窮途過後，青春才剛開始 —— 訪《白日青春》劉國瑞
過去一年，香港好幾部香港電影都起用四字片名，似乎變了某種年輕導演之間的不成文慣例。不過《白日青春》實在最有文學味道，明明是關於「的士狗」與南亞小男孩的逃亡之旅，片名卻借用清代詩人袁枚的名句，跟劉國瑞這個一臉溫文的「書生型」導演倒是相襯。他笑著自我介紹：「我最初的志願真是想讀文學。我喜歡旅行，喜歡周圍走，有一段時間很想周遊列國，在 Cafe 待一個下午，看看書，做個旅遊作家。」
「想走」是一種本能反應
以讀書人來說，劉國瑞的涉獵書目相信亦很獨特，我們完全跳過「白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這句《白日青春》的宣傳標語，他轉而興致勃勃談起寒武紀大爆發。
「寒武紀之前，地球上其實只有很少物種。從物種演化角度去看，人類為何走到今時今日？為什麼我們祖先會開始演化？因為當時有些東西在變化，令他們受刺激走了出去，不再長期 stay 在一個地方，處於某個安穩的環境。因為他們走了出來，我們才有今時今日這麼豐富的文化，不同的語言、人種。」
離開，還是留下，走與不走，是這幾年許多香港人都必須做的抉擇，也是劉國瑞在《白日青春》裡借巴基斯坦男孩哈山／莫青春的偷渡故事所提出的問題。「我覺得要『走』很正常。在這部電影，所有人都嚮往更好的生活，哈山便問陳白日為什麼大家都喜歡來香港。陳白日說：因為人人都嚮往安穩的生活。」故事裡，陳白日就是年輕時從中國大陸游水偷渡到香港，幾十年後，他決定送一個萍水相逢的小男孩偷渡，讓他走出香港。「『走』是一個很自然的本能生理反應，大家都想去一個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不覺得就是一個壞事，亦不覺得『走』是一個不好的決定。不論是難民，或者是以前偷渡來香港的人，甚至現在想移民的人都好，實際上是一種本能反應，而這種本能反應走出去，會令到我們的社會世界更多元。」
「當然，現在最大的困境是我們的社會有很多制度，包括移民制度。在現代國家的框架下，移民會產生一些實質問題。除了你的居住地、你的國藉、身分也會變。覺得在香港生活不好，想移民去台灣，但就有很多規條在其中，這是我在現代社會很 confused 的地方，我不敢說這很荒謬，社會制度的運行都有其原因。但我經常會思考，我們的祖先走了出去，令我們擁有更好的生活，但我們反而困在自己劃死的邊界之中。以人類的發展史來說，又好像是一件幾荒謬的事情。可能因為我的家族史就是這樣，我的太爺從中國走到馬來西亞，我由馬來西亞走到香港。」
異鄉人眼中的異鄉人
劉國瑞憶述，他是在 2008 年從馬來西亞來香港讀書：「即是北京奧運，那時是香港最有凝聚力的一刻。」
「到香港讀了三年大學，身邊有很多留學生，有些同樣來自馬來西亞，有些可能是大陸，有些是台灣，大家對於讀完書之後要不要留在香港其實都有很多討論。畢業之後，我都猶豫過是否要去其他地方，是有許多掙扎的，直到 2015 年我在香港住了七年，拿到永久居民身份證，是 officially、legally 成為香港人了，我就開始思考，究竟什麼是香港人，所以那時參加鮮浪潮，想嘗試處理香港人的一些身份認同問題。」
成為「永久性」香港人翌年，劉國瑞執導拍攝《九號公路》，故事講述一個香港男生愛上一口台灣腔的女生，以為對方是台灣留學生，其實女生來自中國廈門。「但後來我不太滿意，原因是我想嘗試去處理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但這本身不是我應該要去處理的。」
劉國瑞接著解釋：「就算我處理到亦覺得很尷尬，因為香港人會覺得好像不對，譬如，我最早跟別人說起《白日青春》，提到香港是一個移民城市，因為香港在戰後只有幾十萬人，後來幾十年間爆出了幾百萬人，許多都是從中國大陸移民過來，但有些香港人質疑這個說法不對。在他們的理解之中，這個說法不對，但對我來說，是 factual 沒有錯。我是這樣看香港，所以我亦選擇這樣處理《白日青春》，是屬於我的視點，它能否代表香港人的視點？不是說我沒有自信，但是我 defend 不到。」
「所以我會以一個異鄉人的視角去拍香港電影。拍少數族裔，拍巴基斯坦家庭，我反而有種 confident。」從 2018 年執導的短片《末路窮途》到如今第一部劇情長片《白日青春》，劉國瑞轉以巴基斯坦移民／難民家庭為切入點，他坦言，自己也是異鄉人，對邊緣族群的視點跟其他電影人不同：「在香港這麼長時間，在情感上最大的連結就是一種對於未來的不安全感。」
「或者在《白日青春》裡，我是比較少去討論社會制度的問題，因為我覺得在這部電影中它並非重點，我更傾向關心那種對流徙的不安，想描寫兩個不同時代的難民家庭如何在香港相遇，他們雙方都面臨一些家庭關係的崩潰，而問題很多時候是源於他們的互相期盼和不理解。」
「大家可能比較難以理解難民家庭，究竟可不可以走，什麼時候走，如果走不到，就要回到巴基斯坦，但我又不想回去。」他表示，許多故事情節都是在從 research 過程得知：「我自己在香港面對的最大困境是窮，所以我拍的電影全部都關於窮人。但在這部電影，除了窮還有更大的問題。譬如說，哈山的父親是律師，但他無法在香港執業工作，一個壯年男性，但他發揮不到所長，這種感覺其實很 frastrated，在香港其實很多難民都有類似情況。他們希望為子女帶來更好的生活環境，但很多時他們無法自己決定，只能夠無止境等待。」
「哈山從來都沒什麼選擇，他不能夠決定在香港出世，甚至在香港很多事情都輪不到他做決定，父母既不能給他未來，就算陳白日帶著他上路，哈山都決定不到自己可以做什麼。」劉國瑞提及，最早寫的故事大綱，跟如今公映的版本有些不同：「第一個版本的 ending 是哈山在最後一刻拿著槍，快要上船的時候便射爛船艙，讓它慢慢沉下去。想說的是一個從來都沒機會做決定的難民，最後終於能夠自己做決定，那個決定就是，我要留在香港，要直視面對這一切。槍是權力的象徵，而哈山有機會拿著槍的時候，就是他真真正正可以為自己的人生當家作主。我不覺得這必然是說暴力，當然槍會令人聯想到權力，但我覺得他需要一個發聲的工具。」不過，他沒有太具體解釋最終為何要改寫哈山的結局，只說編劇實力不夠老練：「後來發現真的很難寫，所以就沒有用到這個結局。改為最後他都是會上船走。」
《白日青春》的公路旅程
劉國瑞的三部作品，有一個共通點：車和公路。《九號公路》是電單車，《末路窮途》是 Uber，在《白日青春》就是的士，而且都圍繞著一段公路旅程。與他的鄉愁有關。
「我想有幾個原因。因為馬來西亞不同城市之間距離很遠，從小到大我都會經常坐車周圍去，那時爸爸媽媽會坐前邊，小孩便坐後面。公路旅程是我記憶中很重要的一部份，後來在香港生活，機會就比較少。」他接著說：「第二，可能是我喜歡去探索未知的東西，不喜歡做一些別人 expected 的事。所以就很喜歡公路旅行，你在路上必然會看到一些有趣的、沒想過的東西。去台灣會踩單車環島，在馬來西亞沙巴會租電單車，日本會自駕遊，只要有機會我就想坐車，什麼車都好，盡量都是一個 unexpected journey。」
如此說來，當初從馬來西亞來到人生路不熟的香港，也是抱著一腔 unexpected journey 的衝動。是他的寒武紀大爆發吧。劉國瑞笑言：「去香港讀書是我認為最理想的選擇，因為我本身最熟悉的會是台灣和新加坡，但對香港一無所知，又不懂說廣東話。所以我要選一條自己不能 predict 的路去走，喜歡公路旅行，或者在我的創作裡常有『在路上』的故事，都是這種想法。隨著旅程會發現很多可能性。」然而，如果每次都有公路元素，那就變得習以為常：「所以我下一部電影可能就完全不會流動，譬如在一間房裡發生。」
做導演已不是賺到錢的職業
至於為何改變初衷，從少年時代的作家夢變成了另一個電影夢？劉國瑞想了一下，答道：「我想是自己不太喜歡坐定定書寫，過一些很 routine 的生活規律，所以也無法只專注做一件事，會什麼也想嘗試。在成長的過程裡一直都在尋找最適合自己的工作，最後在香港開始拍電視廣告、紀錄片，也有做過影展。」
初入行熬過一段時間，劉國瑞形容自己不擅長處理人情世故，性格不適合拍攝紀錄片，起步較慢，卻需要一些能夠維持生計的手段：「慢慢一路發展，便做了很多年職業編劇。確實有做較多劇情片，但那些電視劇主要不是由我自己策劃，是別人找我寫，是賺錢的。」他說，這一代入行做電影，跟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尤其做導演的付出和回報不成比例，通常也是蝕錢。
「無論拍短片也好，長片也好，你做導演就賺不到錢，除非你做到很 Top 吧。」說罷，轉念又說：「但其實即使做到很 Top 都是蝕錢。做導演已經不是一個可以維生的職業，所以做電影是我的興趣。不過最重要是你能夠找到自己有興趣的題材、人物，以及你自己的視角在哪裡。」
我沒拍過馬來西亞電影
對劉國瑞來說，異鄉人的視角有時是一種創作上的優勢，讓他用近乎旁觀的心態處理議題，但有時很複雜。特別是他本身就無法好好梳理的身份認同。「（好像兩頭不到岸？）怎樣說也會有少許這種感覺，我不會強行說自己一定是馬來西亞人，還是香港人，但如果一定要選擇，我會說自己是馬來西亞人，因為我會有當地人看事物的角度，我的性格，關於我的很多東西，都是馬來西亞給我的。不論國籍，作為人的底子，我就是馬來西亞人，就算我在香港住了這麼多年，是在香港學會怎樣拍戲，認識了很多朋友，接觸到很多工作，但事實上我拍的、我思考的，仍然都很屬於馬來西亞。」
「我不知道蔡明亮是不是，可能他並不會這樣去看，但我自己依然會覺得是一個馬來西亞人，不是說我拍的作品不算香港電影，只不過我知道自己在香港電影的定位是什麼，我有我自己去看香港這個城市所發生的事物的一種態度。」但反過來說，對「馬來西亞導演」這個身份，他亦有些保留：「因為我沒有拍過馬來西亞電影，我不屬於那裡的電影工業，所以我也不會成為馬來西亞電影的代表，始終我的創作脈落都是香港電影的一部份。未來我很希望可以拍馬來西亞的故事，將我在香港十多年來的感受，將我的經歷放進電影裡。」
不過，可能像《白日青春》的結局。送走了哈山，陳白日卻決定自己留下來。似乎呼應著劉國瑞的一些心聲。過去幾年，世界已不像預期，離散時代之中，好些香港的電影導演都陸續移居海外，劉國瑞卻認為自己「勝在」是個局外人，進可攻，退可守，反而不想走。「一直見證著香港社會的變化，到 2010 年反高鐵到 2014 年，加上正在拍紀錄片，身邊認識很多同代拍電影的朋友，令我覺得自己的工作跟社會關係很緊密。會在 2015 年寫《九號公路》，某程度上都是雨傘之後身邊朋友開始有離開的想法，是我住在香港七年以來第一次感受到很失落。《九號公路》某程度上就是在回應那時的氛圍。」
「大家都想走，那我作為一個外人又有什麼理由留在這裡呢？到 2018 年，我參加了香港電影導演會的課程，拍了《末路窮途》，好像找到一個自己在香港社會的定位。去到 2019、2020 年，其實，那時我可以離開到美國讀書，第一當然是《白日青春》這部電影有望開拍，第二就是我突然之間不想離開。雖然我並不屬於這裡，但我在這裡成長，很想見證這個城市這幾年的激烈發展，我不想缺席。」
劉國瑞瑞補充道：「而且，當時我沒太多負擔，沒有子女沒有家庭，很多朋友在拍紀錄片，如果去到某個時候他們再不能拍，我可以接手拍。有了自己很珍惜的東西，想去守護，就會想留在這裡。我覺得自己這幾年最大的變化就是找到想去守護的東西，找到在這裡的存在意義。不論是拍劇情片、紀錄片也好，都會是我在這個城市、這個地方的意義。」
文：紅眼
攝：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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