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只是工具？

理由，無可奉告

中國電影局通過《中國電影報》，在其微信公號發的新聞非常短小，只說「暫停」中國的片和人參加今年的金馬影展，並沒說理由，沒說「暫停」的有效期，沒對「大陸影片和人員」做任何界定。相當於出了一道填空題：2019年，中國國家電影局出於_____的原因，暫停大陸影片和人員參加金馬。

這道填空題，對我這個出生、成長於中國的人來說，再熟悉不過，可任意換成：1950年，中國出於_____的原因，派志願軍奔赴朝鮮。1989年，中央軍委出於_____的原因，平息了反革命暴亂。2017年冬，北京政府出於_____的原因，完成了對城郊低端人口的清理。


對填空題的議論、猜測廣泛發酵後，便出現兩種情況：一種在信息自由的人群中，他們能大致拼出事情的面目：中國怕有人再在頒獎禮「亂講話」，金馬獎日期臨近台灣大選，與取消赴台自由行是一脈相承的舉措等等；另一種在掌握信息不完整的人群中，他們的答案往往很「標準」：讓台獨份子去年亂說話，我們不來了，這下金馬喝西北風了吧。——第二類人群的話語雖然非常豪壯，但他/她在所謂的「我們」中，並沒任何主體權利，因此在語言的背後，缺乏實質支撐，只是為了填答案而寫，因此包藏了恐懼。第二類人群，每天並不止面對一條填空題，恐懼被反復種下和喚醒，經年累積，猜測得越多，自我審查越普遍化、日常化和本能化。

除了做填空題，還有一種日常化的洗腦方式，就是利用詞語影響思維。比如，把SARS稱作「非典型性肺炎」；比如，把封閉放映場地的理由說成「消防不合格」；比如，將臨場撤片解釋為「技術原因」；再比如，便衣警察和流氓，經常自稱「普通居民」……這次杯葛金馬，涉及國家統一的大議題，因而只做填空題，不玩任何需要創意成本的詞語遊戲。


杯葛的不僅是金馬獎

新聞寫得清楚，電影局通知「暫停」參加的是金馬影展，即包括金馬獎，也包括影展。那麼，近幾年的金馬影展，對中國而言，又是如何的角色呢？


2017年3月，《中國電影產業促進法》（以下簡稱《電影法）生效後，第一個被開刀的是香港國際電影節。當年共有四部未取得放映許可證的中國電影，臨場撤片。只有幾部沒有發行商或資本包袱的獨立紀錄片，留了下來。翻看2018年和2019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場刊，已看不到任何一部無龍標（龍標指由電影局批給的放映許可證）的劇情片。2019年的紀錄片節目，除了一部作者為美國背景的中國題材紀錄片以外，沒有一部中國紀錄片。這很可能是，九十年代初香港國際電影節介紹吳文光的《流浪北京》後，近三十年來，中國獨立紀錄片的首次缺席。


眾所周知，自Tony Rayns於八十年代將《黃土地》的拷貝帶來香港國際電影節之後，香港成了第五代、第六代及更新生代的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偷渡」站。假設沒有香港和香港國際電影節，這些電影的拷貝，也許只能在庫房甚至導演的床底長眠。這個故事，也許可稱作「黃雀行動」的地下電影版。


2012年金馬影展首次舉辦名為「中國獨立映像」的單元，共八部片，其中四部為無龍標的獨立電影，另四部雖有龍標、但也是無市場的「藝術片」。從此，金馬影展和金馬獎，與中國獨立電影越走越近。除了影展每年持續介紹無龍標片，數部中國獨立紀錄片得過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之外，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2014年的金馬獎最佳短片得主耿軍，於當年金馬獎舉辦前四個月，在參加北京宋莊的獨立影展時，被政府派遣的流氓和便衣警察打傷。同年12月底，待他走上金馬的領獎台，當然由衷感慨金馬和台灣的自由，並利用金馬舞台向中國獨立電影表達致敬。


八十年代與今天的環境非常不同，中國獨立電影不再需要「黃雀行動」。但因在中國境內依舊罕有放映機會，除了去歐美與文化遙遠的觀眾交流外，這些影片依舊很需要一個地理臨近的、也是華人語境的放映空間。七年來，金馬影展和金馬獎接過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角色，成為部分中國獨立電影在華語空間的窗口。如此，從day one始，金馬就應預料到今天的風險，並預備好了面對撤片等處境。這是宿命，也是使命，全因這兩個詞：公義和擔當。


可以同理，但無法同情

2012年，中國出現首部票房過10億的電影：《泰囧》；同年，數個具代表性、創立皆將近十年的中國獨立影展，被政府強力關停。2014年，耿軍和其他獨立電影工作者在宋莊被痛打，警察翻入影展機構的院墻，抄走了裝有點播系統的所有電腦，及過千份的獨立電影拷貝；那年，中國電影總票房約300億，國產片數量為618部。2017年，中國出現了一部票房過50億的電影：《戰狼2》；那一年，本就為數不多的中國獨立電影觀眾，他們已與獨立影展失去聯絡起碼五年了。2018年，范冰冰等人和公司被強力追稅，中國電影在當年金馬獎的最佳電影提名中佔四席，在最佳導演提名中佔足五席；在那年，早已罕見無龍標的劇情片很久了，那年金馬的最佳紀錄片提名中只有一部是來自中國的無龍標作品。2019年初至今，各種「技術原因」的撤片和撤檔，已超過20次，影片類型涉及獻禮片、文學偶像作品、國師之作、網絡IP片等等。

電影或電影活動，從來只是中共對內外的管治工具，參加、暫停、永不參加，或為打擊對手，或為整肅內裡，邏輯來自「政治正確」或「黨性」。近七八年，中國電影產業以億元為單位計數，「黨性」有所鬆動，把錢掙夠，也讓你先把錢掙夠。待2018年，中宣部掌管電影局後，掙錢工具又變回政治工具。早在數年前，絕對權力已掃平了所有的獨立電影活動，那麼下一個目標，自然就是體制內的電影和電影人了。禁止參與公信力全華語地區最高的金馬影展和金馬獎，當然也是內部整肅的手法之一。

我可以同理損失了展示舞台的優秀中國電影工作者的處境，也可以明白中小公司紛紛倒閉的寒冬之痛，亦可以想象華誼兄弟的深度無奈，他們因撤片風潮而不得不高調成立黨委……但是，當獨立電影人被屠殺時，你們並沒有出聲，且不斷擁抱絕對權力的裙角；如今，當你們成了過去的我們（獨立電影人），開始被屠殺時，已不會有人再為你們說話了。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