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對抗遺忘的文學史抗爭——評陳智德《根著我城》

一、在奪城與失城間對抗遺忘

閱讀《根著我城》的時刻，正是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持續蔓延，每日為香港友人擔憂的同時，總不免疑懼，究竟在這場動盪中，是如張愛玲所說：「正在這當口，轟天震地一聲響，整個的世界黑了下來，像一只碩大無朋的箱子，啪地關上了蓋。數不清的羅愁綺恨，全關在裡面了。」這座城市的身世就此無人聞問？還是一如董啟章最近接受媒體訪問時說：「作為寫作人的人，我唯有寄望寫作能成為實踐自由的方式。」藉由閱讀香港與書寫香港，朗現光明？

香港的獨特與不可取代，歷來的文學作品中早已埋下了無數線索，然而「香港文學」作為一門課題，迄今還沒有完善地在香港中學和大學的教育體系中，建構出體系。楊牧在1985年的〈香港日記〉中，就曾發出喟嘆：

今早在香港大學參加『香港文學』的討論會。我覺得有點奇怪，一般說來外地與會的學者都強調香港自有香港的文學，至少它具備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每次都在苦難動亂的時代為中國文人提供了重要的知識決斷(intellectual resolution)，教他們能夠繼績創作，甚至因此培養更明確的民族意識和社會關懷，立足英國的殖民地上，放眼神州中國。我覺得奇怪的是本地的學者多持較否定的，或者說較苛刻的看法。

熟悉香港的文學研究與評論環境，必然會心一笑。香港的善忘、無根與不重視自身的文學與歷史，表面上根源於長期處於殖民地的失根，商業為上的現實，更為實際的因素，莫過於大學追求國際卓越而輕忽本土知識，文壇中更是難有共識：前衛或傳統、南來或本埠、綠背或左翼、典雅或通俗、國語或粵語等對立的觀點，讓文化圈成為碎裂的園地，文人與觀點流動不居，每顆文學的新苗栽下，旋即又遭拔起，作為長期觀察、研究與書寫香港文學史論的陳智德自然頗得其中荒誕，以新作回應了各方論戰下的漏失與失落，以書寫對抗遺忘。

對抗遺忘最基礎的工作，就是讓蒙塵已久的史料，重新回到讀者的視野。陳智德近年投身香港文學史料整理，近來成書的有：《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文學史料卷》、《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葉靈鳳卷》、《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和《這時代的文學》等四種，目前正在進行《香港文學大系1950-1949》的編纂。香港雖為英國殖民地，但1949年前中港之間沒有設置正式海關，兩地居民可自由往來，並無嚴格的移民政策，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大量從內地南下避難者，為數眾多，大批文學家過境居留，也有報刊南遷。1941年底，香港淪陷，使得文化人又遷移。1949年之後，各方不同立場的文人，為了躲避戰火或身負任務，又大量湧進香港。香港文學的作家、刊物與作品，可說是伴隨著戰火，充滿著流離播遷的歷程。固然其中不乏短暫居留，且鮮少書寫香港的「南來文人」，但香港文學的論述中，如太強調「出生於本地作家」的主體性，則不無限縮「香港文學」的體量與風貌，更顯得根著無處的困境。

盧瑋鑾曾梳理作家於1930至80年代從內地到香港的傳播現象，分門別類，依照香港意識與書寫的異同，就呼籲香港文學研究者，不要濫用「南來作家」一詞，畢竟許多久客不返的作家與編輯，雖然非出生於香港，但南遷後並沒有因為政治或戰亂因素結束，就此北返，如葉靈鳳、戴望舒等人，均不宜排除在外。陳智德在《根著我城》一書中，則進一步挑選了1940年代迄今的作家群體，他們流徙離散，與承續轉化，而究竟如何將眾多天涯遊子納入香港文學的系譜中，陳智德別開生面的「根著論」，是本書的重要突破。

二、從垂直的樹根轉為蔓生的根莖

面對上個世紀兩次大戰，以及緊接而來的全球化衝擊，人類大量的遷移，經濟、文化與思想的跨區域流動與融合，哲學家德勒茲和瓜塔里（Gilles Deleuze & Félix Guattari）在1980年代時就倡議，用塊莖狀思維代替樹狀思維，這種對於「根著」狀態的改變，就是希望打破傳統「樹的隱喻」，強調中心化的、出處的、根源的、同意的、層級化的概念結構，改以「塊莖的隱喻」，強調的是構成多樣性的非中心化根鬚展延，因為塊莖是存在於地下的莖，與樹木的根不同，不受到樹根結構限定，也不受到樹幹約束，塊莖則能以非層級化系統，它通過隨意性的、不受約束的關係，和其他塊莖與根鬚相連接。從形象上，塊莖之根鬚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它們總是處於動態的延伸、流動與動態中，因而它們構成的多樣性中，就不再強調認同或本質。

陳智德的「根著論」則進一步援引了人類學家克里佛德（James Clifford）「尋根」（roots）與「闢徑」（routes）的理論，點出文化移動在香港歷史上是長期的必然現象，無論是文化認同、本土化或是區域特性，都不宜再以傳統的觀念定義。他將文化認同再構思成「路徑」（routes）問題，而不只是「根源」（roots）問題。克里佛德就曾生動地展現文化的游移狀態，他將「定居（dwelling）理解成在地的集體生活，旅行（travelling）只是補遺，因此流動帶來文化交流、滲透與改變，認同就隱藏在不同文化界介面接觸碰撞之下，不斷發生轉譯，在全球化的年代，根源總是在路徑之前。因之陳智德「根著論」的史觀一語以蔽之：

在種種負面因素以外，流動，某程度也作為根著不可能之時的出路，或流動本身也是根著所創造出的新可能：我們何妨自停留的一點上出發，承接香港文化既有的前衛、多元，自由往復，也許終可接近「根著」的真正可能。

受益於台灣文學的後殖民研究成果，臺港共同面對著殖民與統治者的更迭，戰亂頻仍，作家遷移，那麼陳智德巧妙運用了「根著」的譬喻，說明了香港作家藉由路徑（routes），打破了國族主義或族裔的地域觀念，同時藉由移動的路徑(routes)，創造了香港文學新的根源認同（roots），無邊蔓生於我城，乃至於香港之外。

把「流動」作為香港文學的宿命，陳智德的香港文學史中，負有任務在港工作的左翼藝文人士、逃難一度避居在調景嶺的趙滋蕃、掀起現代主義旋風的馬朗、建構香港文學典律的劉以鬯，都不是第一代出生於香港的作家，其中也不乏離港遠去者，卻都列入了香港文學史中。顯然陳智德放棄傳統國族、區域與源流式的「香港文學」定義方式，而是以德勒茲譬喻的塊莖式與遊牧式思維，把作家從傳統史觀的區隔與侷限中釋放出來，讓誕生在香港的文學作品得以安生於城中。

陳智德的「根著論」並不只視野遼闊，透過辯證香港文學的「根源」（roots）和「路徑」（routes）彼此牽引、抗衡與並存的關係，考察在香港的華語語系文學作家、作品、刊物與讀者，反覆證明「文化溯源」與「文化變遷」乃是互相牽制、抗衡卻又共存的現象，因此《根著我城》一書中：香港的1950年代左翼文學鼓吹的階級意識與批判精神，如今也閃現在街頭的呼籲聲中；劉以鬯以上海報人與文人姿態，筆下意識流的香港本土，呈現了「對倒」與「錯體」的城市思維，揭露了都市化與商業化的疏離；而書名中「我城」二字顯然來自西西1970年代的名著《我城》，西西一生的書寫，建構了城池，也解體於浮島隱喻；至於梁秉鈞（也斯）積極以詩作書寫香港現實，又以繁複的粵劇與剪紙為隱喻，以小說出入香港歷史與現實，召喚失去的本土歸來，此種「揭示幻象的本土詩學」，無疑成為打造香港認同必要的過程；香港流行文化。從上述簡短的摘要中，不難發現，陳智德所開展香港文學史的內涵可謂創新、多元與錯綜複雜。

三、跨區域視野下的香港文學史

《根著我城》一書共收錄二十四章，連同兩篇導論，一共二十六篇論文，這是一般學術著作三倍以上厚重的獻禮，也累積了陳智德近二十年來與香港、臺灣、中國大陸與東亞各國漢學家的研究進行對話的成果。書中與香港本地學者的論辯，特別在本土論的定義與轉化，有精彩的突破。其他如冷戰時期香港文學的破與立，現代主義美學思潮跨區域的傳播，香港報刊研究主題，都可見到陳智德的用功之勤，觀點獨具。

《根著我城》選擇從二戰之後論說香港文學，1950年代冷戰轉變了東亞的局勢，香港與臺灣也因之進入了世界霸權對抗的體系中，迄今還夾縫在西方強權與中國力量間。陳智德討論的《中國學生周報》、馬朗與劉以鬯等作家，背後都有美國與國府力量操控的斧鑿痕跡。臺灣學者陳建忠很早就提出了「美援文藝體制」的理論框架，考察美新處建構的美援文藝體制如何以「軟性體制」，促使台灣、香港與東亞文學往有利於美國與西方的美學觀，發展出一套現代化的寫作方式。陳建忠的視野廣闊，確認了香港在冷戰時期文學傳播的重要地位，而陳智德則從文本與刊物內涵的研究上，進一步深化了香港在跨區域影響的力道與深刻。

近年來，兩岸三地不少學者，如葉維廉、鄭樹森、也斯、陳國球、單德興、趙稀方、黃淑嫻、王鈺婷、王梅香等人，都先後發表了論述，論證在中國大陸文革時期，香港在華文文學現代主義文藝思潮推動上，無論在現代詩、小說、戲劇、電影、文學評論與翻譯上，對東亞地區有著深厚的影響，也根著於香港文壇，迄今老幹新枝，傑作迭出。陳智德在本書中，特別以論楊際光（貝娜苔）、馬朗（馬博良）、「冷戰局勢下的臺、港現代詩──商禽、洛夫、瘂弦、白萩與戴天、馬覺、崑南、蔡炎培」、劉以鬯的小說等系列論述，從1950年代的前衛與翻譯，現代詩語言的創新，一路開啟了1960年代成熟的現代派小說，以及魔幻寫實小說的引入。本書能以跨區域的視野，厚描香港與東亞現代主義文藝思潮的脈動，脈絡清晰，十分精彩。

文化研究興盛後，大眾文學與影視文化的研究，也進入香港文學史的體系中。英國殖民地原本希望透過引入流行文化，鞏固西方的文化觀點，但香港社會強大的本土化力量，在小說、流行歌曲、連續劇與電影的創作上，不斷從在地的戲曲與城市傳奇中，拓展出深具特色的文本，征服臺灣、中國大陸與東南亞的閱聽人。藤井省三對李碧華的研究，容世誠對三毫子與廈語片的研究，洛楓對流行歌曲的研究，無一不強調香港強悍的文化轉換力與感染力。陳智德也論及了「《剪紙》、《重慶森林》與《烈火青春》」，分析跨界書寫的「《我城〇五》的經典重寫」，特別在1980年代以後香港身份認同焦慮的分析上，能從現代詩、流行歌曲、電影、評論與運動宣言的互文中，展現出身份認同的焦慮、解殖的激昂乃至於自貶的遺忘。陳智德在其抒情的歷史書寫中，不斷流露出他的憂心與不捨。

四、遺忘與反遺忘

《根著我城》也有別當下多數學術論述，見樹不見林的缺憾，在現代主義文學思潮外，同時討論了左翼詩歌、反共小說、寫實主義文學、方言詩歌、新民主主義文藝等範疇，多面向呈現左右、雅俗與多語的香港文學面貌，更顯現出陳智德努力書寫以抗拒遺忘的張力。他在書中說：

遺忘是可以無感的，意識到「遺忘」卻往往附帶無力感、哀懷、嘆喟、抗衡遺忘以至「反遺忘」，則關乎理念的重整與掙扎。

這是一位詩人、散文家與文學史家的宣言，他抒情的文字背後，灌注了豐厚的理性思維，梳理本土與非本土的爭議，以「根著論」擴大了香港文學的疆域。

《根著我城》是重新省視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的重要文本，唯有理解戰後香港所處的變局，認識冷戰迄今西方霸權軟性建構文化觀念的歷程，香港文化界充滿創意進口轉外銷的在地書寫力道，以及回歸前後種種激昂與對立，才能真正洞悉「今日香港」的來由。相信也唯有透過文學建構想像共同體，一起敘說來自香港工廠、街道、暴動現場、商場、舞廳等地的美麗與哀愁，也才能喚回記憶，抵抗遺忘。

期待在反遺忘的文學史抗爭後，我城中的子民能根著於斯土。

〈原刊《方圓》文學及文化專刊2019年秋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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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文蔚
詩人，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特聘教授。東吳法律系學士、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博士。創辦台灣第一個文學網站《詩路》，曾任《創世紀》詩雜誌主編，《乾坤》詩刊總編輯等。出版詩集《旅次》與 《魔術方塊》、文學研究《台灣數位文學論》、《台灣文學傳播論》，報導文學《看見機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