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寶強 X 李維怡 X 黃飛鵬︰「卑躬屈室」，有乜可能？

不妨想一想，怎樣的居住環境，能讓我們住得舒適，活得快樂。是居所的大小？是一起居住的人，例如家人、伴侶、朋友，或是貓？抑或，是一扇可以看到風景的窗？現在嘗試把這個理想的居所放在香港裡，你和這個居所的距離有多遠？

在香港這個搵樓難、租價貴的城市，理想居所似乎並不容易。香港文學館早前舉辦的「卑躬屈室」文學季講座，邀來文字耕作者李維怡、嶺大文化研究系客席副教授許寶強、獨立電影導演黃飛鵬，由何潔泓主持，談到不少有關香港居住問題的看法，且看怎樣抵抗卑躬屈室。

李維怡：每個人心裡都需要一個歸屬

李維怡是一位寫作人，亦從事影像藝術普及化、城市土地運動等組織工作，與舊區街坊一起創作紀錄片，無論在社區裡，或是寫作上，她常常觸及居住的問題。「為何要說『屋』的主題？因為是非常重要的，每個人心裡都需要一個自己的地方，可以是屋，可以是寫作或電影，是一些讓人附屬或歸屬的東西。」她說。

講座主題讓她想到三個相關的字：窮、困、浮。這三個字指向各種生活狀態，譬如「窮」字是一個屋頂下面有一個人彎著身體，「困」字可以聯想到古時女人無法從屋裡走出來而寫的閨怨詩，「浮」則指向一眾流徙的人，包括移民、難民、移居工人等。李維怡想起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由唐朝到今天，窮人都沒有居所，令人悲嘆。」她說。

不少香港的文學作品也有寫及人的居住環境，如五十年代，電影《危樓春曉》裡的板間房，侶倫小說《窮巷》寫到沒有住所會被當成無業遊民，趙滋藩的《半下流社會》也有寫到調景嶺的低下階層生活。她又提到自己的一篇小說〈擠〉，故事以大磡村為藍本寫到往時香港的寮屋區。「為何會有寮屋區？因為當時港英政府需要勞動人口來推動工業發展，因為沒有提供任何房屋，人們便自行沿山邊興建木屋。到收地的時候，就會放火。」「怎樣放火？把老鼠的尾巴點燃，然後放進木屋區。對人和動物都非常殘忍。」

後來主人公搬到順利邨，形容為讓人聯想到跳樓的井字型公屋，但七十年代如此的住屋環境，也讓社群慢慢建立起來。到八十年代，西西的〈玻璃鞋〉已經寫到港人逼在同一居所裡，「削足適履」的居住狀態。

除了實質的住屋環境，「屋」還可以延展到人的內在部份。韓麗珠的小說〈壞腦袋〉是有關一個難民偷渡到號稱「自由」的城市裡，然後被安排住在大型傢俬店，作為陳列品的一部份，原因是主人公擁有豐富的被窺視的經驗。對李維怡而言，這種「被窺視的經驗」不一定來自政府，也來自人的主流意識。這是從事文藝、社會運動的人都要面對的，譬如文藝在商業社會裡是「無用之物」，從事相關工作會被質疑：有甚麼用？有甚麼價值和意義？「然後會發現，你被質疑得最多的地方很可能就是你的『家』，你可以安心發展自己的地方。有些真心愛你的人，卻會質疑、監視你。」

她又說，慶幸在「反移民」的浪潮裡，有文藝人見到「無權勢的移居者」的處境，並思考人在這種處境底下的生活：「文藝關心『人』是怎樣的，你活在一個處境裡是怎樣的，而非首先判斷一個人是好或不好，對或錯。人與人之間可能首先需要這些東西。」

「到最後我們如何面對這個社會呢？甚麼是好的生活？如何不再被困？如何令大家不再那麼『浮』地生活？如何讓大家走在一起？靠的是互相指摘，分對錯與好壞，還是可以找到一個共融的空間？當然，我說的都是無權勢者之間。」

黃飛鵬：試想手上有兩億，你會買怎樣的屋？

「試想手上有兩億，你會買怎樣的屋？」黃飛鵬首先問這個問題，然後向大家展示數張照片，都是他曾拍攝過的香港大屋，「如果不是拍攝的緣故，我應該永遠都不會進入這些大屋。我很想讓大家看一看有錢人住的是甚麼地方。」照片裡，有各種豪華的裝修，非常長的沙發和桌子，開放式廚房，和室外空間。他形容其中一間大屋「沒有人的氣息」，原來是給有錢人用來開派對的。

然後黃飛鵬公開其中一間大屋的價錢：月租八萬。「這些大屋讓我想起，我在這些空間裡會感到高興嗎？剛才維怡說到『發展自己的空間』，我在這些大屋裡卻感覺不到空間的發展，例如因應興趣而發展出來的空間。」正常人在家裡發展興趣似乎都是奢侈的事，譬如一張書寫的桌，或結他，彷彿它們很容易就會破壞了整個空間的佈置；大屋很大，內裡卻都看不到這些發展。

「我覺得這是我們之間的距離，沒辦法看穿彼此──為何對方可以在這樣的環境裡居住？」他說，「那些大屋只令我感覺到一大片的空白，沒辦法填滿。即使它們看起來很大，很美。」

黃隨後播放自己的作品《最後的地圖》的選段。選段裡有一幕，一班小學生在玩一個城市發展的模擬遊戲，當老師問「如果沒有足夠土地興建你們的家，要怎麼辦」，學生紛紛舉手答「發展新市鎮」、「填海」、「發展農地」、「舊區重建」。他提到，拍攝前，這些孩子確實有像背書一樣把片段裡的答案說出來：「當我問『大家知道香港有農田嗎？』，他們會答『香港已經沒有農田了，食物都是由外地進口……』」在試拍時，孩子爭相把自己手上的「樓」模型放在有海景的地方上，「我不知道是哪一邊首先出現，是我們的教育，還是他們真的認為海景很美。」

他又提到，影片之所以名為「最後的地圖」，是因為每個人都在居住的地方掌握著自己的地圖，簡單如哪間餐廳好、哪裡適合憩息，但每一次遷離或拆除都會把所有事情抹去。「近年搬屋多了，發現是很痛苦的，不只是搬運，而是要從新適應整個社區。很多索引不想拿上身，因為你覺得隨時，很快，只要業主加租就要離開。」

影片也有情節講述一班年輕人在工廈建立工作間，開始「共居」生活，其實是黃自己的影射。他曾跟超過八個朋友一起在工廈居住了五年，原因是生活空間狹窄：「香港很難進行拍攝工作的原因，就是因為很多空間只能這樣，不會有地下室或車庫。我覺得不應該這樣，開始與朋友的共居生活。」

「不應該這樣」，指向的是更大的可能性與欲求。黃說，搬離一段時間後回想，發現當時的空間沒有一個可以自己靜靜地哭的地方。這其實也是一種對空間的欲求。「『卑躬屈室』不只是住屋環境，而是一個生活的藍圖，對上一級就是城市規劃。」他提起，觀塘發展曾有「第二個中環」的說法，他反問為何我們需要另一個中環？難道不能有其他的可能？「我想大家想起剛才的兩億。其實，每當我們選擇購買這些屋，某程度上都在容許這些價值發生。」

許寶強：經濟學就是文學，廣告就是詩學

讀政治經濟學出身的許寶強開始時自言「很少出席文學活動」，但他立即打出一句精警說話：經濟學其實是文學。

經濟學與文學兩個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概念，為何可以放在一起？許說，文學如小說是在說故事，經濟學也是說故事，但表達方式可能是圖表。回應黃飛鵬提到的「背書」，他認為是吸收了經濟學「童話」的緣故：「這些都是經濟學家作出來的『童話』：從前有座山，山旁有個海，海邊起豪宅，豪宅便會升值。還有一個很好的供求曲線，所以有人會說處理房屋問題便要填海、造地，意思就是增加供應，因為人口眾多、需求龐大，不增加供應就無法解決需求。」

他又說，其實文學在社會裡非常有用。據一些美國大學調查，比較容易找到工作的不是工程、經濟、商業等學科的學生，而是文學、文化研究。「原因是，商業賣的不是工程結構或物質，樓盤廣告從來沒有見過一層樓，而是一對漂亮的男女，有湖山江色，動聽的音樂。它們賣的是生活價值和意義，所以會請維怡、飛鵬這種人，寫各種文宣和廣告。」他說，「如果經濟學是社會裡的文學故事，廣告則是房屋的詩學，它針對的是我們的情感和慾望。」

小時候，他曾跟一家人住在板間房，但大部份時間都在外面的公共空間玩耍，他形容，是友善的城市設計補償了物質條件的不足。所謂「卑躬屈室」，影響的不只物質條件，也有文化價值、社會關係等。當時他們理解的「脫貧」是上公屋，有戶外空間和西瓜波，從沒有跟海景扯上關係。「海景＝增值」的想像並非天然，而是由經濟學的文學、廣告的詩學構成的文字世界。

而這一切都與「經濟化」有關：把人與人的關係轉換成物質計算，根據經濟學的「童話」決定甚麼有價值，甚麼是合適的房屋等。從經濟學來說，這些都是「人生」，是「命運」，供求曲線是自動走出來的，人人為自己天經地義，冥冥中有主宰，沒有人需要負責，包括政府。它還有另一個名字：自我調節的市場。說到底，這是一個沒有人需要負責的故事：「總是『市場說甚麼甚麼』。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認識這位『市場』，我就不太熟悉了。」

「經濟化」的結果，是以經濟效益（交換價值）衝量物質空間，所以買樓是一種投資，未必實用，只是非常「保值」。究其實，決定一個好的居所的因素可以是同住的人之間的關係、周遭的環境、生活品質（使用價值）等，而非海景；也不單單是一個房間，而是一整個空間，又跟城市規劃有關。

「居所是生活的場所，是人與人關係的建立的地方。居所是人鄰關係的總和。」他說，「這樣的話，重要的就不只是居住的形式如何令我們不用『卑躬屈室』，而是整個關係網絡。要改變經濟化的想像，就需要另一種擴展居所的想像。」

想像生活的更多可能

緊接的對談環節，李維怡提到自己曾參與創作的紀錄片《街道給我們的情書》，指街道其實也可以作為開展生活的空間，促進人與人的溝通。「小朋友在街上要面對很多人，困在家裡就只是打機、看電視，沒有交流。」她認同在街上長大的小朋友會比較習慣溝通，算是一種磨練，「不習慣交流是不會有『人鄰關係的總和』，發生衝突時就只有對錯，沒有討論的空間。亦因此很難發掘世界，只會去想自己腦裡的東西。」

黃飛鵬回應指，正是因為缺乏空間，令人們可以選擇的興趣失衡，「在街上也沒有小朋友一起玩」，很多人因而轉到網絡空間。但他也會反思，這種想法是否只是以自己的價值觀判斷別人，網上世界可能並非片面的，「網民」其實也是一種身份，可以連結更多人，產生新的價值。

許寶強則補充，劏房等問題是需要解決的，但房屋問題過於集中在居住形式上，就如「經濟化」會限制我們的可能性，很多生活想像就沒有辦法開拓出來。他說，2014年的佔領運動，人們住在金鐘、旺角的街道上，「可能都是不錯的人鄰關係」。如果這種生活形式成為可能，有些人可能就不會選擇上公屋。而文學世界正正是這種開放、多元的生活想像。

李維怡也同意想像力的重要性：「其實大家一起瞓街不好嗎？那麼多屋買了又沒有人住，沒有人想過可以佔領豪宅。大家被房屋壓迫得那麼厲害，也從來沒有二百萬人出來反對地產霸權。」

黃飛鵬最後補充，想像的發生從來不是世界給予你的，而是自己給予自己：「假設你有一層樓，你會不會低於市價租出來？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你可不可以。」最近的反送中運動裡，人們漸漸發現打你的不只是中共，也有讓警察進入商場的新鴻基，其實，生活從來都是政治，而我們早早就做了選擇。「那麼我們就一起做一些事吧，如何去杯葛他們。事情不會只靠一場運動和一群人就做到。」他說，「以往常常說『香港人善忘』，要解決這種善忘，我們就要很小器，小器到底，不要讓自己成為被人小器的那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