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松 X 伊格言 X 譚劍︰科幻小說作為預言書？

科幻是人們對未來的想像。既然是想像，就必然是虛構，需要和現實對立。但歷史的走勢卻不似預期，踏入今年七月，虛構和現實的界線變得模糊，時局變得「科幻」。而時值香港貿發局主辦第三十屆書展，正好以「科幻及推理文學」為年度主題，並定「從香港閱讀世界—疑真疑幻．幻夢成真」為題，舉辦不同文化活動。透過重量級講座「虛實之間與想像未來——華語科幻的不同面相」，邀請三地科幻小說作家，韓松、伊格言及譚劍，為讀者一講各自的創作靈感、方法，以及人類科技發展的可能性。

生活環境與科幻靈感
出生於台南縣邊緣地區的伊格言誠言，居住的城市沒有帶給他創作科幻小說的靈感，反而是其他作者的小說開啟了他的聯想。縱使過往他並不覺得特定區域能帶給他科幻的感覺，但也指出隨著近年香港、大陸，甚至台灣愈來愈「科幻」，扭轉了他的既往印象。「特殊的城市會帶給我們甚麼樣科幻的感覺」。他說，一直以來，歐美作家和華文作家是通過科技的急速進步來感受科幻的感覺，但華文作家另有一個「難題」，或是說「禮物」，就是強烈感受到「政治環境變得愈來愈科幻」的情緒。

韓松認同伊格言所言，香港和中國的各個城市變得愈來愈科幻。對他而言，最早科幻和城市的關係是來自一部七十年代的香港電影《生死搏鬥》，其中一個汽車在高架橋上行走的鏡頭，給予居住在鄉下、還年幼的韓松有關「未來」的想像，啟發了他要寫自己的「科幻」。1989年他來到北京，一個當時中國唯一有地鐵的城市，而其中地鐵擠迫的封閉環境啟發他寫了一部有關地鐵的科幻小說。對韓松而言，不同的城市帶給他不同的影響，各個城市有各自的想法，城市之間就像不同的平行宇宙。「城市的獨特性是它最為珍貴的地方。」韓松通過在現實生活中認識三人的差異，從而找到共通點，「科幻正是要表達特殊、不同的想法，多個版本的未來、多個版本的宇宙。當找到這個特殊的表達方式之後，才能找到我們之間的共同性。」

譚劍指創作時，他要在科技「硬」的一面外加入人性「軟」的一面。他指創作《人形軟件》的靈感來自居住的社區——西營盤。當時正值政府要開通地鐵，結果當地租金上揚，社區小店紛紛倒閉，轉為高級餐廳，就連一家他經常光顧的雲吞麵店也無法經營，於是他決定把一個關於雲吞麵少東保存店舖的故事線放進一個關於駭客、諜戰和人工智能的科幻故事中，作一個平衡，令它變得不像一般人所讀的科幻小說。

創作背後的腦圖與年表
譚劍指工程師出身的自己需要畫腦圖，建構好時間線才可以寫小說。韓松則持不同意見。「世界就是不確定的。未來也是很難去確定。就讓它去自然的發展，即使設一個圖，可能這個科幻小說發展到最後，也會把它給打破。科幻的力量本身在那個地方。」譚劍也坦言，縱使有畫腦圖，但也不會完全遵循。「我覺得那個角色想事情的方法跟我就不一樣，這讓我覺得我應該讓那個角色有他自己的生命，他會有自己的決定。最後我就讓他帶著我走，不是我完全控制他。」伊格言提到自身創作第一篇長篇小說《噬夢人》時，在二十七萬字的內容外，更有八萬字的筆記，記錄故事的結構。科幻小說牽涉到年代的問題，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科技。「後來就也畫了一張年表，反正就整個筆記愈寫愈多，非常可怕。」小說有時會有變化，但因為結構之間必須環環相扣，而為了不出批漏，只好不斷核對年表。「對到最後自己寫了甚麼都忘記了，需要每天再背一次，這樣對著自己的筆記再背一次，背了好幾次之後背起來了。」

譚劍接著問起其他人有沒有使用甚麼軟件協助寫作，伊格言笑說這是只有科幻小說作家才會聊的話題，而純文學的同行則不太會花時間研究軟體。韓松補充，用這些軟體設計小說，好像是科幻小說的一個特點。「科幻小說是種現實主義的文學，他寫的，哪怕是描寫一個虛假的世界，它都要特別的逼真，跟真的一模一樣。」

如何定位科幻小說？
韓松提出現在人工智能愈來愈發達，具有深度學習的能力。他提起內地作家陳楸帆設計了一個人工智能，並用它來寫詩，然後把這些詩跟他的小說結合。而譚劍則相信人工智能本來跟人類學習想法的設計，自然它會創作出跟人一樣的作品，但這不是他對人工智能的期待。「我拿古典音樂來做比喻，就是說現在如果你聽一段巴哈或貝多芬的音樂，如果電腦做出來的，你是完全無法分辨的，因為人工智能和他們的風格可以完全一樣。可是聽音樂，不只是期望聽更多貝多芬和巴哈。我們是希望聽到另一個音樂巨人的作品。其實我們希望它能夠做出給我們全新的體驗，而不是重新複製我們的作品。」

伊格言指人的意識和肉身在未來的變化難以預測，而由於人類的文明有建在虛構之上的傾向，人類有可能變得愈來愈虛構。「就會把自己的意識上傳到雲端，就有一套程式碼，代替你這個人的大腦，這時候你到底算是人工智能還是人呢？」人和人工智能的界線變得模糊，他們之間可以交友、結婚，甚至生子。「所以我不是擔心我們會被人工智能打敗，因為我們會變成跟他們一樣。」

台下觀眾問到：「當科幻跟現實走的如此近的話，他還能算是科幻小說？」韓松承認科幻預言未來的能力愈降愈低，但我們依然需要科幻。「在我們誰也看不清甚麼是現實，甚麼是未來的時候，更需要科幻作者。」他補充，「誰來定義未來？誰有未來的話語權？是就只有一個未來？還是有好幾個未來？這些問題沒有得到解答。」而正是對未來感到困惑的無力感下，更需要有理性科學的大腦來解答。「科幻和推理，就是現在我們這個時代的情緒的反應。」他續指，過去倪匡這個大腦令他們三人著迷，把他們聯繫到一起，而現代同樣需要這樣的一個大腦。「它催生在座各位產生這麼的一個大腦，把這個事件分崩離析的世界、未來和現在再也搞不清楚的世界，重新整合起來，讓我們有一個比較明確的東西，有一種重新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