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只是工具?

時評 | by  應亮 | 2019-08-12

理由,無可奉告


中國電影局通過《中國電影報》,在其微信公號發的新聞非常短小,只說「暫停」中國的片和人參加今年的金馬影展,並沒說理由,沒說「暫停」的有效期,沒對「大陸影片和人員」做任何界定。相當於出了一道填空題:2019年,中國國家電影局出於_____的原因,暫停大陸影片和人員參加金馬。


這道填空題,對我這個出生、成長於中國的人來說,再熟悉不過,可任意換成:1950年,中國出於_____的原因,派志願軍奔赴朝鮮。1989年,中央軍委出於_____的原因,平息了反革命暴亂。2017年冬,北京政府出於_____的原因,完成了對城郊低端人口的清理。


對填空題的議論、猜測廣泛發酵後,便出現兩種情況:一種在信息自由的人群中,他們能大致拼出事情的面目:中國怕有人再在頒獎禮「亂講話」,金馬獎日期臨近台灣大選,與取消赴台自由行是一脈相承的舉措等等;另一種在掌握信息不完整的人群中,他們的答案往往很「標準」:讓台獨份子去年亂說話,我們不來了,這下金馬喝西北風了吧。——第二類人群的話語雖然非常豪壯,但他/她在所謂的「我們」中,並沒任何主體權利,因此在語言的背後,缺乏實質支撐,只是為了填答案而寫,因此包藏了恐懼。第二類人群,每天並不止面對一條填空題,恐懼被反復種下和喚醒,經年累積,猜測得越多,自我審查越普遍化、日常化和本能化。



除了做填空題,還有一種日常化的洗腦方式,就是利用詞語影響思維。比如,把SARS稱作「非典型性肺炎」;比如,把封閉放映場地的理由說成「消防不合格」;比如,將臨場撤片解釋為「技術原因」;再比如,便衣警察和流氓,經常自稱「普通居民」……這次杯葛金馬,涉及國家統一的大議題,因而只做填空題,不玩任何需要創意成本的詞語遊戲。


杯葛的不僅是金馬獎


新聞寫得清楚,電影局通知「暫停」參加的是金馬影展,即包括金馬獎,也包括影展。那麼,近幾年的金馬影展,對中國而言,又是如何的角色呢?


2017年3月,《中國電影產業促進法》(以下簡稱《電影法)生效後,第一個被開刀的是香港國際電影節。當年共有四部未取得放映許可證的中國電影,臨場撤片。只有幾部沒有發行商或資本包袱的獨立紀錄片,留了下來。翻看2018年和2019年的香港國際電影節場刊,已看不到任何一部無龍標(龍標指由電影局批給的放映許可證)的劇情片。2019年的紀錄片節目,除了一部作者為美國背景的中國題材紀錄片以外,沒有一部中國紀錄片。這很可能是,九十年代初香港國際電影節介紹吳文光的《流浪北京》後,近三十年來,中國獨立紀錄片的首次缺席。


眾所周知,自Tony Rayns於八十年代將《黃土地》的拷貝帶來香港國際電影節之後,香港成了第五代、第六代及更新生代的中國電影,走向世界的「偷渡」站。假設沒有香港和香港國際電影節,這些電影的拷貝,也許只能在庫房甚至導演的床底長眠。這個故事,也許可稱作「黃雀行動」的地下電影版。


2012年金馬影展首次舉辦名為「中國獨立映像」的單元,共八部片,其中四部為無龍標的獨立電影,另四部雖有龍標、但也是無市場的「藝術片」。從此,金馬影展和金馬獎,與中國獨立電影越走越近。除了影展每年持續介紹無龍標片,數部中國獨立紀錄片得過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之外,最有戲劇性的一幕是:2014年的金馬獎最佳短片得主耿軍,於當年金馬獎舉辦前四個月,在參加北京宋莊的獨立影展時,被政府派遣的流氓和便衣警察打傷。同年12月底,待他走上金馬的領獎台,當然由衷感慨金馬和台灣的自由,並利用金馬舞台向中國獨立電影表達致敬。


八十年代與今天的環境非常不同,中國獨立電影不再需要「黃雀行動」。但因在中國境內依舊罕有放映機會,除了去歐美與文化遙遠的觀眾交流外,這些影片依舊很需要一個地理臨近的、也是華人語境的放映空間。七年來,金馬影展和金馬獎接過了香港國際電影節的角色,成為部分中國獨立電影在華語空間的窗口。如此,從day one始,金馬就應預料到今天的風險,並預備好了面對撤片等處境。這是宿命,也是使命,全因這兩個詞:公義和擔當。


可以同理,但無法同情


2012年,中國出現首部票房過10億的電影:《泰囧》;同年,數個具代表性、創立皆將近十年的中國獨立影展,被政府強力關停。2014年,耿軍和其他獨立電影工作者在宋莊被痛打,警察翻入影展機構的院墻,抄走了裝有點播系統的所有電腦,及過千份的獨立電影拷貝;那年,中國電影總票房約300億,國產片數量為618部。2017年,中國出現了一部票房過50億的電影:《戰狼2》;那一年,本就為數不多的中國獨立電影觀眾,他們已與獨立影展失去聯絡起碼五年了。2018年,范冰冰等人和公司被強力追稅,中國電影在當年金馬獎的最佳電影提名中佔四席,在最佳導演提名中佔足五席;在那年,早已罕見無龍標的劇情片很久了,那年金馬的最佳紀錄片提名中只有一部是來自中國的無龍標作品。2019年初至今,各種「技術原因」的撤片和撤檔,已超過20次,影片類型涉及獻禮片、文學偶像作品、國師之作、網絡IP片等等。



電影或電影活動,從來只是中共對內外的管治工具,參加、暫停、永不參加,或為打擊對手,或為整肅內裡,邏輯來自「政治正確」或「黨性」。近七八年,中國電影產業以億元為單位計數,「黨性」有所鬆動,把錢掙夠,也讓你先把錢掙夠。待2018年,中宣部掌管電影局後,掙錢工具又變回政治工具。早在數年前,絕對權力已掃平了所有的獨立電影活動,那麼下一個目標,自然就是體制內的電影和電影人了。禁止參與公信力全華語地區最高的金馬影展和金馬獎,當然也是內部整肅的手法之一。



我可以同理損失了展示舞台的優秀中國電影工作者的處境,也可以明白中小公司紛紛倒閉的寒冬之痛,亦可以想象華誼兄弟的深度無奈,他們因撤片風潮而不得不高調成立黨委……但是,當獨立電影人被屠殺時,你們並沒有出聲,且不斷擁抱絕對權力的裙角;如今,當你們成了過去的我們(獨立電影人),開始被屠殺時,已不會有人再為你們說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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