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失語的荒澤時代——「魚的可能︰羅永生、羅貴祥談《荒澤之魚》」座談紀錄

其他 | by  李顥謙 | 2018-09-02



雨傘運動過後,社會集體失語。然而,又有不少人重提初衷,拿起案前的筆,書寫鬱抑的城市,捍衛自己的信念。陳寶珣,是其中的一個例子。六十年代出生,1987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新傳系。從事過電影與電視編導、紀錄片製作,去年出版的《荒澤之魚》,是他第三本小說。從傳媒人變成小說作家,他關切的,仍然是知識分子回應、記述當下的社會責任。當上一代的知識分子希求在當今的時局振作、連結群體,又會遭遇到甚麼困難?在「魚的可能-羅永生、羅貴祥談《荒澤之魚》」座談中,他便邀得羅永生、羅貴祥兩位學者作嘉賓,透過同代人兼評論者的角度,從學者角度出發,討論以小說介入政治,從而與當下世代對話的意義與可能性。


陳寶珣:香港,是可以成為民主的社會


一九八九年,陳寶珣在北京電影學院做旁聽生,兼任《信報》駐京特派員,是身在北京採訪的香港記者。六月五日,他跟隨接送記者與羈留人士的包機回港。自此,他無法忘記,也無法清楚訴說那一天在天安門的經歷。一年後,陳寶珣在《八方》文藝叢刊(1990年11月,最後一期)發表中篇小說《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子彈》。


二十多年過去,陳寶珣感嘆,始終無法在報導事實的過程中得到滿足感。現實的局限、人物真實的情感,與自己的想像與價值存在落差。經歷雨傘運動,他再不能在公共論述的報導中尋找理想的答案。於是,他毅然地告別集體,藉小說寫作問道於世。2015年,他出版了《沒島戀曲》,一本被文化圈認定為首部回應雨傘運動的長篇小說;2016年,陳寶珣把在《八方》文藝叢刊發表的中篇小說《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子彈》結集。



陳寶珣承認,《荒澤之魚》的故事與人物,有六成都是根據自己親身經歷而寫。把自己所見所知的,與未見未知的,透過想像的方式,藉祖、盈、端三個主角表達出來。他寫到學院之間的權力鬥爭,又刻意地輕描淡寫學院最深層的政治操作,略略呈現這種八十年代學者的學院角力。


對他而言,學院是孕育理性、人文的地方,學院的人有責任去保護、建立理性的人文傳統。故此小說裡關於學院辦公室政治的情節,並不是陳寶珣關注的重點;他最希望突出的,仍然是當時六、七十後知識青年的純真與理想。小說寫到主角們祖、盈、端在未圓湖散步的情節,三人漫談理想,迎向未來。角色流露的,正正是當年知識青年對社會進步的期盼,對理性、人文、民主價值的追求與肯定。


不合時宜的理想主義,歷史書寫的補遺


樊善標教授看完這小說後,跟我說:『你這樣寫,會面面不討好。』陳寶珣在會上笑言,輕描淡寫學院的鬥爭,被人批評不夠深入;對九十後的寄願幻想,又被人嫌棄過於理想主義。小說中一個名為九八的九十後青年,是一名蜑家人。他跟隨了家人出海,去尋找一個更屬於自己的歸宿。陳寶珣說他在寫這九十後角色時,事前沒有研究過九十後青年的想法、難處。他是建基於自己主觀的臆測,代入九十後青年視角,嘗試建立一個跨代、跨限制交流的可能,實現他理性溝通的願望。


羅永生認為,《荒澤之魚》捕捉了非常重要,但現時公共論述所缺乏的討論角度。他分析現時愈演愈烈的中港矛盾,根源是世代差異的問題。糾纏不清的情緒造成分裂,是世代之間溝通不善的後果。而《荒澤之魚》呈現的作用,就是補足了六、七十後在社會論述缺失了的聲音。「六、七十後這班人,是屬於次嬰兒潮的一代人。他們屬性比較含糊,既分享早期經濟發展成果,又不是位於掌決策權的位置。從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開始,經歷八九六四,再走到回歸。社會如何改變他們?經歷這個時期的這一代人,他們想甚麼?聲音在哪裡?」


羅永生認為,在當下喧嘩碎散的本土論述之中,陳寶珣選擇透過文學性的論述解答歷史的問題。在小說中,中大的知識分子思考新亞精神、新儒家在時代的位置。他們著緊身為文化人、知識分子、中大學生的理想與責任,擴闊香港文化角色的可能性。因此,《荒澤之魚》是屬於這個年代的文學小說,呼召現時公共性缺乏的歷史碎片。它填補了當下本土主義中缺席的,一塊關於過去的版塊,提供一種資源予新的本土青年思考吸收。



羅貴祥就強調,陳寶珣這次的作品與前兩本著作明顯不同。它不是一本純政治的小說,而是另類的歷史書寫。從傳媒人身分走進文學書寫,正正反映陳寶珣作為知識分子,質疑自己在公共討論上的影響力。當既有的紀實陳述無助世代走出死角,建立溝通,社會就需要文學與小說介入,從而彌補並更新論述。因此《荒澤之魚》不僅流露了六、七十年代的情懷,亦呈現出不同世代,不同價值觀的人物角色。例如牟宗三最後的徒弟;因文革而逃亡來港的人;一班在八十年代青春如火的六、七十後主角;還有溺死出走的九十後少年。小說裡這種世代之間矛盾共處的境地,正為枯燥的現實提供一個更宏大、更有想像力的敘述(narrative)。


羅貴祥還以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小說作品〈樹上的男爵〉切入,補充小說作者需要與社會的政治事實保持疏離的重要性。就像留在樹上生活到老、獨立觀察環境的男爵一樣,不能純粹感受,要有一個合適的距離批判社會。因此,《荒澤之魚》與陳寶珣之前的舊作有別。作品不再處於火熱的政治漩渦中,而是與當下的香港保持距離,不僅反思運動,亦思考制度、歷史與世代的變化。當陳寶珣寫出知識分子的理想與熱誠,同時亦呈現了他們的墮落與頹喪。在《荒澤之魚》裡,老一代的文化繼承人與建制同流合污;而七、八十年代時為青年,現在已經變成知識中年的主角們,則在象牙塔裡陷入進退失據的迷惘。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本質與處境上可能無甚分別。


然而,羅貴祥亦擔心,《荒澤之魚》對六、七十後的理想過於推崇。小說以一班六十後同學會為主軸,以他們的視角敘事,因此可能會夾雜了不必要的懷舊色彩,使呈現的敘述與想像太理想化。部分故事的鋪設,亦可能來得理所當然。學院本來就一定是理想與人文精神的孕育場所?九十後又是否必然地沒有理想,需要否定他們的價值?


折肢的盧亭:香港人的隱喻



《荒澤之魚》角色的處境,更可置入香港人的身分論述中解讀。羅永生就運用「盧亭」神話,切入《荒澤之魚》的故事脈絡,嘗試建構文本呈現的香港人身分隱喻。盧亭乃半人半魚的生物。當他離開大海,在中國香港境內的大嶼山登陸,就遭到香港人的獵殺。這個充滿寓言味道的神話,為九七回歸時期的香港人提供了一個不似人形、半中半英的形象作身分寄託。


何慶基等文化人,就於一九九八年在香港藝術中心舉辦「香港三世書之再世書:盧亭考古新發現」展覽,從民間角度建構盧亭論述,抗衡主流的歷史與身分價值。而二零一六年黃國鉅編劇、陳曙曦導演的劇場《漁港夢百年》第三部曲「大夢初醒」,就更讓羅永生思考到盧亭可以作為怎樣的隱喻,回應香港人的困局。劇中的盧亭,一直從魚進化,長出四肢,以成為人類為最終目標。然而一場「大嶼山獨立運動」,捲入其中的盧亭最終卻自斷四肢,返歸大海,脫離人群而回復生活。劇中盧亭的結局,與《荒澤之魚》中最年輕一代角色的結局是極為類似的。


九十後的九八,放棄了與社會的所有連結,隨漁船揚帆而去。九八的決定,就與盧亭一樣,從歷史紛爭中明白身分定位的徒勞無功。新一代就變成與盧亭一樣,追求純粹強烈的自由,投入未能確定的幻想。


海洋文化代表游移自由,大陸文化則象徵固定封閉。盧亭選擇歸於自然大海,之於九八重回蜑家人船上,浪跡大海。九八出海而走的決定,呈現的是需要擺脫大陸文化控制,還是是知識分子最終仍會放棄溝通、徑自出走的訊息?


而無論是羅永生、羅貴祥甚至陳寶珣,都不約而同地強調,每個世代之間的價值觀存有很大差異,每個世代的判斷均有前設。羅永生就認為:九十年代後進學院生存的人,已經沒有上一代人的理想,而著眼更實際的個體利益。若有人高舉維護大學的人文精神價值,亦只會落得被人取笑的下場。在如此理性失語的荒澤時代,透過文學性解答歷史的問題,以虛構介入真實,亦是陳寶珣這代無可奈何又不能放棄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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