點暗示——字幕說明都沒有。這跟電影裡那面不能出現的中華民國國旗一樣意味深長,因為這面國旗才是電影後半段孤軍誓死捍衛的象徵。忠實於現實的慘淡也許更能震撼人,《挑滑車》表現《說岳全傳》裡武將高寵以極端慘烈的犧牲證明自身價值的命運,也許更貼近孤軍的命運,可惜,這只能是電影裡沒被唱出來的一齣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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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棠

詩人、作家、攝影師,近作有《櫻桃與金剛》、《微暗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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