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平 X 許子東 X 沈雙 X 黃念欣︰在地因緣研討會之「小說香港」紀錄

報導 | by  嚴瀚欽 | 2019-06-25

當我們談論香港文學,我們在談甚麼?2019年5月29日至6月1日,為期三日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香港大學展開。研討會從香港的文學歷史、文化、創作特質、時空想像、視覺元素等角度出發,舉行了兩場主題演講(分別由周蕾與李歐梵教授主講)、一場圓桌討論及十場分組研討。與會者除了有香港各大高校的學者,還有來自台灣、美國、中國、瑞士、星加坡等多國院校的文學研究者,可謂是香港文學研究界難得的盛事。

近來香港在各方面受到的威脅不斷,此刻談論香港文學更具迫切性,就像談到港人的命運及文化存亡。


黃子平:焦慮共同體令粵語文學不斷絕

談論香港文學,從方言特性說起。

黃子平提出,粵語文學本屬方言文學,方言文學的提出是因為晚清帝國語言的崩潰及五四國語文學的出現。清朝時漢人面對滿族人的統治,其間最大的衝突就在於語言,這也是清朝學者多在音韻學領域有建樹的重要原因之一。1927年,魯迅赴港發表《無聲的中國》和《老調子已經唱完》兩場演講;同年,總督金文泰在港大成立以中國傳統大道宏經為主的漢文科(按: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前身),無形中與魯迅的觀點產生碰撞,這也讓魯迅回內地之後繼續關注香港文學。也是從這時開始,人們逐漸意識到把所說的話變成文學還十分困難。

即便是提倡白話文寫作的胡適也曾說過:「將來國語文學興起之後,盡可以有方言文學。方言的文學越多,國語的文學越有取材的資料,越有農富的內容和活潑的生命。」以英國為例,英語雖普及世界,但應該至少有一百種方言,當中不少方言都有高尚的文學。因此黃子平認為,文學語言的同一性,不單會遮蔽方言文學,甚至會減少國語文學的取材。

語言學家錢乃榮則認為北方方言(包括西南方言)生存環境最好,其次就是粵語。其在著作《西方傳教士.上海方言著作研究》中指出,當時上海方言就因傳教之緣故而得到很好的保護。但是由於五四之後大力推廣普通話,吳方言受到很大創傷。現時上海只允許滬劇、越劇和滑稽劇等存在,此外一切方言文章、廣播、歌曲、電視劇和話劇都被禁止。黃子平舉出去年在上海發生的「外婆姥姥事件」為例——上海語文書裡《打碗碗花》篇章中的「外婆」全部被改成了「姥姥」,二者雖都意為「外祖母」,但並非完全相同。除了地域上的不同(按:「姥姥用於北方地區,「外婆」南方和西北地區)之外,「姥姥」的使用範圍更廣,可表達具強烈感情色彩、體現說話人心理活動的話語,兩者並不能相互替換。

那麼粵語文學究竟為何能夠源源不絕?黃子平認為有以下幾點要素:

傳統無中斷:許多文體仍然存在三及第或新三及第。
影音媒體發展:流行歌曲、電影字幕等媒體讓粵語文學能夠更接近大眾,發展較大的讀者群。
文字研究:香港中文大學在正音正字方面下了巨大功夫。
焦慮共同體:粵語地位的邊緣化讓港人意識到其重要性,產生焦慮共同體,從而較為重視粵語文學。

胡適曾經提出過「吳、粵語文學發展更好」的說法,但如今可見吳語文學一直不起色,粵語文學反而有較好的發展,或也可從中見到一些端倪。


許子東:香港的路人張愛玲

開場時,許子東提出一個有趣的現象:張愛玲在港期間並不寫香港,只寫中國革命,離港後卻反復寫她的香港經歷。而他通過《秧歌》和《赤地之戀》,對這一現象進行詳細分析。

首先,大家為何那麼喜歡張愛玲的小說呢?

其一,是以實寫虛。一般的比喻,多用離敘述主體較間接的事物形容眼前的實景,用自然、抽象、虛擬來比喻人工、具體和實在;而張愛玲的意象特意逆向處理,借用具體實景描述間接的事物。《秧歌》裡卻很少用到這種逆向象徵。其二,是敍事角度的混淆。張愛玲一生都使用第三人稱,某些場景既似主人公視角,又有敍事者的目光,這是張愛玲刻意為之。這種視角混淆的技巧在《秧歌》裡也很少用到。

兩種慣用技巧的缺席讓《秧歌》缺少了優勢,但它在敍事角度上的處理是別具匠心的——前七章是慣用手法,雖然每章視角不同,但都是限知的,偶爾輔以敍事者對角色的評價;到了第八章,全部視角卻都匯合在一起。此外,《秧歌》另一可貴之處就是涉及到了「土匪」,這也利用了香港的地域優勢。

對許子東而言,《赤地之戀》(下稱《赤》)甚至不及《秧歌》:整篇小說只有劉荃一個視角,且張愛玲對劉荃的態度也有異於以往的角色,一反常態地不批評,張氏作品中首次出現了善惡分明。許子東批評《赤》過於煽情,追其原因,可能是張愛玲寫作時假定對象為西方讀者。然而《赤》也不乏優點,例如一些句子對現實的諷刺很犀利。例如女主人公黃絹說:「我們毀了自己也救不了別人。」這不僅真實地描寫了當時的背景,更真實反映現今中國局勢。而許子東也發現了,《赤》是張愛玲筆下唯一一次出現的高尚愛情的小說,在藝術上極差,但描寫的愛情卻是最高尚、最無私的。

雖然兩部作品各有問題,但單獨來看都有價值,其中也藉助香港地理優勢提早很多年寫傷痕文學,因此對香港而言都具很重要的文學史價值。但於張愛玲而言這只是次客串,她放棄了既有的一些寫作技巧。這也就是為何她出國之後就決定不再寫水滸三國,只寫紅樓金瓶。

最後,許子東設下了這樣的問題:「香港有很好的地域優勢,但為何這類作品在以後的作家當中很少人寫呢?為什麼五十年代之後,香港的文學不再講租界的問題,只講眼前的問題呢?」他嘗試作答如下:

其一,傳媒太徹底,媒體報導對政治事件的記述已經足夠詳細,南來作家覺得沒有再為過去政治事件書寫的必要、沒有動力再回憶痛苦。
其二,生存環境貧苦,南來作家生活拮据,住房、性苦悶、工作、身份認同等多種問題,無暇回憶內地政治事件,轉向寫眼前的事物。
其三,南來作家對國家的關注已異化,如戴天《石頭記》裡面,「我」的國家身份認同已經異化成石像,走過的孩子朝石像「吐一口痰」。


沈雙:如何本土?從符號經驗說起

董啟章的《地圖集》用地圖研究的方式呈現一座城市最原本的樣貌,包括其街道、符號和記憶。同時也用小說的形式揭示了任何一座城市的虛構性。無論過去還是未來,我們所認定的真實其實是我們虛構出來的「城市地圖」。每一代香港人甚至移民者都是靠著這幅「城市地圖」,去想像本土和文化。

《地圖集》記錄了繪圖建設的符號經驗,我們可舉出香港帶有許多類型文化基建的其他文化參與。無論是材料性的還是象徵性的,都被算作文化鬥爭和本土性的連接,當建設我們通過文學想象與現實世界產生感官衝突時,它們都在塑造香港文學美學方面扮演不可少的角色。但根據確切意義,Infrastructure意為基建,且通常被理解為看不見、或是處於背後(background)的東西。最近人類學、歷史學和文學批評的研究都強調與它相關的的方面,引起對基建和它產生的新世界之間社會關係的關注。聚焦於基礎系統的參與如何為香港文學歷史加上標點。他也把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和當代香港進行比較,並舉劉以鬯和董啟章為例說明科技、人類和其他非人類行動元在不同歷史語境下如何牽連,產生本土意識。

沈雙指出基礎設施是促使其他的物體流動的物體。從本體論來講,它的特別之處在於基礎設施本身是一個物件,同時又指物件之間的關係。「動亂」、「運動」以及「公眾妨擾」這些話語都涉及基礎設施的所謂「正當」或「非正當」的運用。沈雙舉黃淑嫻教授在《明報》的一篇文章,說明六七暴動不光是歷史的重要議題,也是六十年代文學與文化的重要課題,當中連接著戰後內地和香港的關係,下開香港獨特的發展,在塑造文化本土性和港人的本土意識上起著很大作用。因此不能單單只將六七暴動當成一個歷史事件對待。許多因六七暴動而出現的文學作品,如劉以鬯《動亂》、馬朗《太陽下的街》,便是很好的例證。


黃念欣:《窮巷》中的左翼美學

數位人文理論家法蘭高.莫萊蒂(Franco Moretti)所提出的「網絡理論、情節分析」用點算計評論的方法量化分析文本的空間、時間、網絡區域、中心人物及邊緣人物的問題。

李兆輝先生把《窮巷》(下稱《窮》)原有劇本捐給中文大學圖書館,黃念欣發現《窮》劇本的創作時間早於小說連載,這解釋了為何小說中人物關係和劇情發展十分穩定。此外,手稿內夾著一頁人物介紹,紙張注明「李鐵稿紙」,李鐵是電影《危樓春曉》的導演,《窮》和《危樓春曉》內容相似,說明《窮》當時可能被計劃拍成電影。

侶倫對香港文學的意義包括跨越性的發表空間、感傷浪漫與社會寫實的內容轉向、電影編劇工作。《窮》得到的評價向來都較一致,她認為還有許多價值尚待開發。劉以鬯認為《窮》是五十年代少見的不受政治主導的作品,侶倫自己也說這是「不受任何條件拘束,純粹依循個人的意志寫下的」。

用圖標和線段表示作品中的人物關係網絡,黃念欣接向我們展示了小說《窮》情節的四條主線,分別以高懷、莫輪、羅建和杜全四個角色構成。由此觀之,小說具有強烈的左翼色彩,房東(中上層階級)掌控四個角色的生存。而且,每人都有生存的壓力,形成被壓迫的眾生掙扎。

黃愛玲留意到小說《窮》的故事發生在「群居生活空間」,人倫關係複雜,不易判斷人物間是否真的存在交流,《窮》劇本的出土以對話的形式讓角色之間的交流變得清晰,有助「網絡理論」的分析。黃念欣製成的人物關係網絡圖一方面肯定了讀者閱讀時產生的第一印象,即高懷是第一主角(與其他十二位角色有直接聯繫),另一方面則讓我們發現一直被忽略的角色杜全也很重要(與其他十三位角色有直接聯繫)。窮苦的杜全在《窮》中的作用以及他最後的跳樓死亡正解釋了為何《窮》被人直覺認為是左翼文學。同時,此圖表讓我們留意到被忽略的情節,如杜全修錶,鐘錶是杜全的尊嚴所在,同時也象徵著戰後失去的時間,與「交租金」象徵的守護空間一樣左右著底層人的生活。

「窮巷」有的種解釋,一指窮人生活的某一條實質的巷子;二指窮人居住之地;三則暗指處境「窮途末路」。因主題涉及「貧窮」,故重心不應全部擺在幫人的高懷身上,接受別人幫忙的杜全也同樣重要。


結語:

作為有志於文學的香港人,我們須在英文普及以及全面普教中的語境下保持粵語的自覺性,發展獨特的文學,繪製本土文化版圖,從而發掘版圖上的基建如何和它產生的新世界進行互動。當然香港文學還包括南來作家的作品,釐清香港和南來作家之間的相互作用有助進一步感受香港本土性。而在科技發展的今天,我們同時有責任讓文學與科技接軌,深入的研究和發展。總而言之,香港文學在時間上須承古傳今,展望未來,在空間上則須南北互通,內外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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