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還是留下，走與不走，是這幾年許多香港人都必須做的抉擇，也是劉國瑞在《白日青春》裡借巴基斯坦男孩哈山／莫青春的偷渡故事所提出的問題。「我覺得要『走』很正常。在這部電影，所有人都嚮往更好的生活，哈山便問陳白日為什麼大家都喜歡來香港。陳白日說：因為人人都嚮往安穩的生活。」故事裡，陳白日就是年輕時從中國大陸游水偷渡到香港，幾十年後，他決定送一個萍水相逢的小男孩偷渡，讓他走出香港。「『走』是一個很自然的本能生理反應，大家都想去一個更好的地方，所以我不覺得就是一個壞事，亦不覺得『走』是一個不好的決定。不論是難民，或者是以前偷渡來香港的人，甚至現在想移民的人都好，實際上是一種本能反應，而這種本能反應走出去，會令到我們的社會世界更多元。」

史提芬史匹堡執導，1993 年上映的經典電影《舒特拉的名單》（Schindler's List），講述納粹時期德國商人舒特拉營救數千波蘭猶太人倖免於集中營的感人故事，影迷不會忘記電影海報上一名穿著亮紅色洋裝的小女孩，正正是舒特拉良心發現的轉捩點。時光荏苒，當年等待救援的小女孩已經長大成人，三十二歲的奧利維亞．達波絲卡（Oliwia Dabrowska）穿上黃背心現身波蘭與烏克蘭邊境，為戰爭難民安排房屋、籌募人道救援物資和書籍，她表示「小女孩向來是希望的象徵，讓她再來一次。」

香港歌德學院、德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等機構聯合舉辦「猶太人在德國及來港逃難的生活」展覽，匯整珍貴史料及照片，以及關於舞蹈、流放與記憶的裝置作品《清》，讓公眾首次目睹這段與香港戰前及戰時命運密切相關的歷史。

YMCA the DOOOR策劃《再發現．尖沙咀 遊走的人——尋求庇護者與移民在城市中流動的故事》展覽，以尖沙咀社區內的尋求庇護者與移民作為主題，透過在重慶大廈裡的基督教勵行會難民服務中心協助，訪問了幾位尋求庇護者，並將他們的故事以紙雕與聲音地景（soundscape）方式再現，讓這些在城市裡遊走的看不見的人，重新被看見。

《聖經》上有這麼幾句︰「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甘浩望神父的故事沒有《聖經》那麼厚，但要細細說來，也非易事，尤其當他的故事隨著香港發展行進，每一頁都擠滿黑壓壓的人影，你說甘浩望是漆黑中的螢火蟲？「發光發亮」說來俗套，他又不是落入煩塵的聖哥，況且他亦承認，自己也有驕傲與發脾氣的時候——甘浩望好真實——於是他將每一次挑戰看成是操練智慧的機會，在歌聲與結他聲中，繼續數算恩典與平安。

馬賽城內有很大的陽光，日子明亮，愈明亮就愈見城內男女的受困和哀愁。在那個港口城市，外邊有一片藍海，北面想像中有大批納粹德軍推進，城市陷落的消息從巴黎到里昂，從里昂到阿維尼翁，無一倖免。逃跑到這裡的男子不知如何是好，而一名女子搭上他的肩膊——啊，認錯了……

某個無眠的晚上，馬玉江到灣仔麥當勞買漢堡包，自幼長於中國農村的他偶然發現，「與無家可歸的人在一起，有種熟悉感、安全感。」於是他用了一年時間收集麥難民的餐飲單據，做成個展《夜未央》。七月八日的講座「阿甘本與變向裸命」，由策展人朗天主講，他笑言雖名為講座，實則是他小小的個人分享報告。展覽揭示的麥難民現象，觸發朗天思考自由抗爭的可能，他更指出麥難民的生存狀況與我們相距不遠。因為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都在走向becoming-bare-life的絕望境地。」

的確，沒多少人會在意那些隨手掉的單據，竟有如斯份量，甚或如斯重要。除非，你曾經是其中一份子，游離於某個看似與「外邊」互不相干或互不打擾的角落。那麼，2016至2017的七一前後，歷經三百六十五日幾乎年中無休的「介入」，藝術家會否由outsider變insider？從旁觀到交心？當馬玉江有點不好意思地說，因為不會廣東話所以不敢開口，我就明白了——Empathy出自心底Calling。2014年移居香港，遊魂野鬼半夜三更遇上在自家城市「流放」的人，因「同病相憐」而凝聚，孤絕個體因心靈無處安放而結連。有病的，自是導致孤絕的源頭，這座城市的管治者／操縱空間權力之人。年中有休，因馬玉江當時仍得每三個月回山東老家辦一次簽證。四季如常的等待，從他／她們手上拿取單據的行為，亦逐漸變得有點公式化。藝術，也不是醒來送上三文治的NGO。單據上幾隻手寫字慰藉，讓來自北方的人感動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