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梅香X徐啟軒X黃淑嫻X梁淑雯︰在地因緣「香港・文革・冷戰」紀錄

報導 | by  李顥謙 | 2019-08-08

中美貿易戰僵持不下,而修改引渡條例牽起的抗爭運動,亦使香港成為國際角力的焦點。時代風急浪高,新冷戰格局愈趨成形,香港這座夾縫中的城市,已是中美兩大意識形態、經濟政治體系交鋒的前線舞台。


回看歷史,香港一直因其地緣特點,成為冷戰意識形態對壘的重要空間。像五十至六十年代尾,以中資左派為背景的雜誌《青年樂園》,就與美援刊物《中國學生周報》,共同爭奪在青年學生社群上的文化影響力。雖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冷戰形勢,與當下的新冷戰格局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在冷戰到文革時期的香港,社會主義中國與資本主義國家、左翼勢力與殖民地政府的互動,始終對變幻難測的香港現況,有重要的參考與研究價值。


由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辦的「在地因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第七場的主講議程「香港・文革・冷戰」,請得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樊善標作主持,並由幾位來自港台的學者:王梅香、徐啟軒、黃淑嫻、梁淑雯(依發言次序排列),就戰後的文化冷戰課題,分享研究成果。從張愛玲的日譯源由、五十年代左翼政治、六六與六七的文學作品談到青年雜誌的「文革」話語,冷戰與文革時期的香港文化狀態,可以帶給當下的我們甚麼啟示?


《秧歌》與《赤地之戀》:日譯張愛玲的意義


首先發言的王梅香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的助理教授。她的研究題目是「東京美新處譯書計劃與張愛玲《秧歌》、《赤地之戀》日譯(1951-1959),而當中的研究動機,是始於一份東京美新處(位於東京的美國新聞處分部,USIA)的台港文學日譯書單。在該份書單中,王梅香發現張愛玲的兩本著作--《秧歌》、《赤地之戀》,都是美新處日譯計劃的選書。「戰後的美國,要在日本深化民主與親美意識形態。東京美新處,為甚麼又要翻譯《秧歌》、《赤地之戀》這類港台文學作品?


《秧歌》是講述土改之後,中國農民生活苦況的小說;《赤地之戀》則是關於大學生上山下鄉的戀愛故事。在譯書計劃中的「對外信息和教育計畫修正案」中,就可以看到東京美新處重視這兩本張愛玲著作,企圖日譯的原因--《秧歌》內容觸及土改、貧農,與「反共」小說劃上等號,其日譯出版被日本官方機關「時事通訊社」視為「時事通訊計劃」的宣傳策略重點;《赤地之戀》亦同樣牽涉下鄉知青的題材,描述到共產統治的陰暗面,因此被「生活社」當作以中學生為對象的書目。有趣的是,無論《秧歌》與《赤地之戀》,有關的日譯版本都沒有刪減描述毛澤東祟拜、批評美國的情節。王梅香補充,這是區域政治下,一種「理解中國的媒介、方式。


在整個張愛玲作品的傳日過程,香港一直擔演著重要的角色。王梅香援引日本中國文學、台灣文學學者藤井省三的觀點,將香港傳播張愛玲作品的過程分為兩大時期:「第一次是在五十年代,屬於區域政治下的文學翻譯,日本透過書籍認識張愛玲;第二次是透過香港電影,結合書籍與學者的推介。」事實上,《秧歌》與《赤地之戀》兩本著作,就是張愛玲於1954年,在香港寫成,分別透過今日世界出版社與天風出版社來出版;而許鞍華的《半生緣》,和八、九十年代起的張愛玲研究風潮,亦增加了日本對張愛玲著作的認識。


韓素音與葉錫恩:重構左翼政治想像


除了文學作品的在日傳播,香港左翼政治,亦是冷戰文化、文革文化另一個值得重視的主題。然而,「左翼在香港的指涉涵義,遠比字面呈現的複雜得多。「左翼」以外,香港的「左」還包括「左派」、「左膠」等描述不同左翼群體的名詞。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助理教授徐啟軒就指出,香港作為短暫的殖民地(colony)、中西世界的「接點」(node),能發揮「同時容納共產中國左翼與各種形式左翼存在」的作用,連結中文語圈世界(Chinese Speaking World)與西方地區的左翼思想」。因此,重新認識香港歷史上不同左翼光譜的價值,亦有其獨特意義。在「反思香港1950年代的左翼政治」這個題目中,徐啟軒就以韓素音(Han Suyin, 1916-2012)與葉錫恩(Elsie Elliott ,1913-2015)作研究例子。


韓素音本名周光瑚,是英國籍亞歐混血女作家,生於河南、在北京成長,對中國有一定的情意結,而且認同共產黨的立場價值。她曾經說過:我只想為人民服務、「像所有中間路線的自由派一樣,我反對國民黨。徐啟軒就分析,韓素音對抗戰中國、中國人民的同情,是源於一種國際主義、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取態。「雖然是以英語為母語的英籍作家,但韓素音更多時稱自己是『亞洲作家』,反映出一種泛亞洲主義(pan-Asianism)的認同。」


徐啟軒認為韓素音是鍾情中國,所以才『鍾情』香港」。香港,亦畢竟只是一個讓她過渡的地方(transition)。她的首部小說,1942年的《目的地重慶》(Destination Chungking),就反映出一種西方獵奇式的、帶東方主義色彩的香港想像:「她眼裡,香港是一座「奇怪的城市」(odd city),像是混雜了粵語、不同語言的「巴別塔」(babel);同時,也是一個吸引的資本主義消費地,「讓她無法拒絕購物」。


1949年,韓素音來到瑪麗醫院實習,但除此之外,她並沒有在香港有過很明顯的政治參與,或實踐其左翼、親共產中國的政治主張。在1952年的《愛情多美好》(A Many-Splendoured Thing),她對香港的認知觀察亦有明顯改變。她形容香港是一個「冷戰窗口」(cold wars site):既匯集中國北方的資本家,又有很多美國貨流通,經濟重心從英國轉往美國,更是冷戰時美方的情報機關。「此刻的韓素音,明白到香港再不是抗戰那時的社會狀態,變成一個有不同意識形態共同競爭的場所(contest ideologies)。」徐啟軒形容,這是左翼親共人士再地方化(relocalization)的一種體現。


相對之下,前立法局議員葉錫恩,剛明顯是一個立場較強烈的左翼社運家。在家鄉紐卡素讀書期間,她加入了基督組織「Inter-Varsity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Unions」。1951年,她來到香港,希望為基層籌建學校,卻遭所屬教會反對,令她失望離教。徐啟軒相信,離教的經歷,讓葉錫恩將教會的傳教工作,當成一種只著重管治者利益的殖民手段;亦因此,讓葉錫恩開始投射打擊貪污,關注貧窮,幫助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暴動」示威者等的社會工作。


徐啟軒提出了「基督徒左翼」(Christian Leftism)的觀點,來理解葉錫恩的政治觀。在自傳《Crusade for justice : an autobiography》,葉錫恩就表現出那以基督信仰作解放精神的價值觀「作為基督徒,我沒有階級差別之分。my code of Christian ethics knew no such class distinction;她甚至批評當時的年輕信徒,「沒有她那一輩的激進,更因混淆主與英女皇的性質意義,才有尊敬後者的想法」(the younger missonaires mixed up their ideas of God for the reverence to Queen Victoria)。可以見到,葉錫恩把港英政府視作欺壓香港這殖民地的不公者;而宗教信仰,還有對左翼基層平等價值的推崇,就有可能成為她日後支持共產中國的主要原因。


六六暴動到六七暴動:夾縫裡的身分


從香港的「左翼」,談到香港的「左派」,就無法繞過「六六暴動」與「六七暴動」這兩件歷史事件。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黃淑嫻,就以「六六天星、六七暴動與香港文學」為題,以文學作品--方龍驤〈迷失的晚上〉,略談動盪社會狀態,甚至「暴動」事件中的身分書寫。


「暴動」之所以被定性為「暴動」,是因為在衝突中出現的廣泛失控暴力場面,威脅人身安全、破壞社會安寧、更重要是衝擊政權的管治,動搖了人民對政府的認同與生活狀態的信心。事實上,「六六」與「六七」這兩場「暴動」,在負面定性背後均有其值得重視的來由背景:前者是因公眾反對天星小輪向港英政府申請加價,抗議、絕食無果,加上4位示威宿被捕,而激發起縱火搶劫等行為,被港英政府定義成「暴動」;後者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左派、親中共人士組織抗擊港英管治的鬥爭,使用汽油彈、土製炸彈等武器,帶來多名平民傷亡,而被視為作「暴動」事件。


六六與六七的出現,影響了往後香港人身分認同的構成。在1995年舉辦,何慶基策劃的展覽「Hong Kong Sixties: Designing Identity, 香港六十年代:身份、文化認同與設計」中, 田邁修(Matthew Turner)的說話,就解釋了六七後,港英政府轉變管治態度,試圖建構有利管治的身分歸屬感的策略。六七暴動後,香港政府藉著多種文康活動、重民生福利的政策,設計了一個適合殖民者管治的,新的香港西方身分,而這種身分,目的就是遠離中國民族主義。套用羅永生在2009年〈殖民城市政治想像〉一文中的說法,這種六七暴動後的主流本土身分,就是以「搵食」為本的身分認同。


然而,〈迷失的晚上〉並沒有「六六暴動」的示威者,因不公打壓而激發的受制者身分認同;沒有文革思潮下的極端國族化身分認同;或是以上殖民主義向治下,去政治化「搵食」的身分認同。小說裡的主角「黐線成」,教育程度低下,一直在雜貨店工作。他只是在某個宵禁的晚上,不知就裡地捲入因天星小輪加價而引起的「暴動」衝突,無辜地被警察拘捕,更因無法以英語作溝通,懵然認罪,落得被監禁的下場。小說裡就有段為他「抱不平」的片段描述:『哼』!那事情離開阿成真是太遠了!過海小輪,阿成一年裡真是難得過海一、二次⋯⋯小輪起不起價,真是關他屁事⋯⋯


在此,黃淑嫻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在探討六六與六七時港人身分的文本中,除了國族或殖民身分,又有沒有提出過其他有差別(diverse)的,值得討論的地方?〈迷失的晚上〉中的「黐線成」,沒有身分歸屬的意識,無法發展殖民、國族或本土的身分認同,屬於一個無法歸邊,位處夾縫的邊緣人物;然而正是這種沒有身分認同意識,封閉無知的人,更容易捲進事件次中,被捕、需要服刑,身陷囚籠,承受社會拉扯、對立的創傷。「那些邊緣人物,所犧牲的比我們想像中多。」


「學苑」與「中大學生報」:從國族主義到文革話語


第四位發言的梁淑雯,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助理教授,她回應的題目:「『為(香港)人民服務』: 香港青年雜誌中的『文革』話語」,就選取了港大「學苑」與「中大學生報」這兩份青年雜誌的文章作例子,討論1966年到1976年間,文化大革命在香港在地化(localization),藉「話語」影響青年身分認同的過程。


如上一部分所述,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轉變管治態度,試圖從經濟民生、社福文康的途徑,建構有利管治的本土意識。然而,梁淑雯在此援引呂大樂在《那似曾相識的七十年代》 中,「殖民管治下的本土身分在1970年代才成形」的觀點,指出在1966、1967到70年代間,本土身分的過渡出現了一個「時間差」。而就在這個「時間差」中,出現不同的「國族運動」--像釣魚台運動、中文法定運動、認中關社思潮、反葛柏事件等,當中引發對身分的討論,就有助我們認識1970年代,本土身分的複雜性。


六七暴動激發了一代年輕人的反殖情緒。這班年輕人,就是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定義的「第二代香港人」--即在戰後的嬰兒潮中出生,普遍懷有一個「想像中國」的情意結 。「六七」的出現,正好啟動了他們尋找「國族身分認同」的心理機制。然而,當時這種國族身分想像,還處於一種相當含糊曖昧的狀態:一方面,年輕人積極地反殖民管治,拒絕成為奴化機器;另一方面,大家對遙遠的中國未有深厚的歸屬感。


馮志強在1968年3月1日《學苑》的〈香港自治的前途〉一文,就流露出這代人的身分迷思。「我們既不能說自己是英國人,亦不肯定將來如何;但生於斯,長於斯,我們對這地方亦應有責任。」在這裡,他提出以責任感取代歸屬感,填補國族主義,對中國情感、無法自治的空虛,衍生出一種去共產中國、國族感與在地感互相鞏固的身分認同,當中那種對社會的責任感,亦能與文革「為人民服務」精神呼應暗合。我們只要求香港的知識青年,不再在『歸屬感』這符號的世界裡彷徨⋯⋯我們正在徬徨於如何負起中國的責任,如何建立一個理想的中國,為甚麼不在徬徨之中,拾起當前對香港的責任,作為一種磨練與準備?


隨著文化大革命開始,中國成為聯合國成員國,這班結合國族感與在地感身分認同的年輕人,變得更願意擁抱中國,甚至認同文化大革命的意義,視之為服務民眾、能改變殖民不公社會的方法。宋恩榮在1971年7月1日《學苑》的〈母親的召喚〉一文中,就表達一種對中國崛起的自豪,參與文化大革命的嚮往。流浪美國的孩子,他們是怎樣響應母親的召喚?⋯⋯也有不少孩子醉心革命,說要如何的策動香港、台灣的無產階級革命。梁淑雯認為,之後的認中關社運動,釣魚台運動,均是探討當時的香港,能否接受中國統一,實踐社會主義道路的延伸。「人民民主專政可以在港應用嗎?年輕群眾,無法被中國吸納,一直試圖威脅港英的管治。」


1973年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正正是將整個矛頭指向殖民政府管治的群眾運動。在1973年10月10日《學苑》時委會的聯合特刊中,年輕人終於將「文革話語」應用在青年的雜誌刊物。如從葛柏運動看警方對社會性運動的阻撓,甚至乎「反貪污運動必須進行到底!」,活脫脫就是文化大革命用語的在地銜接。梁淑雯形容,「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就是文革於香港的在地實踐。


然而,梁淑雯指出,作為群眾運動,「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得不到廣大民眾的支持。民眾的冷落,更令一代火紅青年反思。「所謂『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到底指向甚麼階層的人民,到底是『為誰服務』?」在1975年的《中大學生報》就有真正的大學生不應虛偽,應該實是求是,服務大多數人的討論。當中「實是求是」、「服務大多數人」,正正就是宣告運動轉化,需要擴闊「服務」群眾的想像,不能再停留在口號式影響群眾的層次,而是要走進廣大居民階層,引起更深入的討論,爭取更多社會中層如教師、護士的支持。至此,70年代青年的「文革」話語,不再鐵板一塊,而是更深入地思考挖掘。在1983年的《中大學生報》,王俞〈中文大學的本質〉一文就批評中大是「以經濟利益為前提而與殖民地統治者結合的資產者集團」,對準大學的校政管理方式,思考「為誰服務」、「如何服務」、「滿足哪些人需要」這些問題。


冷戰・文革・延伸的香港


最後,樊善標教授總結這場研討會的幾個重點:王梅香教授對張愛玲日譯的研究,突顯了香港與日本一樣,作為美國在冷戰中重要的亞洲都市地位;黃淑嫻教授方龍驤〈迷失的晚上〉為研究文本,探討文字表達,超出政治論述的可能;梁淑雯教授的題目,更是令他感到驚喜。「學生報與社會的關係,可以若即若離,當中也有很多實驗性的想像。同時,他們論述、話語的代表性,仍值得有更深入的梳理。」


香港教育大學文學與文化學系副教授陳智德,亦對徐啟軒教授的分享甚有興趣,並在席上拋出值得思考的問題:用激進神學的角度,去論證五十年代香港外籍左翼代表的話,甘浩望神父,會否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研究對象?無論如何,冷戰與文革兩個重要時期,均主導著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香港的進程。當我們不斷分析當時文學作品、左翼人物與社會文化氛圍的時代意義,就能補遺、重認更多的歷史碎片,在消逝的靈光中,探尋到應對當下難關的線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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