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遊行・台灣】景美看守所(二)

字遊行 | by  左筠 | 2020-02-27

勞動之外,如果囚犯在陰陰暗暗的關押房裏還是有閱讀的興致,看守所裏也有個圖書館,裏面藏書的種類比我想像中闊一點。文史哲,例如少年維特的煩惱、馬克吐溫名作選、叔本華論文集、異鄉人,都可以借到。也許因為,不少作家從前都曾被囚禁在這個看守所,甚至作家柏楊就是當過圖書館館長的,因此圖書館似乎不缺讀者,而選書藏書,都應該有一定要求吧。


在戒嚴時期,許多作家,都是因有意無意觸碰到敏感題材被無辜定罪。例如柏楊,把一篇《大力水手》漫畫如此翻譯:


小孩問大力水手:「老頭,你要寫文章投稿呀!」

大力水手:「我要寫一篇告全國同胞書。」

小孩說:「全國只有我們兩個人,你知道吧!」

大力水手:「但是我還是要講演。」(1)


這段原本沒有政治含義的翻譯,被認為是影射蔣介石和蔣經國,柏楊因而被判了十二年牢獄。




事實上,國民政府這個世上最長的戒嚴,後來關押的,都是些對國家安全、人民福祉談不上實質威脅,只是政權看不順眼的思想犯。剛開始的195060年代之間,看守所關押 、判刑的大多數是地下共產黨員。但直到1958年,共產黨員基本上已經全部肅清了。於是有學者指出,即使站在國民政府的立場,因為國家安全而戒嚴的說法還是不成立的,因為到60年代,最巨大的共產黨威脅都已大幅瓦解。然而,戒嚴令一直維持到1987年。景美看守所在1960末才開始投入運作。因此整個戒嚴,到最後只成了肅清異見者、固權濫權的工具。


控告政治犯的條例可以有很多,其中比較重要的有東園戡亂時期林氏條款、《懲治叛亂條例》、《戡亂時期檢肅匪諜條例》等,配合《刑法第一百條》來實施。《刑法第一百條》裏面牽涉到「破壞國體、竊據國土,或以非法之方法變更國憲、顛覆政府」等罪,但是,其實也莫須有。只要有人吿發,被告有嫌疑,在證據不全不實的情況下,還是可以入罪。也許你只是閱讀了違規的刊物,說過一句政治敏感的話,剛好有人告發你。小事情加起來,有做沒做的,都足以使你判上無期徒刑甚至死罪。這,是名副其實的白色恐怖。


特務告發異見者的手段也是令人膽戰心驚。例如興中書店案。案件主角傅煒亮,原本是台大工學院畢業生。二二八事件後,許多知識分子思想左傾,也不例外,加入了台大工學院的共產黨支部。後來發生「四八事件」,國民政府大規模搜捕學生,傅因此離開台北,回到家鄉新竹建立興中書店,並繼續暗中參與台大工學院支部的活動。政府一直覺得這家書店有古怪,但又找不着把柄,於是派特務人員接近傅煒亮的太太,對她說:「你先生整天留在書店,好像是與書店的女職員有染呀。」


太太原本都不相信,但見先生每日早出晚歸,又不知道他實際行蹤,慢慢也心生懷疑。後來可能與特務相好,於是舉報了傅煒亮。特務跟蹤傅煒亮,搜集了他支持共產黨支部的證據。傅煒亮最後被控叛亂罪槍決。太太因為有份促成傅煒亮的死,不能再回夫家,後來竟改嫁了一名特務。


意想不到是,這個案例,最後被寫在特務的訓練手冊裏,教導其他特務們,可以挑撥夫婦之間的感情作為手段,緝拿嫌疑人歸案。沒有禮義廉,只有更無恥。在專制威權者的眼中,所有幫助其達到政治效果的手段,都不需要道德底線。


走過關押房的沈重氣息,走到看守所的放風處。在遠方,某樹底下的一個盒子,盛載著另一個故事。


***


放風處,樹底下,情人的香菸盒


導賞走到最後一站,來到囚犯的放風處。幾棵枝葉茂密的大樹下,我想起,在某個樹底,曾經放着一個盒子,載著兩個無緣情人的故事。


時光悠悠晃到1945年,台南城裡滿是矮腳騎樓,越過嚷鬧的市集,映入眼簾的是 一棟紅白相間的仿巴洛克式建築。牆壁上精細的雕飾,烘托著高大的塔樓和門面,門前牌匾寫著——台南郵便局。他是建築師森山松之助的傑作;在日本人學習復古西洋風格時期,留下的氣派建築物。郵局內絡繹不絕,一群工人努力地把郵件分類,其中有兩個年輕人:丁窈窕和郭振純。郭振純25歲,1945年加入台南郵局工作。丁窈窕生於小康之家,就讀台南女中,在班上總是為受欺負的同學打抱不平,也喜愛詩書;1945年畢業,同年加入了台南郵局。


網上圖片


不久之後,兩人都被派往台北郵電管理局,漸漸無所不談,成為好友……噢,不對,有些資料說,他們是1951年一起為台南市長選舉助選時才認識的。各方資料像灑落的雪片,有點零碎,但我們可以相信,1945-1951年間,丁和郭兩人大概已經認識彼此。


二人對於時政時想法相近,也因為志趣相投,漸生情愫。可是,家境與學歷的差異, 讓郭振純感到很納悶,也不好意思大力追求丁窈窕。加上保守的民風,互有好感的兩人,唯有用書信表達愛意。丁窈窕欣賞郭振純的文采,會把自己的照片送他。那時候,照片可是很珍貴的東西。


在封閉的年代,能夠找到心意相通、同樣嚮往自由的人,就像收音機終於調對了頻道,滄海中找到閃亮的遺珠。慢慢,兩個熱心社會運動的年輕人自然地相戀。


1949年,國民政府敗走台灣後實施了更嚴厲的政治監控,丁窈窕被調回台南,國家的法規也一天比一天嚴謹——匪諜法、刑法第一百條等頻密實施 。被控叛亂、非法組織的案件增多,身邊認識的圈子也有人被捕。相知相戀一段時日的二人,已經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可是,他們都擔心,兩人都參與反對運動,會不會彼此拖累?如果二人同時被捕入獄,孩子由誰照顧?心中擔憂是纏不開的線,苦苦思量後,為了大家的未來,二人最終協議解除婚約,各自尋找更穩定的歸宿。


丁窈窕後來另嫁他人。幾年後,他們曾經擔憂的事成為現實:丁被牽連入一宗虛構的案件。事件的起因居然很荒誕:丁的好友被一名男子追求,向丁訴說;丁建議她與男子保持距離,卻被男子知道,懷恨在心。一日他恰巧見到丁窈窕桌上有一本禁書,於是心生毒計,告發她為匪諜。這件事令丁後來被牽連在另一宗政治案件之中。儘管證據不足,丁窈窕依然被判死刑,理由是參與成立反政府組織。


丁窈窕被判入獄時,已身懷六甲,在獄中臨盆產下女兒。1953年的一天, 丁窈窕抱女兒去醫務室打針時,碰見一個熟悉的身影⋯⋯是他!郭振純也呆了眼。他想也沒想過,他重遇舊情人的一天,會是在台灣省保安司令部,等候判刑的時候。


匆匆一瞥便遠去,郭振純情急之下,用刮鬍刀割傷自己,藉故到醫務室,終於見到已成為母親的丁窈窕。恍如隔世的見面,亂世情侶一個將被判刑,另一個將要處死。千言萬語,百感交集,豈能一一訴說?離別時,丁窈窕道,很可能再也不能見面了。明天我會留言在一個新樂園香菸盒,丟在放風場邊的樹下。你去撿。


第二天,郭振純來到放風場,按著丁窈窕的指示,戰戰兢兢地找著了她的香菸盒。一打開,心上炸開了一個洞——輕輕的香菸盒,有一段訣別的話,和一撮細細的、絲絲的,她的頭髮。


***


大樹依舊無言。那是台灣還有「思想犯」的年代。情感、自由、法律保障,都像枯葉掛在殘枝上,有的沒的,風一吹,便墜落。來過走過,都只是化入泥土,幾乎沒有旁人在意。


在這一個放風處,難友們也許曾經想像,翻過圍牆,與迎面跑來的家人相擁。那舊時代處處帶著制約的自由,尚且是許多難友窮半生想望的恩典。深吸一口氣,今天我們呼吸著的自由空氣,來得多麼奢侈。


台灣的轉型正義之路


導覽結束了,導賞員問我們有沒有問題想問。他看著我,好像記起了我開首的提問。「補充一下,關於疫病那個問題。」第一,景美看守所裏面有醫生(也是囚友),會定期為受難者做身體檢查和治病,這有可能減少了疫病傳播的機會。至於東角看守所,「老實說,我們這個博物館才開了一兩年,仍然沒有全面掌握到所有的機密檔案,所以根據他們手頭上的資料,只能夠說沒有發生過。」


旁邊一個心水清的團友馬上追問,你們不是國家博物館嗎?為什麼有些檔案仍未解密呢?


導覽員又做了一個碰到難題的樣子,給我們講了些台灣轉型正義的狀況。我用我的語句轉述,內容大致如下:儘管解嚴已經是30多年前的事,但直至2017年,民進黨政府執政時,國家才通過轉型正義法案,決定建造這個博物館。國民黨政府一直對這個法案很有保留,因為重提戒嚴的歷史,賠償受難者,等於揭國民黨的瘡疤,清算國民黨一樣。


雖然總統、立委都多了非國民黨成員,但政府部門裏,許多首長級、高級官員,都是有國民黨背景或與之有利益關係。於是,管情報的行政機關,在博物館團隊需要獲得資料的程序上會設下許多關卡,令博物館人員幾番波折,才能取得某些資料。另一方面,這些資料都牽涉到個人私隱,有些檔案只有受難者或涉事人有權開啟。加上解嚴到現在的三十多年,當事人死的死,資料散落的散落,蒐證和重構史實的道路變得十分崎嶇。


回到瘟疫這問題,「東角如此密集的關押,如果有瘟疫爆發過,其實也不足為奇。」只是,當年政府機關有沒有記錄呢?如果有,現在的檔案管理機關,會不會讓博物館取得權限解密這些檔案?就不得而知了。


縱使台灣已經由白色恐怖的威權時代,走到民主的今天,許多前朝遺物仍然深深影響着這一片土地的人,賠償也仍在進行著。實踐轉型正義,時間越流逝,真相就越零碎,過程亦牽涉許多權力問題。除了上層的政治角力,社會上仍然有曾經活在威權時代的人覺得舊政府沒有問題,這些殘餘的舊勢力和支持者,不斷與新勢力拉鋸,成為民主社會一道紛紛擾擾的風景。我常常很費解,一個曾經被當權者傷害的社會,為什麼仍然可以容許施害者繼續參與管治呢?就好像如果納粹黨仍在現今的德國政局裏佔有一定份量,德國人能接受嗎?情感上,我總是不太願意接受這種現實。即使政治立場是光譜,沒有完美,政治遊戲也不是非黑即白,但,讓這樣的政黨以另一種姿態繼續存在,就像仍與魔鬼同檯打牌,感受上就是難以接受啊。


說到底我們都該慶幸,台灣現今是個民主社會,紛紛擾擾乃是常態。轉型正義之路縱然漫漫,也總算在前進著。物質上的賠償、重構故事,都是對受難者的尊重,對死者的致意。即便沒有缺失能被別的東西完全填補,起碼,那些人生的重大缺憾,可以得到某程度上的慰籍。


就如那個香菸盒,一直成為郭振純心裡的寄託。他帶著它,走過炎夏,走過寒冬,渡過他22年的牢獄生涯。1975年,蔣介石去世,郭振純獲大赦減刑釋放。出獄的他好想知道丁窈窕當年的下落。他各處查探,知道了在1956年7月24日,丁窈窕被囚禁三年後的一天,她被召作特別接見,毫無預警下同日被槍決,遺下了她三歲的女兒。


郭振純看著他手裡,她的頭髮,想起她曾說,年輕時在台南女中的歲月,是她最快樂的日子。於是,他在1979年要離開台灣前往危地馬拉前,將丁窈窕的頭髮用紙袋裝好,埋在台南女中舊址操場邊的一棵金龜樹下。


棲息在枝條間的小鳥,飛向樹叢以上的天,降落在三十年後的這個地方。小鳥一直飛,一直飛,飛到那樹底,飛到海角之地。


三十年的情,經歷了轉化,最後又回到那原點,回到大樹底下。


三十年的劫難,洗刷走許多的關係和物事,然而人性最深的情感,會存活於醜陋的時代,在瓦礫堆中閃礫而溫柔。





(1)大力水手案:監察院,093國調002,頁5,http://www.cy.gov.tw/sp.asp?xdUrl=./di/RSS/detail.asp&no=65


(部分小標題為編輯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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