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 X 李維怡 X 黃飛鵬︰「卑躬屈室」,有乜可能?

報導 | by  黃柏熹 | 2019-07-29

不妨想一想,怎樣的居住環境,能讓我們住得舒適,活得快樂。是居所的大小?是一起居住的人,例如家人、伴侶、朋友,或是貓?抑或,是一扇可以看到風景的窗?現在嘗試把這個理想的居所放在香港裡,你和這個居所的距離有多遠?


在香港這個搵樓難、租價貴的城市,理想居所似乎並不容易。香港文學館早前舉辦的「卑躬屈室」文學季講座,邀來文字耕作者李維怡、嶺大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獨立電影導演黃飛鵬,由何潔泓主持,談到不少有關香港居住問題的看法,且看怎樣抵抗卑躬屈室。


李維怡:每個人心裡都需要一個歸屬

李維怡是一位寫作人,亦從事影像藝術普及化、城市土地運動等組織工作,與舊區街坊一起創作紀錄片,無論在社區裡,或是寫作上,她常常觸及居住的問題。「為何要說『屋』的主題?因為是非常重要的,每個人心裡都需要一個自己的地方,可以是屋,可以是寫作或電影,是一些讓人附屬或歸屬的東西。」她說。


講座主題讓她想到三個相關的字:窮、困、浮。這三個字指向各種生活狀態,譬如「窮」字是一個屋頂下面有一個人彎著身體,「困」字可以聯想到古時女人無法從屋裡走出來而寫的閨怨詩,「浮」則指向一眾流徙的人,包括移民、難民、移居工人等。李維怡想起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由唐朝到今天,窮人都沒有居所,令人悲嘆。」她說。


不少香港的文學作品也有寫及人的居住環境,如五十年代,電影《危樓春曉》裡的板間房,侶倫小說《窮巷》寫到沒有住所會被當成無業遊民,趙滋藩的《半下流社會》也有寫到調景嶺的低下階層生活。她又提到自己的一篇小說〈擠〉,故事以大磡村為藍本寫到往時香港的寮屋區。「為何會有寮屋區?因為當時港英政府需要勞動人口來推動工業發展,因為沒有提供任何房屋,人們便自行沿山邊興建木屋。到收地的時候,就會放火。」「怎樣放火?把老鼠的尾巴點燃,然後放進木屋區。對人和動物都非常殘忍。」


後來主人公搬到順利邨,形容為讓人聯想到跳樓的井字型公屋,但七十年代如此的住屋環境,也讓社群慢慢建立起來。到八十年代,西西的〈玻璃鞋〉已經寫到港人逼在同一居所裡,「削足適履」的居住狀態。


除了實質的住屋環境,「屋」還可以延展到人的內在部份。韓麗珠的小說〈壞腦袋〉是有關一個難民偷渡到號稱「自由」的城市裡,然後被安排住在大型傢俬店,作為陳列品的一部份,原因是主人公擁有豐富的被窺視的經驗。對李維怡而言,這種「被窺視的經驗」不一定來自政府,也來自人的主流意識。這是從事文藝、社會運動的人都要面對的,譬如文藝在商業社會裡是「無用之物」,從事相關工作會被質疑:有甚麼用?有甚麼價值和意義?「然後會發現,你被質疑得最多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你的『家』,你可以安心發展自己的地方。有些真心愛你的人,卻會質疑、監視你。」


她又說,慶幸在「反移民」的浪潮裡,有文藝人見到「無權勢的移居者」的處境,並思考人在這種處境底下的生活:「文藝關心『人』是怎樣的,你活在一個處境裡是怎樣的,而非首先判斷一個人是好或不好,對或錯。人與人之間可能首先需要這些東西。」


「到最後我們如何面對這個社會呢?甚麼是好的生活?如何不再被困?如何令大家不再那麼『浮』地生活?如何讓大家走在一起?靠的是互相指摘,分對錯與好壞,還是可以找到一個共融的空間?當然,我說的都是無權勢者之間。」


黃飛鵬:試想手上有兩億,你會買怎樣的屋?

「試想手上有兩億,你會買怎樣的屋?」黃飛鵬首先問這個問題,然後向大家展示數張照片,都是他曾拍攝過的香港大屋,「如果不是拍攝的緣故,我應該永遠都不會進入這些大屋。我很想讓大家看一看有錢人住的是甚麼地方。」照片裡,有各種豪華的裝修,非常長的沙發和桌子,開放式廚房,和室外空間。他形容其中一間大屋「沒有人的氣息」,原來是給有錢人用來開派對的。


然後黃飛鵬公開其中一間大屋的價錢:月租八萬。「這些大屋讓我想起,我在這些空間裡會感到高興嗎?剛才維怡說到『發展自己的空間』,我在這些大屋裡卻感覺不到空間的發展,例如因應興趣而發展出來的空間。」正常人在家裡發展興趣似乎都是奢侈的事,譬如一張書寫的桌,或結他,彷彿它們很容易就會破壞了整個空間的佈置;大屋很大,內裡卻都看不到這些發展。


「我覺得這是我們之間的距離,沒辦法看穿彼此──為何對方可以在這樣的環境裡居住?」他說,「那些大屋只令我感覺到一大片的空白,沒辦法填滿。即使它們看起來很大,很美。」


黃隨後播放自己的作品《最後的地圖》的選段。選段裡有一幕,一班小學生在玩一個城市發展的模擬遊戲,當老師問「如果沒有足夠土地興建你們的家,要怎麼辦」,學生紛紛舉手答「發展新市鎮」、「填海」、「發展農地」、「舊區重建」。他提到,拍攝前,這些孩子確實有像背書一樣把片段裡的答案說出來:「當我問『大家知道香港有農田嗎?』,他們會答『香港已經沒有農田了,食物都是由外地進口……』」在試拍時,孩子爭相把自己手上的「樓」模型放在有海景的地方上,「我不知道是哪一邊首先出現,是我們的教育,還是他們真的認為海景很美。」


他又提到,影片之所以名為「最後的地圖」,是因為每個人都在居住的地方掌握著自己的地圖,簡單如哪間餐廳好、哪裡適合憩息,但每一次遷離或拆除都會把所有事情抹去。「近年搬屋多了,發現是很痛苦的,不只是搬運,而是要從新適應整個社區。很多索引不想拿上身,因為你覺得隨時,很快,只要業主加租就要離開。」


影片也有情節講述一班年輕人在工廈建立工作間,開始「共居」生活,其實是黃自己的影射。他曾跟超過八個朋友一起在工廈居住了五年,原因是生活空間狹窄:「香港很難進行拍攝工作的原因,就是因為很多空間只能這樣,不會有地下室或車庫。我覺得不應該這樣,開始與朋友的共居生活。」


「不應該這樣」,指向的是更大的可能性與欲求。黃說,搬離一段時間後回想,發現當時的空間沒有一個可以自己靜靜地哭的地方。這其實也是一種對空間的欲求。「『卑躬屈室』不只是住屋環境,而是一個生活的藍圖,對上一級就是城市規劃。」他提起,觀塘發展曾有「第二個中環」的說法,他反問為何我們需要另一個中環?難道不能有其他的可能?「我想大家想起剛才的兩億。其實,每當我們選擇購買這些屋,某程度上都在容許這些價值發生。」


許寶強:經濟學就是文學,廣告就是詩學

讀政治經濟學出身的許寶強開始時自言「很少出席文學活動」,但他立即打出一句精警說話:經濟學其實是文學。


經濟學與文學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概念,為何可以放在一起?許說,文學如小說是在說故事,經濟學也是說故事,但表達方式可能是圖表。回應黃飛鵬提到的「背書」,他認為是吸收了經濟學「童話」的緣故:「這些都是經濟學家作出來的『童話』:從前有座山,山旁有個海,海邊起豪宅,豪宅便會升值。還有一個很好的供求曲線,所以有人會說處理房屋問題便要填海、造地,意思就是增加供應,因為人口眾多、需求龐大,不增加供應就無法解決需求。」


他又說,其實文學在社會裡非常有用。據一些美國大學調查,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不是工程、經濟、商業等學科的學生,而是文學、文化研究。「原因是,商業賣的不是工程結構或物質,樓盤廣告從來沒有見過一層樓,而是一對漂亮的男女,有湖山江色,動聽的音樂。它們賣的是生活價值和意義,所以會請維怡、飛鵬這種人,寫各種文宣和廣告。」他說,「如果經濟學是社會裡的文學故事,廣告則是房屋的詩學,它針對的是我們的情感和慾望。」



小時候,他曾跟一家人住在板間房,但大部份時間都在外面的公共空間玩耍,他形容,是友善的城市設計補償了物質條件的不足。所謂「卑躬屈室」,影響的不只物質條件,也有文化價值、社會關係等。當時他們理解的「脫貧」是上公屋,有戶外空間和西瓜波,從沒有跟海景扯上關係。「海景=增值」的想像並非天然,而是由經濟學的文學、廣告的詩學構成的文字世界。


而這一切都與「經濟化」有關:把人與人的關係轉換成物質計算,根據經濟學的「童話」決定甚麼有價值,甚麼是合適的房屋等。從經濟學來說,這些都是「人生」,是「命運」,供求曲線是自動走出來的,人人為自己天經地義,冥冥中有主宰,沒有人需要負責,包括政府。它還有另一個名字:自我調節的市場。說到底,這是一個沒有人需要負責的故事:「總是『市場說甚麼甚麼』。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認識這位『市場』,我就不太熟悉了。」


「經濟化」的結果,是以經濟效益(交換價值)衝量物質空間,所以買樓是一種投資,未必實用,只是非常「保值」。究其實,決定一個好的居所的因素可以是同住的人之間的關係、周遭的環境、生活品質(使用價值)等,而非海景;也不單單是一個房間,而是一整個空間,又跟城市規劃有關。


「居所是生活的場所,是人與人關係的建立的地方。居所是人鄰關係的總和。」他說,「這樣的話,重要的就不只是居住的形式如何令我們不用『卑躬屈室』,而是整個關係網絡。要改變經濟化的想像,就需要另一種擴展居所的想像。」


想像生活的更多可能

緊接的對談環節,李維怡提到自己曾參與創作的紀錄片《街道給我們的情書》,指街道其實也可以作為開展生活的空間,促進人與人的溝通。「小朋友在街上要面對很多人,困在家裡就只是打機、看電視,沒有交流。」她認同在街上長大的小朋友會比較習慣溝通,算是一種磨練,「不習慣交流是不會有『人鄰關係的總和』,發生衝突時就只有對錯,沒有討論的空間。亦因此很難發掘世界,只會去想自己腦裡的東西。」


黃飛鵬回應指,正是因為缺乏空間,令人們可以選擇的興趣失衡,「在街上也沒有小朋友一起玩」,很多人因而轉到網絡空間。但他也會反思,這種想法是否只是以自己的價值觀判斷別人,網上世界可能並非片面的,「網民」其實也是一種身份,可以連結更多人,產生新的價值。


許寶強則補充,劏房等問題是需要解決的,但房屋問題過於集中在居住形式上,就如「經濟化」會限制我們的可能性,很多生活想像就沒有辦法開拓出來。他說,2014年的佔領運動,人們住在金鐘、旺角的街道上,「可能都是不錯的人鄰關係」。如果這種生活形式成為可能,有些人可能就不會選擇上公屋。而文學世界正正是這種開放、多元的生活想像。


李維怡也同意想像力的重要性:「其實大家一起瞓街不好嗎?那麼多屋買了又沒有人住,沒有人想過可以佔領豪宅。大家被房屋壓迫得那麼厲害,也從來沒有二百萬人出來反對地產霸權。」


黃飛鵬最後補充,想像的發生從來不是世界給予你的,而是自己給予自己:「假設你有一層樓,你會不會低於市價租出來?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你可不可以。」最近的反送中運動裡,人們漸漸發現打你的不只是中共,也有讓警察進入商場的新鴻基,其實,生活從來都是政治,而我們早早就做了選擇。「那麼我們就一起做一些事吧,如何去杯葛他們。事情不會只靠一場運動和一群人就做到。」他說,「以往常常說『香港人善忘』,要解決這種善忘,我們就要很小器,小器到底,不要讓自己成為被人小器的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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