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金像獎風波及機制爭議——訪新晉導演、業界代表、文化評論人

專訪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3-04-25

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頒獎典禮可能是歷來賽果最受外界質疑的一屆。新一代電影以過半數提名,撐起了半張提名名單,惟最終得獎比例卻相對少,引來坊間質疑:到底金像獎有否真心希望扶持新人、推動世代交替?再加上《給十九歲的我》獲最佳電影的爭議,更增加了外界對金像獎機制的質疑。網絡狠批者眾,但真正在做電影的人怎麼看,到底新世代電影如何能夠有更多支持和機會、機制能否更開放和公平,這些問題都需要具體而切實地談論,也需要業內人士的真誠回應。


在風高浪急中討論這些問題並不容易,本文找到願意受訪的從業者也很難得了。然而,唯有理解各方想法,才可令香港電影朝更好的方向發展。本文希望作一溝通橋梁,讓電影業界人士、金像獎中人、評論人等的看法可以比對、交流、溝通。受訪者包括三位新導演:《正義迴廊》導演何爵天、《流水落花》導演賈勝楓、《殺破狼•貪狼》編劇及《年少日記》導演卓亦謙;還有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田啟文、影評人朗天。下文亦將引用文化評論人李照興與鄧正健於「端傳媒」撰寫的文章、影評人安娜在「豐美股肥」對金像獎賽果的評論等,以表達有理有據的批評的聲音。期待有一天,這些不同立場的聲音可以在同一場合即時對答交鋒,這種公共領域的健康與開放,應為香港之福。



賽果不合輿情、業界論資排輩?


2022年共有34部香港電影,當中近半數都是新導演的作品,有人形容這是香港另一個新浪潮,故金像獎作為業界成績表,有否透過獎項顯示業界給予後浪的重視,自然成為討論焦點,惟坊間對今次賽果並不滿意,衍生了業界太重論資排輩、老人家圍爐一說。


如安娜在「豐美股肥」Facebook撰文直斥「成個活動以至個別頒獎者,開口埋口提起咩新生代、下一輩,但成個工業就票投最established、最有地位同業界資源嘅人。」李照興在「端傳媒」〈 《給十九歲的我》獲獎漠視了什麼?香港電影金像獎41屆以來的最大輿情割裂〉一文亦指賽果顯示金像獎「論資排輩」、「傳統穩健」的傾向,他形容新一代導演已成氣候,作品拼出另一副香港圖像,但賽果卻顯示戀舊,跟不上時代,甚至是對「一整個新世代的認知落差」,導致賽果與輿情割裂。


坊間為新導演抱不平,何爵天亦察覺到整體而言新作品得獎不多,如《正義迴廊》、《窄路微塵》、《飯戲攻心》共包攬37項提名,但最終三部電影只獲四獎。同時他也對《正義》的演員未能獲獎而失望,但作為在賽制競爭的新導演,他不同意因賽果未如意便「輸打贏要」。再者,他和賈勝楓均認為,被提名已是一種肯定,得獎是錦上添花。賈勝楓指獲獎能帶動電影票房,「本來《流水落花》的場次已削減至個位數,但因鄭秀文封后,場次隨即增至30多場,至少能讓更多觀眾有機會欣賞」。而他不同意用「論資排輩」把賽果一概而論,每個獎項的評論準則皆不同,故以戲論戲、以獎論獎,個別審視每個獎項結果,才不失公允。


近年多次出任金像獎頒獎典禮創作組,並曾兩度擔任金像獎頒獎典禮創作總監的卓亦謙則從製作角度回應論資排輩一說。他指近年金像獎銳意年輕化,由奧斯卡出爐影后楊紫瓊頒發最佳新演員獎,足見金像獎對承先啟後,培育新晉的重視。他又舉例說,第38屆金像獎不惜工本也要破例由32位新演員同時擔任主持,「只因爾冬陞先生當時去看電影,驚覺多了不少陌生的新面孔,便決意把他們帶到金像獎的舞台上亮相。」或者,金像獎有用他們的方式去對新世代表示重視,只是外界覺得並未足夠。


另外李照興在文中亦提醒,「論資排輩」並不只是指年齡上,而更關乎個人在行業裡的資歷與地位。如先後多次獲提名的韋家輝及鄭秀文,也是在等待近四分一世紀後,才首度獲得個人重要獎項。就這點,朗天認為論資排輩在華人社會屬固有風氣,不同行業或多或少都存在,但是次賽果又不必然反映此現象,反認為是競爭激烈之故,「好比奧斯卡,很多人一輩子都拿不到大獎」。朗天續說,業界早有關注青黃不接的問題並作出對策,近年推出一系列措施,如首部劇情電影計劃、電影製作融資計畫、鮮浪潮等等,才成就今日眾多新導演的出現。「不少電影人如許鞍華,亦將近年香港電影的景象比作當年的香港新浪潮,如今金像獎這份提名名單,足以代表業界對新一代的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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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圈子把持?解構金像獎機制


對賽果的不滿,引發了坊間對金像獎賽制的質疑。有評論認為,正因金像獎是業內人士票選的工業獎,人脈因素有機會左右賽果,難免會有不公之嫌,昔日影人蕭若元更嚴斥金像獎為小圈子遊戲。要理解金像獎是否公允,必先理解箇中機制。


金像獎採用的是同行評議機制,得獎作品需經過兩輪投票決定,投票方法屬「分組點票」形式:


第一輪經由1600多位「香港電影金像獎選民」(50%)及120名「第一輪專業評審團」(50%)投票選出,各個獎項得票最高首五名作品即可入圍,進入第二輪評選。第二輪由約1100名金像獎十四個屬會會員(45%)及75名「第二輪專業評審團」(55%)選出得獎者。規矩亦定明:


(1)專業評審團是由業界屬會推介,再由抽籤決定其投票輪次。

(2)每一個人只可連續兩年出任專業評委,為輪替制。

(3)每個專業評委只要有作品獲提名,就會自動失去專業評審資格。


由此可見,「專業評審團」的角色攸關重要。雖然有人認為,由只得75人組成,卻掌握55%票數的評審團定勝負,會出現「票值不均」的情況,但從上述機制可見,「輪替制」嘗試避免出現壟斷的狀況,而獲提名者不能投票,或可避免利益衝突的狀況。


曾任金像獎董事的田啟文,今年已退下火線,他個人便認為金像獎的機制,已反映結果「絕不可能由一人或一小撮人獨攬或把持」。他解釋金像獎只是平台,不能決議評審組成,故由業界屬會推介行業代表作「專業評審團」,是為最合理的處理,也是對該行業的尊重,而評審團投票名單由抽籤決定,也是避免出現人為操控。再者,「專業評審團」包含活躍於業界的各年齡層人士,不只是以「守舊」或「年長」的持份者組成,若坊間有所質疑,建議查看專業評審名單再作判斷。據知第一輪專業評審成員包括文雋、莊文強、趙善恆、蔡瀚億、游乃海、黃修平、黃真真、毛舜筠、周秀娜、林家棟、游學修、rubberband 6號、葉七城、羅展鳳等。第二輪專業評審成員則包括彭秀慧、余安安、吳君如、錢嘉樂、田啟文、金培達、潘達培、周冬雨、彭志銘等。


田啟文接續分享曾任金像獎「評選事務組」副主任的經歷,指出金像獎一直努力完善機制,每年都會就評選機制開會討論。2016年《十年》獲最佳電影後,曾有電影商要求金像獎改制,最後金像獎決定保留原有制度,並增加了「專業評審團」的選民人數,在第一二輪投票中各增加了20位評審,總人數由155位增加至195位。此舉嘗試平衡各方意見,既保留以專業角度評選電影之餘,亦增加專業評審團的代表性。



備受批評,金像獎還要捍衛機制及賽果?


機制另一爭端,在於《給十九歲的我》無法退選金像獎並獲頒最佳電影一事。《給》因倫理風波煞停公映並宣布退選,故無法提供影片給金像獎,惟當時金像獎以董事局「無權力褫奪任何已獲得提名的資格」為由拒絕其退選申請。不過,金像獎細則列明,入圍電影如未能提供影片,大會有權取消其提名資格。那麼金像獎何以沒有行使退選的權利?大會如何確保選民看過電影後才投票?由拒絕退選到輿論反彈下,金像獎捍衛賽果是否冥頑不靈?


就此,李照興在文中為金像獎辯解,指出「不輕易因不同的輿論及壓力而隨便修改規則或濫用特權」來干預結果,其實是一種擔當。朗天以《十年》獲最佳電影為例,指出金像獎冒著極大的壓力,亦堅持尊重賽果,正是「服從機制、尊重民主精神」。


另一方面,由於《給》是第一輪投票結束後才宣布退選,有人質疑第二輪投票的評審若在未有觀看《給》的情況下,便要進行投票工作難保公允。朗天指任何機制都有不完善之處,始終金像獎並非行金馬獎或其他國際影展的評審制,無法確保所有人都看過電影;但金像獎一直努力完善機制,他憶述在九十年代,香港曾出現電影公司發動員工票投所屬公司出品之電影的現象,金像獎引入「專業評審團」,也是希望不完全依靠業界的員工,避免選民在未有觀影的情況下投票,甚至2014、15年開始,金像獎更會安排試片場,或讓評審透過網上連結觀影。他隨後說,《給》上映優先場以來已達千萬票房,相信大部分評審都已看過該作品。


田啟文是第二輪專業評審成員之一。在他個人而言,沒有看過作品就不會投票,以免有失公正。但他表示依然會服從遊戲結果,尊重機制,而「一竹篙打一船人」並不可取,因為一部電影獲獎「是因為它的得票比數贏了,卻不代表所有業界人士皆屬意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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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最佳電影」?業內人士的評選準則?


不過,在一片爭議下,《給》卻依然獲獎,令坊間不禁質疑業界對「最佳電影」以至其他獎項的評核準則。那該是側重作品的藝術表現、倫理道德,還是觀眾口味,各種考量因素所佔比重又應如何拿捏?單是本文受訪者已有不同取態,如影評人朗天側重藝術價值、導演與編劇的賈勝楓則著重電影工藝及思想,想來這問題本就是答案眾說紛紜。


田啟文指,「金像獎不會干涉任何人的投票意向,大會相信評審是憑個人的專業去評論電影,不同人、不同崗位自有不同準則,把各種因素綜合考慮。」正因如此,業界集體的評核「傾向」總是搖擺不定。李照興在文中點出,評審準則常擺盪於「工業意識」與「時代意識」之間,所謂「工業意識」,即側重於資歷、製作難度,以及是否符合一貫港產片的特質作考量。他舉例說,《英雄本色》工藝上既是珍品,亦有回應當時社會,屬兩種意識的結合,至於《十年》則貼近時代意識,而《給十九歲的我》此番獲獎,既是對其十年製作的肯定,屬「工業意識」傾向,然撇除倫理道德,《給》亦有紀錄我城時代變遷的元素,或在「時代意識」上有加分,故獲票選。


朗天先以今年金像獎與香港電影導演會、電影評論學會的賽果相近,證明評核準則雖然主觀,但業界的選擇存在一致性。他解釋電影始終是「一盤生意」,業界必然以利益為首要準則,但所謂利益,不只是和票房或觀眾的喜好有關,而是「考慮到電影的投資和規模,是否對電影工業具提振作用」,或者讀者可從這些地方理解何謂工業標準。他舉例第28屆金像獎的最佳導演由許鞍華以《天水圍的日與夜》奪得,但最佳電影卻頒予《葉問》,原因在於前者製作費只有一百多萬港幣,票房亦不甚理想,若獲獎或會令投資者日後投放更少資金,故像《打擂台》、《桃姐》與《十年》這些以低成本獲頒「最佳電影」的例子實屬例外。他亦以去年奪得四個獎項,然則風評兩極的《智齒》獲獎為例,指從業員一致認可其製作之「用心」與「搏命」,因為「用心製作的東西被看見、被肯定,便能振奮士氣。」而「搏命」就是電影界所樂於發揮和擁抱的「香港精神」。今年《神探大戰》同樣奪得四獎成為大贏家,也因其製作難度高之故。


業界或有種種專業向度去審視一部電影,不過鄧正健在端傳媒〈《給十九歲的我》政治相對「安全」,才可在金像獎典禮高呼「上咗先算」?〉一文中指出,「在香港電影業界的集體意志裡,『倫理』是一件遠比『藝術』和『政治』陌生的事。」正因倫理既非牽涉電影藝術,也非商業利益,亦與政治聲明無關,才令業界無所適從,他認為業界非但不懂回應,更連問題意識也沒有。朗天則表示,據他所知,業界圍繞《給》的討論也很激烈。「可如今是同溫層及碎片化劇烈的年代,我們無法聽到彼此的聲音。」



風波過後,繼續支持香港電影


風波之下,有人呼籲電影人另闢路向,大可「不必玩金像獎這個遊戲」,如影評人安娜在Facebook建議同代電影人「唔好再take金像獎seriously」,而他所屬於的「豐美股肥」就是用iphone低成本拍攝電影的新電影組織。


對於去留,何爵天尊重個人取態,不過他說始終電影是團體合作的工業,他以杜琪峰拒絕出席金像獎頒獎典禮,但其電影仍有入圍競逐為例,指出「不能扼殺其他工作人員參選的權利以及獲得肯定的機會。」卓亦謙則指,坊間就是次賽果為新導演抱不平,對電影發展出現關注亦是好事,「但業界不是人人都看重輸贏,我覺得拍電影是為了享受過程,表達自我,甚至還能認識到一班夥伴,那已是彌足珍貴。」他形容「金像獎」更像是一場派對,讓忙碌的電影工作者得以聚首一堂。


外間認為金像獎未有給新世代電影足夠肯定,亦因不滿賽果質疑其機制,一時群情洶湧。不過,若我們冷靜下來,希望本土電影可以持續發展與壯大,或如賈勝楓所言,「在獎項以外,票房數字更為關鍵,觀眾是否願意身體力行支持,是香港電影賴以存在的命脈,而更多有心的電影值得被看見。」繼續入場,繼續討論、關注新作品,才能引發新氣象,掌聲噓聲也好,總比無聲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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