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麥難民的墓前，再思自由抗爭的可能——「阿甘本與變向裸命」講座紀錄

黑夜之後，破曉之前，有一群靜靜散落在都市底層的靈魂。他們小心翼翼地匯集到快餐店，坐著入睡直至天光。在香港，有超過100間麥當勞24小時營業，這裡過夜的無家者就被外國傳媒稱為「麥難民」（McRefugee）。

某個無眠的晚上，馬玉江到灣仔麥當勞買漢堡包，自幼長於中國農村的他偶然發現，「與無家可歸的人在一起，有種熟悉感、安全感。」於是他用了一年時間收集麥難民的餐飲單據，做成個展《夜未央》。七月八日的講座「阿甘本與變向裸命」，由策展人朗天主講，他笑言雖名為講座，實則是他小小的個人分享報告。展覽揭示的麥難民現象，觸發朗天思考自由抗爭的可能，他更指出麥難民的生存狀況與我們相距不遠。因為從某種意義來說，「我們都在走向becoming-bare-life的絕望境地。」

甫踏進展場，望向井井有條的四壁鋪滿麥難民的單據，真有置身於骨灰龕場的幻覺，陰風撲面。「這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下，消費社會底層的靈魂墓地」朗天開宗明義道。現場同時擺放一個精密電子磅，每張單據下面都記下時間、日期和重量。感熱紙隨年月逐漸褪色，直至化為輕於鴻毛的虛有之物。在麥難民靈魂的墓前，朗天聯想到意大利哲學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有關「裸命」的論述，那些赤裸得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

每張餐飲單據下面都記有時間、日期和重量。感熱紙隨年月逐漸褪色，直至化為輕於鴻毛的虛有之物。

由古羅馬的牲人到香港麥難民

朗天先從阿甘本的裸命概念說起。裸命一說，出自阿甘本兩本最為人熟悉的著作：《牲人——主權與裸命》（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和《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 Homo Sacer II, 1）。根據記載，阿甘本留意到古羅馬法律有「牲人」（homo sacer）的存在。他們或被選為祭品但沒用上，或犯下嚴重罪行而被剝奪所有人權。他們在城邦遊蕩，任何人皆可殺死他們而不犯法，但帶著鄙視眼光的人們，會嫌殺死他們都白費氣力。雖說牲人是古羅馬時期的特殊產物，「裸命」卻可被視為中外皆有的生存狀態原型。朗天提到，中國古代也有相似人物的記載，譬如《莊子·內篇·大宗師》裡的「畸人」。「裸命」（bare life）一詞無非是說：除了赤裸的生命本身，所有東西一概被剝奪。

然後我們談到「例外狀態」。按照阿甘本的判斷，例外狀態（State of Exception）是裸命的存在條件。「例外」——法例管轄範圍之外。一個人處於例外狀態，意思是任何法律都不能加諸其身上。以常識理解，戰爭時期就會引發例外狀態。朗天舉例說，古羅馬有一個獨裁者頭銜名為「凱撒」。戰爭一旦爆發，元老院可繞過選舉的正常程序，委任一名獨裁者掌控所有軍政法大權。這時共和國法律在此人身上完全失效，這名國家領袖同時是體現城邦主權的「主權者」。

於是，同樣處於例外狀態的「裸命」與「主權者」各據權力的兩個極端：一端完全被剝奪政治權利，權力指數等於零；一端獨攬所有大權，是一國權力指數最高之人。這樣的兩極架構有何特別之處？「這其實是自由的兩種極端的表現方式。中間是我們理解一般生活的自由，但有兩種自由是極端的：獨裁者的絕對自由和裸命狀態的自由。」朗天自言，後者的自由，是他和馬玉江在觀點上最多激盪之處，希望能刺激大家討論自由的真義。

時間拉回來現代，我們能想到印度或巴西貧民窟的人民，很可能相當接近裸命的生存狀態。若問他們的生活和古羅馬人最大的分別是甚麽，那就是全球化資本主義操控機制的介入。朗天分析道：「現在極權控制的方式不再是《一九八四》式的高壓統治。千禧過後，跨國企業的消費主義無遠弗屆地輸出，這種統治方式不再壓迫反抗者，而要你自願配合資本主義的統治。」如何誘使人主動投誠？「統治者透過操作劃出一個既得利益者的領域，若你不願意交出某些自由，你就無法進入此領域，被逼分配到邊緣化的空間。」貧民窟是邊緣化空間一例，在香港這個空間也許就是劏房。為免被社會邊緣化，我們在不知不覺間便臣服於資本主義的操作。

入夜的麥當勞就是那個邊緣化的空間。或許有天你不願意再上班，就需要棲身在麥當勞過夜。朗天說，上班就是其中一種配合資本主義的方式。我們知道香港人工時越來越長，但心裡明白有部分辦公時間不是辦公，只是「扮工」，全為了鎖死所有人的時間。日常生活的循環就是不斷上班、下班、旅遊、消費。為遷就工作時間，換取不被社會邊緣化，你只好放棄自己安排的生活。夏日熱辣辣，劏房又侷促，最可憐是資本主義社會每個家庭都裝有冷氣。所謂「麥難民」，可能未必沒有住宿，但只是很想很想睡在麥當勞，嘆一晚冷氣。如是，麥難民有可能是拒絕被支配，又或者說，有機會不被支配。

「夜未央」展覽策劃：朗天。

變向裸命：反省自由的契機

即使麥難民未達到例外狀態的條件，朗天認為這群人是相對於資本主義宰制的存在。而因為「裸命」狀態又不能完全套用在麥難民身上，朗天借用法國哲學家德勒茲與瓜塔里（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的概念來自組新詞「變向裸命」（becoming-bare-life）。德勒茲與瓜塔里有「變向動物」（becoming-animal）一說，出自《千高原》和《卡夫卡：朝向一種少數文學》。朗天說，卡夫卡的《變形記》與資本主義宰制不能切割。因為主角一覺醒來變成一隻甲蟲，第一件事就是無法再上班。人類變成動物完全是一種文學手法（literary device），呈現的正是人與資本主義生活的疏離。

「變向動物」是甚麽意思呢？「人要通過動物去becoming，或者說人要通過『非人』去becoming。德勒茲利用變向動物的概念，鬆動化了我們約定俗成對人的定義，我們便能在人與非人之間的空洞進出。」以讀《變形記》為例，主角變成甲蟲的敘事過程，可使到讀者質疑主角本來的正常生活。主角既生出甲蟲的外觀，又殘存人類的記憶，如此我們開始對人與非人產生「概念上的滑動」。

朗天提出「變向裸命」（becoming-bare-life），作用就是用德勒茲的方法鬆動化「裸命」與「非裸命」之間的分界，省思距離麥難民不遠的我們，還剩下甚麽自由。相比起牲人，麥難民仍然享有更多自由，那麼自由與不自由之間的分界又在哪裡？當然，這樣的思考不可能脫離香港社會的脈絡。用朗天的說法，香港人雖未至於裸命的境地，但正一步一步邁向失去自由的方向。至此，朗天在講座尾聲提供了三個思考自由的切入點：思想的自由、選擇的自由和說不的自由。

第一，思考本身是否一種自由？時下很多人會說「攰到不想思考」，朗天卻認為人理應是越疲累才越會思考，而這正正暴露了資本主義社會下，我們有諸多藉口主動交出自由。第二，選擇甚麽才是自由？不由得想起卡繆的名言：「只有一個真正嚴肅的哲學問題，那就是自殺。」儘管看似消極，但常言道「不自由，毋寧死」，在特殊情況下選擇自殺，又能否體現自由？最後，無論遇上任何處境，包括被統治者收編或操控，人總有機會說不。只是拒絕又是否體現自由的方式？

這樣一連串的問題，一時三刻注定無法提供確鑿的答案。朗天只想借《夜未央》展覽的契機，將與自由相關的討論延續下去。在朝向becoming-bare-life的途上，我們關注麥難民的生存狀況，我們繼續反省自由為何。

馬玉江個展「夜未央」（How Heavy is the Night）

地點：香港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6樓

展期：7月6日（星期五）至8月5日（星期日）

開放時間：星期二至星期日：13:00-19:00（逢星期一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