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失語的荒澤時代——「魚的可能︰羅永生、羅貴祥談《荒澤之魚》」座談紀錄

雨傘運動過後，社會集體失語。然而，又有不少人重提初衷，拿起案前的筆，書寫鬱抑的城市，捍衛自己的信念。陳寶珣，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六十年代出生，198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傳系。從事過電影與電視編導、紀錄片製作，去年出版的《荒澤之魚》，是他第三本小說。從傳媒人變成小說作家，他關切的，仍然是知識分子回應、記述當下的社會責任。當上一代的知識分子希求在當今的時局振作、連結群體，又會遭遇到甚麼困難？在「魚的可能－羅永生、羅貴祥談《荒澤之魚》」座談中，他便邀得羅永生、羅貴祥兩位學者作嘉賓，透過同代人兼評論者的角度，從學者角度出發，討論以小說介入政治，從而與當下世代對話的意義與可能性。

陳寶珣：香港，是可以成為民主的社會

一九八九年，陳寶珣在北京電影學院做旁聽生，兼任《信報》駐京特派員，是身在北京採訪的香港記者。六月五日，他跟隨接送記者與羈留人士的包機回港。自此，他無法忘記，也無法清楚訴說那一天在天安門的經歷。一年後，陳寶珣在《八方》文藝叢刊（1990年11月，最後一期）發表中篇小說《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子彈》。

二十多年過去，陳寶珣感嘆，始終無法在報導事實的過程中得到滿足感。現實的局限、人物真實的情感，與自己的想像與價值存在落差。經歷雨傘運動，他再不能在公共論述的報導中尋找理想的答案。於是，他毅然地告別集體，藉小說寫作問道於世。2015年，他出版了《沒島戀曲》，一本被文化圈認定為首部回應雨傘運動的長篇小說；2016年，陳寶珣把在《八方》文藝叢刊發表的中篇小說《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子彈》結集。

陳寶珣承認，《荒澤之魚》的故事與人物，有六成都是根據自己親身經歷而寫。把自己所見所知的，與未見未知的，透過想像的方式，藉祖、盈、端三個主角表達出來。他寫到學院之間的權力鬥爭，又刻意地輕描淡寫學院最深層的政治操作，略略呈現這種八十年代學者的學院角力。

對他而言，學院是孕育理性、人文的地方，學院的人有責任去保護、建立理性的人文傳統。故此小說裡關於學院辦公室政治的情節，並不是陳寶珣關注的重點；他最希望突出的，仍然是當時六、七十後知識青年的純真與理想。小說寫到主角們祖、盈、端在未圓湖散步的情節，三人漫談理想，迎向未來。角色流露的，正正是當年知識青年對社會進步的期盼，對理性、人文、民主價值的追求與肯定。

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歷史書寫的補遺

「樊善標教授看完這小說後，跟我說：『你這樣寫，會面面不討好。』」陳寶珣在會上笑言，輕描淡寫學院的鬥爭，被人批評不夠深入；對九十後的寄願幻想，又被人嫌棄過於理想主義。小說中一個名為九八的九十後青年，是一名蜑家人。他跟隨了家人出海，去尋找一個更屬於自己的歸宿。陳寶珣說他在寫這九十後角色時，事前沒有研究過九十後青年的想法、難處。他是建基於自己主觀的臆測，代入九十後青年視角，嘗試建立一個跨代、跨限制交流的可能，實現他理性溝通的願望。

羅永生認為，《荒澤之魚》捕捉了非常重要，但現時公共論述所缺乏的討論角度。他分析現時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根源是世代差異的問題。糾纏不清的情緒造成分裂，是世代之間溝通不善的後果。而《荒澤之魚》呈現的作用，就是補足了六、七十後在社會論述缺失了的聲音。「六、七十後這班人，是屬於次嬰兒潮的一代人。他們屬性比較含糊，既分享早期經濟發展成果，又不是位於掌決策權的位置。從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開始，經歷八九六四，再走到回歸。社會如何改變他們？經歷這個時期的這一代人，他們想甚麼？聲音在哪裡？」

羅永生認為，在當下喧嘩碎散的本土論述之中，陳寶珣選擇透過文學性的論述解答歷史的問題。在小說中，中大的知識分子思考新亞精神、新儒家在時代的位置。他們著緊身為文化人、知識分子、中大學生的理想與責任，擴闊香港文化角色的可能性。因此，《荒澤之魚》是屬於這個年代的文學小說，呼召現時公共性缺乏的歷史碎片。它填補了當下本土主義中缺席的，一塊關於過去的版塊，提供一種資源予新的本土青年思考吸收。

羅貴祥就強調，陳寶珣這次的作品與前兩本著作明顯不同。它不是一本純政治的小說，而是另類的歷史書寫。從傳媒人身分走進文學書寫，正正反映陳寶珣作為知識分子，質疑自己在公共討論上的影響力。當既有的紀實陳述無助世代走出死角，建立溝通，社會就需要文學與小說介入，從而彌補並更新論述。因此《荒澤之魚》不僅流露了六、七十年代的情懷，亦呈現出不同世代，不同價值觀的人物角色。例如牟宗三最後的徒弟；因文革而逃亡來港的人；一班在八十年代青春如火的六、七十後主角；還有溺死出走的九十後少年。小說裡這種世代之間矛盾共處的境地，正為枯燥的現實提供一個更宏大、更有想像力的敘述（narrative）。

羅貴祥還以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小說作品〈樹上的男爵〉切入，補充小說作者需要與社會的政治事實保持疏離的重要性。就像留在樹上生活到老、獨立觀察環境的男爵一樣，不能純粹感受，要有一個合適的距離批判社會。因此，《荒澤之魚》與陳寶珣之前的舊作有別。作品不再處於火熱的政治漩渦中，而是與當下的香港保持距離，不僅反思運動，亦思考制度、歷史與世代的變化。當陳寶珣寫出知識分子的理想與熱誠，同時亦呈現了他們的墮落與頹喪。在《荒澤之魚》裡，老一代的文化繼承人與建制同流合污；而七、八十年代時為青年，現在已經變成知識中年的主角們，則在象牙塔裡陷入進退失據的迷惘。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本質與處境上可能無甚分別。

然而，羅貴祥亦擔心，《荒澤之魚》對六、七十後的理想過於推崇。小說以一班六十後同學會為主軸，以他們的視角敘事，因此可能會夾雜了不必要的懷舊色彩，使呈現的敘述與想像太理想化。部分故事的鋪設，亦可能來得理所當然。學院本來就一定是理想與人文精神的孕育場所？九十後又是否必然地沒有理想，需要否定他們的價值？

折肢的盧亭：香港人的隱喻

《荒澤之魚》角色的處境，更可置入香港人的身分論述中解讀。羅永生就運用「盧亭」神話，切入《荒澤之魚》的故事脈絡，嘗試建構文本呈現的香港人身分隱喻。盧亭乃半人半魚的生物。當他離開大海，在中國香港境內的大嶼山登陸，就遭到香港人的獵殺。這個充滿寓言味道的神話，為九七回歸時期的香港人提供了一個不似人形、半中半英的形象作身分寄託。

何慶基等文化人，就於一九九八年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香港三世書之再世書：盧亭考古新發現」展覽，從民間角度建構盧亭論述，抗衡主流的歷史與身分價值。而二零一六年黃國鉅編劇、陳曙曦導演的劇場《漁港夢百年》第三部曲「大夢初醒」，就更讓羅永生思考到盧亭可以作為怎樣的隱喻，回應香港人的困局。劇中的盧亭，一直從魚進化，長出四肢，以成為人類為最終目標。然而一場「大嶼山獨立運動」，捲入其中的盧亭最終卻自斷四肢，返歸大海，脫離人群而回復生活。劇中盧亭的結局，與《荒澤之魚》中最年輕一代角色的結局是極為類似的。

九十後的九八，放棄了與社會的所有連結，隨漁船揚帆而去。九八的決定，就與盧亭一樣，從歷史紛爭中明白身分定位的徒勞無功。新一代就變成與盧亭一樣，追求純粹強烈的自由，投入未能確定的幻想。

海洋文化代表游移自由，大陸文化則象徵固定封閉。盧亭選擇歸於自然大海，之於九八重回蜑家人船上，浪跡大海。九八出海而走的決定，呈現的是需要擺脫大陸文化控制，還是是知識分子最終仍會放棄溝通、徑自出走的訊息？

而無論是羅永生、羅貴祥甚至陳寶珣，都不約而同地強調，每個世代之間的價值觀存有很大差異，每個世代的判斷均有前設。羅永生就認為：九十年代後進學院生存的人，已經沒有上一代人的理想，而著眼更實際的個體利益。若有人高舉維護大學的人文精神價值，亦只會落得被人取笑的下場。在如此理性失語的荒澤時代，透過文學性解答歷史的問題，以虛構介入真實，亦是陳寶珣這代無可奈何又不能放棄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