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福仁專訪（一）：從《詩風》到《羅盤》的編輯往事

訪問者：王家琪
日期：2019年7月27日（星期六）
地點：土瓜灣，受訪者的書房

最初的寫作

您是甚麼時候開始發表作品的？

答：最早大約是六十年代，那時我還是中學生，投稿到《當代文藝》，主編徐速特別說要見見我，因為他不相信那篇文章是我寫的。於是我去拜訪他，當時高原出版社的辦公室在彌敦道，他對文章的內容查問一番，末了請我多多投稿。但是我反而不敢寫了，再加上那時候開始閱讀《中國學生周報》，感到兩份刊物的路線十分不同，改過不同的筆名寫了一兩篇就沒有再投稿了。多年後在《新晚報》舉辦的香港文學座談會上重遇徐速先生，馮偉才主持，我談《素葉文學》，但徐先生年事已高，認不得我了。（註1）

但那篇也不是我第一篇發表的文學作品，在《當代文藝》之前也不時投稿到一些學生雜誌，名字已記不起來。真正最初的投稿，其實是一張漫畫，而且稿費頗豐。小學時我是畫畫多於寫作的，甚至得到過一個國際粉彩畫的獎項。（註2） 當時像《天天日報》、《星島日報》等大部分報紙都有彩色漫畫版，讀者都為了這版而買報紙，甚至有一份《漫畫日報》，是香港漫畫非常興盛的年代，像李凌翰、許冠文等等。（註3） 當時的香港漫畫還沒有受日本漫畫影響，就是非常生活化的香港漫畫。我還記得那時候《明報》有個小專欄叫「一笑會」，專門徵收笑話，一個一元，我也有投過稿。我用過很多個筆名，其中一個是「江藍」吧，其他想不起了。

您有很多早期詩作發表在《中國學生周報》和《詩風》上，以「何福仁」的名字發表的詩作最早可追溯至1974年。早期詩作風格與後來似乎相當不同。最初寫詩有沒有受甚麼詩人啟發？

答：年輕時喜歡余光中、瘂弦。當時寫詩的人大多喜歡余光中，相當普遍，他的散文、《蓮的聯想》等等都寫得很好。當時台灣現代詩例如創世紀的詩一般十分晦澀，余光中是比較明朗清晰的。我初寫詩，也想拒絕晦澀，這種想法在當時的香港詩人中並不少見，像古蒼梧不就寫了一篇〈請走出文字的迷宮〉（1967）嗎？（註4） 余光中讀到該文十分高興，甚表認同。這也是西西為甚麼在編了一陣子《中國學生周報‧詩之頁》不再編的原因（註5）， 她表示來稿裏面只有也斯及柏美（蔡克健）兩人的詩能讀懂，就編不下去了。

您的第一本詩集《龍的訪問》（1979）由素葉出版，集中的詩作大多與中國旅遊有關，訴說親身在中國山水間接觸中國詩詞文化的情感，小思老師說是「遊子的悲哀」和「鄉愁」，稱讚是「溫柔敦厚」（註6）。 當時有很多相關遊記和文學作品，是一股熱潮。能否談談當時的情況和心情？

答：小思的評論非常仁慈，對我很好。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開放港人回國旅遊時，我和一些朋友是第一批北上旅行的。

何福仁第一本詩集《龍的訪問》（素葉出版社，1979年）

〈代序〉裡說「我」一直想訪問龍，但是真正見到龍的時候，「龍並不答話／原來牠已沒了呼吸」（註7）；〈後記〉也提到詩集保留了寫詩當下的情感，但是到結集時「部分已漸覺遙遠而難以共鳴」（註8）。 這與當時旅行見聞有關嗎？

答：哈哈，這麼大膽嗎？不記得了。

第二本詩集《如果落向牛頓腦袋的不是蘋果》（1995）仍是以旅遊題材為主，是否旅行時特別容易靈感來訪、詩興大發？

答：主要是旅行期間空閒而已，故特別多詩。平日教書的工作忙得不可開交，連寫專欄都因為捱不下去而難以為繼。尤其是那時候傳訊不便，寫稿不難，交稿才是問題，有時候交稿的時間還長於我寫稿的時間。像劉以鬯先生因為讀到我在《素葉文學》所寫的一篇小說〈霸王別姬〉（註9）， 曾經約我在報紙專欄寫一個小說，也是因為這個緣故，寫了三分之一就中止了。他約我時，我以為還有時間可以好好計劃大綱，誰料過了兩天他請我交稿，我還沒有開筆，只好日趕夜趕（註10）。 我沒有存稿，又沒有跑腿幫忙，每次寫好得親身交稿，我住九龍這邊，他在北角那邊，每天來回，終於寫不下去。

文學刊物編輯：由《詩風》到《羅盤》

您、周國偉、康夫這些素葉朋友在1972年左右加入過《詩風》，那時候您主要是寫作，還是也有參與《詩風》的編務？

答：也有參與編輯的，我雖然不是由第一期就加入，但也是早期成員。我最初參與的刊物其實是《詩風》，由黃國彬、羈魂、陸健鴻等人創辦。他們有一個「讀詩會」，不定期聚在一起讀詩、談詩，那時候還在讀中學的胡燕青也有參與的。後來因為我和周國偉、康夫一起退出了《詩風》，《詩風》上刊出一則啟示說明此事（註11）。 我和黃國彬還是朋友，我請他寫稿，他也答應了，只是彼此編刊物的方法不同吧，比如他們的發刊詞、他們對詩歌特定的口味等等，都是我不認同的。

羈魂（胡國賢）在回顧《詩風》時指：「四十九期（改版第一期）出版後，何福夫、康夫、周國偉等因詩觀的歧異，與部份成員意見不合而退出。」（註12） 當時是1976年6月，半年後（1976年12月）《羅盤》出版第一期。可否談談為甚麼退出《詩風》？「詩觀的歧異」指的是甚麼？


《羅盤》詩刊第一期（1976年12月）

答：我大約編了兩期，當時我在想，《詩風》為甚麼不找一些外稿呢？我遂拉了一些稿件回來，西西、也斯、馬若、張景熊等等，登在《詩風》上。我也嘗試畫版，讓版面變化一下，之前《詩風》基本沒有畫版的，就是所有稿件一直排過去。出版後《詩風》同人檢討成果，陸健鴻他們不滿意我畫的版面。但是我想排版是小問題，更深層的原因，顯然是對我約回來的稿並不欣賞。那是較淺白、口語化，也較少經營甚麼典故的寫法。我多少顛覆了他們的詩觀。《詩風》早期同人都出自香港大學，較為學院，非常現代主義的，T.S. Eliot那一套，跟台灣藍星詩社接近。《詩風》中人追求宏大的題材，講究煉字，甚至僻字入詩、入文。你看發刊詞就知道，有一種 “intellectual snobbishness”。西西、馬若、阿藍等人沒有大學學位，也斯、康夫在浸會畢業，當時也只是專上學院。對詩，以至對文學創作的看法很不同。僻字麗典，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只是不能是唯一的標準。我認為詩是廣闊多樣的，不應該只偏好一種寫法。

對了，陸健鴻連商禽也不接受，這是我不同意的。既然道不同，不如離開。我想，如果我在《詩風》不能做我喜歡做的事情，退出對我、對《詩風》都是好的。事實上，我離開後，西西、也斯等人再沒有在《詩風》出現。當時我也退出了《大拇指周報》，《大拇指》由更年輕的編輯接手，我就另外和一些詩友創辦《羅盤》。

退出《詩風》後就創辦了《羅盤》。「羅盤」這個名字是誰起的？發刊辭是您寫的，其中提到要探索寫詩的方向，包容不同的路線，「我們相信，中西可以交流，取別人之長，能濟自己之短；傳統現代，其實薪火相傳，一脈相承。」（註13） 當時是否有意辦一份與《詩風》風格路線不同的詩刊？

答：名字可能是我想的吧。《羅盤》是我和詩友葉輝、康夫、馬若、靈石等人茶聚時聊出來的詩刊，1976年12月創刊，發刊詞由我執筆，作者有西西、戴天、古蒼梧、也斯、黃國彬、談錫永、施善繼、羈魂、康夫、葉輝、淮遠、黃維樑、阿藍、馬若等等。我們想廣泛容納不同風格的作者，在約稿、組稿時都有意呈現對詩的不同見解，不同的意識形態，強調包容並蓄。所以詩刊上不同年紀的詩人都有，也有不同風格的，左中右的立場一律不排斥，比方同一期內既有余光中的訪問，又有陳映真的（註14）。 你看第一期的名字裏面就有很多不同政治立場和不同詩觀的。我想在詩刊裡面，《羅盤》算是最開放的了。

《羅盤》特別強調以香港詩人為主，「創為詩刊，應以呈現當時當地中國人的情思為依歸」（註15）， 故每期主要刊登香港詩人的作品及相關評論。第一期一開始就是三位香港女詩人西西、鍾玲玲和吳煦斌的訪問。當時為甚麼想訪問她們三位？

答：因為特別吧，當時三位詩人都是首次受訪。文壇上以畢竟以男詩人居多，但是香港的女詩人也寫得很好呀，就故意做她們的訪問。當時她們三人還不是十分著名，西西已經算是最有名氣的了，但是有關的評論仍然極少，七十年代裏幾乎一篇都沒有。這也是《羅盤》每期都有詩評的原因，比如寫了不少評論的林迴就是葉輝。我們也譯詩，淮遠譯得最多，盡量做到面面俱到，兼而有之。

能否談談《羅盤》的編輯情況和銷量？

答：來稿不問詩觀或立場，寫得好就刊登。但是外稿不算很多，大部分是我們邀約朋友寫稿，畢竟是沒有稿費的。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六十多歲的詩人陳炳元，他是自己投稿來的，後來才知道他是銀行經理。

詩刊銷量很慘澹，像《詩風》也賣得不多，他們帶到尖沙咀的報攤寄售，但是讀者還是不多。《羅盤》的銷量也不多，具體的數字已記不得。因為我們只能在二樓、三樓書店寄賣，少量寄給施善繼在台灣售賣，實際上就是分送給朋友了。《羅盤》出版了八期後，我在中學的教務日益繁重，《羅盤》終陷於停頓。

那麼創辦《大拇指》是您退出《詩風》之前還是之後的？您是《大拇指》的創刊成員，也是書話版的編輯，能否談談當時創辦的情況？您在《大拇指》參與到哪年為止，負責甚麼事務？

答：應該是之前的，《大拇指周報》的創辦是1975年中，但是我實際編《詩風》只是一兩期而已。但是我編《大拇指周報》的時間大概也不足一年。當時每位編輯負責其中一版，比如我編書話版，各自工作，最初我們還有在出版後開會檢討，也知道其他版的內容，互相協調。

周報的工作量很大，我們都有正職在身，下班後才開始編，寫好的稿件要發稿打字、剪剪貼貼、修改、畫版，要做兩三個晚上，頗為辛苦。但是我們非常快樂，做著做著就去吃宵夜，工作的地方附近有一家餐廳，我們經常去光顧，老闆都認得我們了。不久還是因為過於勞累而退下來了。退下來的第一代編輯後來就一起創辦了素葉出版社。

那《周報》、《四季》第二期（1975年5月）呢？您是作者的身份，還是也有參與編務？

答：《周報》只是投稿，沒有參與編輯。《四季》第二期則是一大群朋友一起編的，大多是詩人。你看第二期上出現的編者，其實就是出資的人，自己寫、自己編、自己付錢。

《羅盤》與台灣詩壇

能否說《羅盤》是第一份您從頭到尾參與、投入較多的刊物？

答：是的，其次就是《素葉文學》了。《羅盤》不同《素葉文學》採用輪流編輯制，編務主要由我執行，當然葉輝、靈石（鄭健羣）等朋友也有幫忙，有些朋友像馬若、康夫則以寫詩為主，較少參與編務。

辦《羅盤》時，我甚至與台灣聯絡，當時台灣《龍族》詩刊的林煥彰訪港，暫居黃國彬家中。我和黃國彬那時有很多交往，林煥彰來港前，我和《龍族》的朋友也已有通信。《羅盤》上就有林煥彰和施善繼的詩。他們同樣反對創世紀詩社的詩風，把《羅盤》引為同路，希望多了解香港的詩作，約我編一個香港現代詩小輯，我遂組織了一批詩，寫了一篇評論推介當時這些香港年輕詩人「比較明朗的，口語的，而且是道地香港的詩作」（註16）。 《龍族》批評創世紀的詩人晦澀，與《羅盤》的方向不無異曲同工之處，雖然施善繼等《龍族》同人當時是比較左傾的，與陳映真也相熟。我當時經常與施善繼通信，他是工程師，但我們從未見面，反而多次見過林煥彰。

您提到不同政治立場的詩人，七十年代除了現代派，還有很多現實主義的詩，尤其在保釣運動之後有些詩人轉向現實主義和民族立場。當時很多人寫這類詩嗎？

答：保釣浪潮引起的民族主義在當時影響很大，但那些詩如果缺乏詩藝就難以保留。意識形態和詩的好壞並無關係。《羅盤》第5、6期「詩與生活」的專輯本來有施善繼找來尉天聰的稿，我尊敬這位前輩，但他寫的是〈殖民地的中國人應該寫甚麼？〉，卻令我覺得不大適合《羅盤》，我以為我們要寫的是真切感受的東西，而不是「應該寫」的東西。中國內地有所謂「何其芳現象」，新詩人因為要寫「應該寫」的東西，創作變成任務，結果都寫不出來，轉為寫舊詩去了。那篇文章後來他交給別處發表了。

最近台灣有一篇碩士論文比較《龍族》和《羅盤》，認為兩刊都是現實主義的。《羅盤》是否可以簡化為現實主義？現實的內容有很多種，詩的形式也不應該限定為某類寫法，只要是好詩就行了。即使不是現實主義，其他技巧何嘗不可以「寫實」？

當時香港和台灣詩人有很多看法很接近，你們當時看到台灣的詩刊嗎？

答：有的，台灣的詩刊至少可以在嚴以敬的傳達書屋買到，他的太太是台灣人。《大拇指周報》和《羅盤》等都有在傳達書屋寄售。大陸的詩刊我們也看到，左派書店可以買到臧克家編的《詩刊》，但不合口味，台灣詩刊則有很多可以參照的地方。

香港五十年代以力匡和徐速最有影響力，詩集非常暢銷。六十年代則開始轉變，我們一方面讀三、四十年代文學的翻印本，另一方面也受台灣影響。我們在香港要讀三、四十年代的詩人非常方便，有不少翻印，台灣在戒嚴下則諸多限制，瘂弦在《創世紀》介紹三、四十年代文學的專欄，其中用的材料有些就是西西、張灼祥再加上在美國的鄭樹森寄給他的，否則在台灣很難搜集資料。這是香港的優勢，但這種優勢近二三十年已經逐漸失去了。

何福仁先生與西西（攝於1998年土耳其）

除了三、四十年代文學的翻印本和台灣書，你們也看很多外文書？和台灣詩人比較起來，似乎香港詩人較著重翻譯？

答：以前台灣的教育制度相對地不著重英文，只有少數的外文系教授和學生具備英語能力，所以他們較少直接閱讀英語的詩集，香港因為是殖民地，我們大多是番書仔番書女，普遍能夠直接閱讀英文書，加上並無書禁，視野無疑廣闊些。當然中文工夫，尤其是文字工夫，你可以說我們一般就不如台灣。當時大家都喜歡逛外文書店買新出的書，經常聚在一起談文說藝，互相傳閱新書，有時你看到我們的文章不約而同提起同一本書，就是這個緣故。像拉丁美洲小說在當時就非常受歡迎，《百年孤寂》的英譯本一出版就引起風潮，法國「新小說」的理論、荒謬劇也一度非常矚目。

何福仁專訪（二）：從詩到散文的寫作經驗

註：

1. 「《星海》文學座談會──香港文學三十年」於1980年9月14日舉行，何福仁先生談的是《羅盤》詩刊及《素葉文學》。有關報道記錄見新晚報記者：〈回顧過去　展望未來──記《香港文學三十年》座談會〉，《新晚報‧星海》1980年9月23日，第12版；9月30日，第12版；10月7日，第16版；10月14日，第12版；10月21日，第13版。
2. 「我第一次拿稿費，不是寫了甚麼，而是投稿漫畫，奇妙的是，稿費由一位男士送到家來，父親和一位堂伯當時恰巧在家，驚訝極了，因為有港幣十元，在六十年代初，很不錯了。」何福仁：〈我的寫作（再版序）〉，《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香港：中華，2016年，再版），頁vii。
3. 有關歷史可以參考黎明海：《功夫港漫口述歷史1960-2014》，香港：三聯，2015年。
4. 古蒼梧：〈請走出文字的迷宮－－評「七十年代詩選」〉，《盤古》第11期（1968年2月28日），頁23-27。
5. 可參考西西的自述，見康夫整理：〈西西訪問記〉，《羅盤》第1期（1976年12月），頁4-5
6. 小思：〈一卷溫厚──談「龍的訪問」〉，《大拇指》第101期（1979年6月15日），第9版。
7. 何福仁：〈代序〉，《龍的訪問》（香港：素葉，1979年），頁2。
8. 何福仁：〈後記〉，《龍的訪問》，頁116。
9. 何福仁：〈霸王別姬〉，《素葉文學》第2期（1981年6月），頁33-36。
10. 事見何福仁的自述：〈我的寫作（再版序）〉，《那一隻生了厚繭的手》，頁xv-xvi。
11. 《詩風》曾恭賀《羅盤》創刊，見〈編者的話〉，《詩風》第56期（1977年1月），頁39。
12. 胡國賢：〈《詩風》推廣詩歌〉，吳萱人主編：《香港七十年代靑年刊物：回顧專集》（香港：策劃組合，1998年），頁77。
13. 未署名：〈發刊辭〉，《羅盤》第1期（1976年12月），頁2。
14. 見「詩與生活」小輯，《羅盤》第5、6期（1977年8月），頁4-19
15. 同前註。
16. 何福仁：〈香港現階段現代詩概況〉，《龍族》第16期（1976年5月），頁20。專輯內的詩人包括西西、何福仁、阿藍、馬若、淮遠、吳煦斌、張景熊、康夫、梁秉鈞，合共十四首詩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