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叔夏X鄧小樺:「孤獨 —— 空間/性格」講座紀錄

報導 | by  李顥謙 | 2019-08-26

「自我像是一座空空的井口,井裡甚麼也沒有。在那孤獨的距離與風景之中,沿途的灰塵與細瑣皆被滌洗瀝淨,將我清潔地接迎回到自己的房間之中。」--在《白馬走過天亮》中,「孤獨」這個眾人皆有的虛渺抽象狀態,就被言叔夏以剔透詩化的語言,寥寥幾句,清晰而精準地勾勒出來,難怪這位八十後台灣作家,能以數年時間,在香港擄獲一定數量的年輕讀者群。


香港文學館舉辦的「孤獨 —— 空間/性格」文學季講座,就成功邀得言叔夏來港,與作家鄧小樺討論孤獨,並在詩人池荒懸的主持下,嘗試在這個風雨飄搖獨處與思考都愈形艱難的城市,重新去認識空間與自我、生命、社會與寫作的微妙關係。


幽秘的洞穴,言叔夏的孤獨居所


第二次來港的言叔夏,談起她在〈馬絳度無風帶〉裡寫過,那位於台北的古怪房子。「那是一幢五層樓高,在電線桿街招上找到的公寓,我住在一個地下室的房間,有一條通往後山的路。外邊的人都在我頭頂上行走,都有像在地底爬上來的感覺。」下雨的時候,任何說話都無法清晰傳達,因為雨水滴在屋子的鐵皮頂,發出的聲響很大;而在潮濕的季節中,屋子的牆身更會幻化出人臉。


因為獨居,言叔夏能夠從傳統的空間生活中,解放自身。「在一個家庭裡,我們會有固定擺設,佈置,被分配到家庭場所,某個角色。相反在獨居的時候,自我的界線會變得模糊,混淆。」那些時候,她常匐伏地上做飯煮菜,用她的語言來形容,就是「像蟲一樣」,與排泄之地共同存在。


在地下室房間生活時,言叔夏亦常有一些通靈般的體驗。「鄰居見我有這麼多書,會問我有沒有鬼故事可分享,最後借走一本《恐怖的力量》,沒有歸還;而簡陋書桌上的老舊電話,更在一個晚上突然響起,查找一個不存在的人。一星期後,事情又重覆發生。」她嚇得把電話的線路立刻拔掉,放進抽屜。


詭奇魔幻的經歷,讓言叔夏明白到:即使自己獨居,身處的空間,也曾經可能是別人的房子,她因為偶爾的機緣,連結別人的歷史,嘗試藉著破碎的線索,好奇而不安地,檢拾他人存在的痕跡。「最深處、最令人恐懼的孤獨,就像卡夫卡的小說〈地洞〉一樣:發現到源自另一處、非常貼近的聲音,然而自身總是無法接觸,無法看見。」


斑駁的叢林,鄧小樺的自我世界


鄧小樺自2003年開始獨居,最先搬到的是位於旺角先達大廈的單位。「先達大廈有很多出入口,又有不少小巴路線經過,可是住在那裡的時候,房子的窗對著一個非常黑暗、骯髒的天井,我在那裡住的時候,經常都要開著燈。」明滅如此相對,就忽然令人想起其早年探討獨居的詩作,〈與房子相處〉。


她有一個特別的習慣:就是習慣在離家的時候不鎖門。「旺角這樣方便,朋友為甚麼不來我家坐呢?」對鄧小樺而言,居住的房子屬於自己,也可以向外開放,流離不定,任何人可以自由進出,舒服地做自己的事。這種對居所、空間的另類想像,是源自梁秉鈞詩作〈廣場〉的啟發:「他寫六四天安門廣場,卻在當時開放、流離的氛圍下,找到『家』的感覺。我也覺得,所謂『家』的存在,是建立在一定的開放、自由與安全感上。」


對「家」有開闊、前術的想像,鄧小樺在打理自己的居所時,亦別有一套哲學。「我不去管束自己的家,物件隨手放,任由它們增長,而我多數都清楚它們的位置。」她笑言,來訪的朋友,不是撞倒家裡的雜物,就是被突然崩塌的書海淹沒。「朋友會在我的家感到不自在,後來我才明白:我居住的家,裡面的空間擺設,都只為自己而設;就像一個叢林,只有我懂得進出,其他人無法掌握,明白。獨居,讓我不自知地自我中心。」


孤獨無界限,尋索心安處


無論是「洞穴」還是「叢林」,言叔夏與鄧小樺,都選擇遠離原生的、固定的,對「家」的空間想像,在流動變幻的獨居經驗中,排解孤獨,梳理自我。像言叔夏,可以一整個晚上不睡覺,突然就跟朋友跑去便利店,到清晨時分,整個街道就變成只屬於自己,自己能控制的神秘空間。「孤獨的人,不需要完美的房子,而需要一種懸置的安全感。」


言叔夏也喜歡隨便坐上一架巴士,就像把自己放進城市的血管裡,再漫無目的地輸送開去。「看似抵達一個個目標地,其實甚麼都沒有抵達。」為人所知、方位明確的地點,盛載更多人建構的符號,卻令她更感到孤獨。「定位了一個名詞,卻反過來被它定義擊中,只有到達無名之地,才能安放下來。 」


在流徙的戶外,跟他人背道而馳,鄧小樺也是循此方式來確立自己。「香港不像台灣,容易找到工作與居住以外的第三空間。」公園成為了她流連自處的場所。「我喜歡坐在公眾椅上,就像找到自己的空間,找到自我。」她感嘆,近年朋友紛紛搬離居住的社區,亦慢慢萌生出一種被城市拒絕的感覺。


鄧小樺亦常處於一個隔離、中間的狀態,默默觀察環境變化。「在香港,黃昏五六時的火車站有很大的流量,每個人都有強烈的歸家慾望,而我不屬於當中的一分子,所以能有隔閡、距離地觀察,感到流離感,在運轉的過程中,找到自己的一部分。」她也會在接近破曉的時刻,走在彌敦道漫步。「不需工作、不需消費,站在街上,自己沒有身分、沒有位置。這種孤獨,其實就是香港人的『屋脊』孤獨--如處屋頂,一邊看到中國,一邊看到英國,沒有從屬。」


中年轉折,與寫作的出口


隨著歲月變化,作家的敏銳梭角,會碰上更多無以名狀的傷口,面對現實裡種種的不解。兩位作家都討論到這種在「中年孤獨」狀態下的困境。


2014年,言叔夏居於台中,在這個城市生活,幾乎沒有任何朋友,所有事情都要重新探索、建立,很易就產生一種被城市掉棄的感覺。那個時候,她常要到台北上八時的早課,無法在午夜五時前入睡的她,幾乎每天都以不眠的狀態,穿越城市。「在一班趕路的上班族面前,我像一個戴著面具偽裝的人,背負一整個夜的包袱,而沒有人知曉。」從九月到十二月,夏末到初冬,天色愈來愈晦澀,原本在苗栗、新竹的晨曦,逐漸退卻,然後一下子,在到達台北的瞬間亮起來。


與此同時,台北正經歷太陽花學運,言叔夏工作的地方,非常接近抗議現場,每晚都聚集大量群眾。這種一個人親歷城市變盪的錯落感,亦帶給她深刻的感受:「生活在一個城市,是需要儀式,讓你進入裡頭。台北有大量的單行道,加上那個時候的事情,賦予了我一個隱喻:人只能不斷前進,即使你會有大量的後悔與虛無感。」


言叔夏把這些孤寂都轉化到散文裡。然而,寫作這回事,也有可能觸犯現實的界限,反令自身更難處理、理解個人、他者與城市的關係。在〈上吊者的小屋〉一文中,她就提到一間發生過輕生事件的單位。「後來有讀者告訴我,他的朋友讀到這篇文章,感到毛骨悚然--因為她就是那上吊者的母親。」到了最後,書寫還是會回歸生命,直面無窮的深淵。「同層也試過有個男人,死了很久才被發現。在人生的某個轉彎,我會不會也是這樣,無緣故地被溜進去,最後失去自己?」


孤獨者,也許並不需要理解、陪伴,而是渴求一種受到明白,共在的力量。鄧小樺這樣去解釋三十歲後的孤獨感。「當你知道的東西愈多,就愈容易不被理解。」能夠看到各個位置的觀點,鄧小樺不免視野龐複,想法與他人難以重合,以致在合作、交流時也遇到困難,同齡人、社運同路人也未必能回應複雜的自己。創作,可能就是唯一的對話楷梯。「引用德勒茲的講法:人同人本如單子的存在,沒有溝通的可能,能夠交換孤獨感的方式,也許只有藝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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