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閱讀新聞－專業價值和媒體批判》導言

作為一位在大學新聞與傳播院系任教的老師，在過去的一段日子，頗為經常遇到的問題是：「是不是少了學生想讀新聞？」又或者再直接一點：「還有沒有學生讀新聞？」簡單來說，是的，想讀新聞的學生比以往少了。在香港，新聞工作從來不是一個「揾錢」的行業，所以，嚮往新聞工作的年輕人，多多少少對新聞工作的使命或社會影響會有一些想像，這些想像可能來自傳媒在社會發生重大事件時的表現，可能來自社會上有知名度的「名記者」，甚至可能來自如電影《Spotlight》或日劇《新聞記者》等流行文化產物。無論如何，新聞工作的滿足感通常不來自物質待遇，而是來自非物質的價值。不過，經歷2020和2021年之後，香港的新聞工作者仍然可以抱持他們的使命，產生他們心中希望產生的社會影響嗎？這難免成為了不少人—包括新聞工作者—心中的疑問。

香港的新聞界在甚麼程度上已經成為一個專業無用武之地的行業，是一個不容易用幾句說話講清楚的問題。但可以肯定的是，當下的新聞行業中仍然不乏有心的新聞工作者，想讀新聞的年輕人可能比過往少，但在當下的社會和政治環境仍然願意修讀以至投身新聞行業的學生，部分可能比以往的學生更有想法。而無論新聞界變成怎樣，新聞會繼續存在，新聞對社會亦會繼續產生影響。所以，寫一本關於新聞的書，仍然有其價值吧。

新聞是甚麼？

讓我們從看似最簡單的問題談起：甚麼是新聞？就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一個簡單定義談起：新聞是對讀者有價值和有意義的、關於社會上發生的事的資訊或內容。這樣定義新聞，應該沒有太大爭議性，但它很明顯會引申出一連串問題：甚麼叫做有價值？甚麼叫做有意義？對誰有價值和有意義？

回答這些問題有不同方法。一種方法是根據專業媒體所報道的實際內容，抽取其背後的「新聞價值」（news values）。大學一年級的課堂又或者英美出版的新聞採訪寫作教科書，通過都會列舉7至8個新聞價值，包括具時效性、重要性、對社會的影響、涉及受關注的人或機構、人情趣味、衝突、偏離常態等。

這種列舉新聞價值的做法，對初學者是有點指引作用的。對讀者而言，這些新聞價值也在日常接觸的絕大部分新聞內容中顯易而見。但這種從實際新聞內容中提煉出新聞價值的做法也有其局限。例如我們可以問，為甚麼人情趣味是新聞價值？也許有人會直覺地回應，「那是因為大眾喜歡看有人情趣味的東西」，但人們喜歡看的就一定是有「價值」的新聞？人們喜歡看關於電影明星的八卦新聞，媒體就應該大肆報道？這裏的根本問題是，若我們是從實際存在的新聞內容得出「新聞價值」的話，我們就難以得到一些獨立於實際新聞運作以外的評判標準。

因此，另一種回答「甚麼是新聞」的方式，是先去闡釋新聞的社會功能。一般談論新聞的重要性，首先談的是資訊。天氣報告和交通消息提供的資訊，直接影響人的行為和決定。新聞媒體所提供的大部分資訊，雖然對人和社會的影響不一定那麼直接，但往往更為深遠。在民主社會，公民可以從日常的新聞中不斷獲取關於政府和政治人物的表現的資訊，到了投票時就可以作出合理的選擇。就算在非民主的社會中，人們其實也會有表達意見的方式，包括在行動上有多大程度配合政府的政策等，所以新聞資訊如何塑造公眾意見，仍然是一個重要課題。

新聞資訊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己的社區和社會文化。媒體告訴我們有甚麼事情需要關注，有甚麼社會問題值得思考。當社會上出現了需要關注和思考的問題時，新聞媒體也會提供不同觀點，促進具備「公共性」的社會討論。所謂具備公共性，簡單來說，就是在思考和討論的時候，除了個人利益和立場以外，更重要的是從公眾整體的角度去思考問題，以公眾利益為依歸。理想的新聞媒體，是公共性的建構者和捍衛者，而通過公共討論所產生的公眾意見，可以為政府的決策提供指導。

除此以外，新聞媒體向來有監察權力運作的任務。一種傳統的說法，是新聞乃行政、立法、司法以外的「第四權」，在三權互相監督以外，同時監察著三種權力機關。近年，中央政府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其實並不遵循三權分立的原則運作。若真的如此，那麼至少在理論上，既然三權之間並不互相制衡，第四權對三權的監察應該變得尤其重要。把權力擁有者有問題的行為或犯下的錯誤公開，可以確保公眾知情權，促使有關方面向公眾問責和認真處理相關問題。可能更重要的，是若果當權者知道自己的行為最終會被放到光天化日之下，自然會更加循規蹈矩。相反，當傳媒失去監察功能，社會和政治運作的透明度不復存在，權力被濫用的風險自然大大提升。

這些對傳媒功能的理解，是新聞專業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本書第四章談論到專業主義時，會再度闡釋這些觀念。誠然，不同社會和文化傳統中，對新聞的社會功能可能有其他理解的方式，例如上世紀7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學者提倡發展新聞學（developmental journalism）[1]，認為新聞媒體也有協助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義務。又例如共產主義社會從一種對黨和人民之間的關係的理解出發，視媒體為執政黨的喉舌，對媒體的功能自有其獨特的想像[2]。但撇除這些不同的傳統，至少在過往幾十年的香港社會，當人們談到新聞媒體的社會角色時，基本上離不開之前幾段文字所談的提供資訊、促進討論、監察權力。

固然，以上關於新聞的社會功能的討論，談的是一些理念。現實中出現的媒體不見得時常能夠提供所有最重要的資訊，不見得時常會促進理性的公共討論，不見得有能力恆常地監察權力。不過，這並不代表之前較理念性的討論沒有現實意義。記得多年前，有一天，不少香港報章都把一單娛樂圈發生的事件當成頭條新聞報道，一位朋友送訊息給我，問道：「其實這也算是新聞嗎？」朋友這樣問，一方面顯示了人們對現實出現的新聞的疑惑，但同時亦正代表了這位朋友心中對新聞有一種較為理念型的理解，所以他不會單純地把新聞媒體報道的內容就視為「新聞」。

換句話說，無論現實的新聞機構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他們應該做的事，不少市民心中都有一種模糊的關於新聞的理念。同時，我們也不能抹殺這一事實：新聞工作者在商業和政治的掣肘下，仍然多多少少能持續地生產有社會意義的新聞。新聞是對公眾有意義和價值的訊息和內容，新聞也是新聞機構為消費者提供的一種商品，在某些政治環境中，新聞可以成為政治宣傳工具，現實中的新聞往往是一種三者之間的混合物。

從新聞現象到新聞理論

新聞作為一種社會產物或現象，有其複雜性。除了新聞本身是甚麼以及其社會功能之外，如果我們看得再仔細一點，我們可以提出更多具體的問題。讓我舉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無論某一天社會上發生了多少事情，是有重大事件發生抑或風平浪靜得很，香港電視台的新聞報道都是半小時的長度。我們對此習以為常，但這合理嗎？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個人有一天遇到了重大的事件，她回家後可能會花很長時間跟家人講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新聞」，若是遇上了平凡的一天，她在回家後可能不會向家人談及該天的遭遇。越多事情發生，或發生的事情越特別，「報道」時花的篇幅和時間應該越長才對。的確，這也體現在新聞媒體用在個別新聞故事的篇幅上，重要和複雜的事情會得到更多篇幅。但上面指出的是，電視新聞報道的整體長度是固定的，這似乎並不符合「有多少東西值得講就應該用多少時間講」的基本原則。

當然，電視新聞報道有固定長度這件事是很容易理解的，一個電視台要暢順地運作，一定要有固定的日常運作流程，而固定的節目時間表是日常運作流程最基本的組成部分，電視台不能每天都視乎社會狀況去更改節目播放時間。換句話說，每天的新聞報道都是固定的長度，從電視機構的運作需要去理解是非常合理的一回事。但這也代表，影響電視新聞內容的其實不只是社會上實際發生了多少事和這些事情到底有多重要，一個電視機構本身的運作需要，會影響和限制新聞的內容。

第二個例子：大家在看新聞時，經常會看到一些工業意外或自殺等涉及人命傷亡的新聞。大家試想想，新聞報道中因工業意外身亡的工友（大部分為男性），是否絕大多數都是好丈夫，好爸爸？那些自殺新聞中，輕生的年輕學子，是否大多數都品學兼優？難道善良的人遇到不幸的機會真的比壞人高？

這又是一個單用常識也不太難理解的現象。一單意外發生後，分秒必爭的新聞工作者只有極短的時間收集有關死者的資訊，而基於一種對已逝世的人士的尊重也好，基於一種對甚麼是一個「感人故事」的直覺理解也好，記者很自然地會傾向把死者寫成一位受到家人和朋輩敬愛的人，這並不是指記者會「作故仔」，記者做的是基於局部事實，對死者的形象作出一種選擇性的建構。就如在現實生活中，我們會預期在一位死者的喪禮上，死者的家人和朋友會集中談論死者的優點，不會說死者的壞話。所以，從社會文化的角度看，傳媒報道意外或自殺身亡人士的方式是很「合理」的。但這又說明了，影響新聞內容的不只是事實本身，一個社會的基本文化價值，會影響新聞工作者如何處理特定的題材。

新聞不只是記者去報道事實那麼簡單。關於新聞，是有很多有趣現象可以談論的。這本書的主旨，就是以各種角度去探討新聞，為讀者建立一種關於新聞、新聞工作，和新聞媒體的立體理解。

這是一本「新聞學」的書籍，但這裏可以先指出的是，我們可以粗略地把兩種不同的學科知識分開。第一種學科知識，主要在指導實踐，或直接在實踐中應用，就如當我們提到「醫學」時，我們所指向的知識，是醫生用來診治病人的知識。第二種學科知識，並不直接跟實踐掛勾，它的目的是幫助我們去理解一樣事物，使我們有能力去欣賞或批判相關的現象，就如大學社會學系裏談的「犯罪學」，不是教人去犯罪，而是從社會科學角度去分析「人為何會犯罪」這個基本問題。有趣的是，「新聞學」這個名詞有時會被用來指向實踐性知識，有時會被用來指向理論性知識。本書屬於後者。 此書並不是從一位專業新聞工作者的角度去談論如何做好新聞，而是從一位受過社會科學訓練的觀察者的角度，討論新聞其實是甚麼以及關於新聞和新聞媒體的各種問題。

雖然說是一本理論型的書籍，但我希望能夠盡量貼近現實去書寫。即使在我任教的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裏，不少學生都會「聞理論色變」。理論有時給人的印象是抽象和離地。這跟理論的本質有關。提出一個理論，就是為現象提供一個解釋。不過，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不會滿足於為每一個個別現象建立一個屬於該現象的特殊解釋。例如在傳播學在範疇裏，有人會有興趣了解80至90年代的日本普及文化為何能獨步亞洲，有人會有興趣了解過去20年韓流的成功之道。但傳播學者的傾向，是不會滿足於發展一套「哈日理論」和一套「韓流理論」。傳播學者會嘗試發展一套理論，可以同時解釋兩者，甚至同時解釋在世界其他地方和不同時期出現過的類似的普及文化現象。換句話說，傳播學者會嘗試發展一套關於區域性普及文化霸權如何形成的理論。

學術研究傾向要求人們提出的解釋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而要達至這個要求，學者發展出來的理論及其概念語言，就要有能力超越個別案例和特定時空，所以某種程度和某種意義上的抽象和「離地」是必然的，甚至是有需要的。就像在上面的段落中，「日本流行文化」和「韓流」指向較具體的事物，「區域性文化霸權」則是較抽象的字眼，但不用這種較抽象的字眼，就很難得出具普遍性的理論。

不過，理論建構要經歷抽象化的過程，不等如理論要停留在抽象層次上。好的理論始終是跟現實相連的。至少，了解一個理論及其概念語言的人會找到其現實意義。所以，這本書一方面會涉及不少概念和理論語言，但亦會盡量以現實案例去作闡釋和討論。我在2008年從城市大學轉至中文大學任職，第一年就開始負責碩士課程中的「新聞理論與分析」一課，一直到2017年為止。當時，我在每一課的首半小時，都會用一個跟當日要講述的理論傳統相關的具體個案作開端，讓同學討論，過後才開始介紹及解釋理論觀點。在教學時也會談論一些香港的新聞學研究。回想起來，整體效果好像還可以吧。我希望這本書也能夠向讀者展示理論概念和現實世界之間的連繫，亦會在適當的地方討論一些相關的香港研究。

章節簡介

這本書的結構也源自當年碩士課程的大綱。具體一點說，當年的課程設計，主要是從不同角度去探究一個基本問題，就是「為甚麼我們看到的新聞是這樣的？」所以，每一個星期的課，就是去講解一個影響新聞生產和新聞內容的重要因素。在這本書中，導言後的第一章至第六章就是談論這些不同因素。第二章談政治經濟，指的是社會上的政治經濟結構和力量對新聞機構的影響。第三章談新聞機構，聚焦在新聞機構的結構和新聞工作的流程，以及新聞機構內部對新聞工作者的社會控制，其中涉及媒體自我審查的討論。第四章談消息來源，探討新聞工作者與各類型消息來源之間的關係和互動。第五章談專業主義，闡釋新聞工作者的專業理念，但也指出專業理念的局限和一些關於專業理念的爭議。第六章談文化意義，新聞內容如何反映一個社會的文化價值，以及新聞如何成為意識形態的載體。第七章與科技相關，討論傳播科技如何透過科技實踐 影響新聞內容，其中包括對公民記者和自媒體等現象的討論。

在這六個章節之後，我加上了「正與負」和「真與假」兩個章節，處理兩個不少人經常提出的問題。跟「正與負」相關的是，為甚麼新聞好像總是傾向負面？新聞不能帶有多一點正能量嗎？在批評社會之外，新聞可否或應否有建設性？跟「真與假」相關的是，我們今天經常討論的「假新聞」是甚麼東西？新聞裏的「事實」其實又是甚麼東西？真與假那麼容易被辨別嗎？

在以上所有章節之後，我會在最後一章回到當下香港的處境，談一談專業新聞在香港的空間，涉及的主要問題是我們如何分析和理解一個社會的媒體政治。

這本書中的不同章節應該是可以獨立閱讀的，但若果讀者順着結構讀下去，也不難看出章節之間的連繫。無論如何，希望這本書可以為大家帶來一些啟發，一些思考和分析新聞的方式。

[1] 較近期一點的關於發展新聞學的反思，可參考Silvio Waisbord, “Rethinking ‘Develop ment’ Journal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News and Journalism, edited by Stuart Allan (London: Routledge, 2009).

[2]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立國後的共產主義新聞觀，可參考傳播社會學者趙月枝的著作，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8)一書中的相關章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