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回顧】2019香港文化大事回顧（下）：抗爭以外，我們該如何守住本地文化？

回首2019，彷彿全年只有一件大事，送中惡法引申的逆權運動，日日夜夜挑戰香港人的心力和底線。

上回「2019香港文化大事回顧」，提到送中惡法如何危及創作自由；而從六月的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文化界除了面對極權的各種打壓，也要抵受逆權運動衍生的後續影響，例如文藝活動延期或取消、文化人及學子的逃亡潮，都對孕育本地文化藝術帶來傷害。

反送中運動固然牽動人心，但文學界關注的年度大事，還包括「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風波，新詩組的爭議賽果更惹起文壇熱議，梁文道辭筆引發的社會討論，同樣值得關注。另外，「三中商」書倉送中與出版業的困境，以及人工智能如何誘發寫作媒介想像的討論，都是2019年抗爭以外值得留意的文化大事。

香港文化人及學子逃亡潮

香港曾經是個自由之地，為台灣及大陸的作家提供創作甚至生存的縫隙，於抗戰、國共內戰及中共成立前後，一批批南來作家、文化人、電影家逃亡至香港，而於台灣的戒嚴時期，亦有不少台灣人靠香港偷運過來的禁書，得以從政治禁忌中獲得一小寸自由空間，然而走至2019年，香港卻成為受極權逼害之地，由文化人到莘莘學子，都不得不逃離香港。

自2018年起，移民至台灣的文化人漸多，當中包括廖偉棠、曹疏影、陳慧、蒲鋒等人，而於中大之戰後，宣布接收香港學生的國立台灣大學，今年11月尾前共收到417個申請，當中包括100名港藉學生。當本地文化人漸漸流失，下一代赴台升學甚至發展，我們該如何守住我們的香港文化？移民，甚至流亡，又是不是我們最後的選擇？

AI與文學

去年年初，《思南文學選刊》發表2018作品榜單，以AI「讀」過20本文學雜誌刊登的771部短篇小說，最終選出內地科幻作家陳楸帆的《出神狀態》為年度短篇，以0.00001分之微力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等待摩西》，恰巧《出神狀態》的內容亦有用上AI軟件而生成，新聞頓成文壇熱話，同時令人再次審視AI如何令寫作產生巨變。

進入人工智能年代，藝術文學創作似乎也再非人類專利，像2017年出版的詩集《陽光失去了玻璃窗》，內文收錄的139首詩作，全由AI詩人「微軟小冰」向519位中國詩人反覆學習超過一萬次創作而成。「以人工智能作為切入點，討論何為人，何為詩人，何為詩歌」，也是本年度香港國際詩歌之夜的其中一個討論。（相關文章：https://p-articles.com/heteroglossia/1153.html）判斷到底人類抑或人工智能寫得好，也許並沒任何意義，但「甚麼是自我」的這個問題，卻值得每個詩人作家好好深思。

文藝活動延期或取消

自從六月的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遍地開花的抗爭運動，加上警暴肆虐橫行社會，令香港各區充斥不可預測的變數，不同場地舉行的文化活動，亦因此難逃取消或改期的命運，當中包括一年一度的文壇盛事「九龍城書節」，本屆書節以「閱讀時代：獨立出版 書寫見證」作為主題，原意希望成為各大獨立出版商及獨立書店為書本找讀者，為出版找作者的平台，惜因應十一月的社會不穩定局勢，主辦單位經商議後最終叫停活動。除此以外，自六月起亦有超過二百個康文署轄下場地舉辦的文化節目需改期或取消，而大型音樂節目如Clockenflap，以及原定連開25場的陳奕迅跨年演唱會同樣取消。



（圖片來源：九龍城書節FB）

另外，港鐵自十月初開始持續提早收車，也令部分文化團體因而為活動變陣，改以日場或平日上演，當中包括香港芭蕾舞蹈團每年聖誕重頭戲《胡桃夾子》；今年舉辦至第十年的「香港國際詩歌之夜」，更受到十一月在各間大學爆發的衝突影響，原定聚集於多個大學校園及藝文場所舉行的活動，需移師至饒宗頤文化館進行，恰似呼應著今年活動的主題「言說與沉默」。

內戰狀態，出版業冰封

「三中商」（指屬聯合出版集團旗下的三聯、中華、商務三書店）在香港出版及書巿擁有大部分份額，因其中資背景、中聯辦持有股份，而受到批評甚至杯葛，在這幾年愈演愈烈。在逃犯未送中前，書籍先已送中：2019年四月，傳出聯合集團將書倉搬至廣州南沙的消息，更引發業界疑慮，恐書籍被當禁書扣起。書展期間再有學民思潮成員往三中商攤位示威、呼籲罷賣，乃是今年書展最搶眼的新聞，可見書業氣氛慘淡。及至十月，在政治鴻溝愈來愈大的內戰狀態下，中華書店油麻地總店被「裝修」，遭扯起鐵閘、打破玻璃、噴漆「赤色資本食你老母」、書籍遭殃（同期被報導的類似事例亦包括東涌及上水商務）。業界對三中商書店遭破壞反應不一：有建制陣營文化人口誅筆伐；亦有深黃文學人私下慨嘆「中華書店歷史上對香港有貢獻，不至於此」、「再搞書店我真係割」；亦有書店營業者冷然表示「佢地（三中商）書倉大把書啦，唔駛替佢地擔心喎」。意見紛紜，但後來破壞書店之事亦不多見。

三中商在業界不受歡迎，其一是因為佔有壟斷性的優勢，估計聯合集團佔有八成以上本地發行巿場。杯葛三中商及聯合，又如何開拓新的出版業出路？未見解方，但年底再傳出文化出版惡耗：一是台灣遠景出版社與好幾間香港文化出版社停止合作，大批香港文學書籍停止在台發行：另一是中型的獨立發行商里人文化歇業，其代理發行的文化出版物未知何去何從，業界在聯合以外又少了一個發行選擇。這樣的困局已不是寒冬，是近乎「冰封」狀態了，究竟業界如何突圍？

文學雙年獎賽果惹爭議

由圖書館所舉辦的文學雙年獎，2019年十一月揭曉結果，其中新詩組結果引來相當爭議：雙年獎新詩組正獎得主為葉英傑的《旁觀生活》；推薦獎得主為廖偉棠的《櫻桃與金剛：詩選2013–2016》。消息在網上傳出時，已經引來很多反應；截至2019年十二月，葉英傑表示獲獎的面書動態獲91個讚好，廖偉棠的獲獎消息動態獲得533個讚好，或者也反映了結果的認受性，爭議已可見端倪。

就此，詩人洪慧兩度撰文提出強烈批評，將結果評為「優敗劣勝」。第一篇文章〈2019香港中文文學雙年獎新詩組優敗劣勝〉比較葉英傑與廖偉棠詩作，指葉氏詩作對現實採旁觀抽離的態度，詩歌缺乏應有的精煉，失於平淡、欠缺個性；而廖偉棠詩作則寫出抗爭香港的精神，講出政權否認的現實，結合古典修辭與藝術修養，出入於現實社會題材和超現實的藝術風格之間，是也斯之後香港最重要的詩人。事實上，葉英傑作品素來具有爭議，上屆雙年獎其詩集進入決選，亦有評審意見一再指「這不是詩」，意見與洪慧相若。

本屆雙年獎詩組評審為淮遠、關夢南、吳美筠、羈魂、西川。待評審意見曝光後，洪慧第二篇評論〈再論2019年雙年獎新詩組優敗劣勝〉指出更深入的問題，包括有評審一再以廖詩沒有寫出「心目中的香港」，是對於「何謂香港」的劃地自限（類似評語亦曾在上屆對曹疏影《金雪》出現過）：「在這種論述裡，香港詩必須要標舉其本土性，重視對日常生活的描繪，語言質樸直白。[...]在這種本土的審美觀下，題材只能關注當下時空，既不借鑒歷史，亦不想像未來，更不投身入於推動社會政治變革。詩歌就只著重當下的生活瑣碎日常。這就是評審（們）所渴望成就，『心目中的香港詩』。」另外洪慧亦反對部分評審對於自己詩集《借火》的評語，指為印象式批評，出現人格抹殺式評語如「欠缺同情心」，更糟的是將一整代八九十後的詩人否定為「千人一面」——洪慧痛陳：「這是一次劣幣驅逐良幣的詩歌篩選。這是又一次平庸前輩對追求詩藝後進的欺壓。」九十後詩人林希澄亦在臉書發文，批評評審以「散文化、易明」為好詩的標準，是太過低姿態來乞求讀者。坊間流傳幾乎得獎的詩人熒惑，近兩年則在港台兩地出版了三本詩集，明顯在創作的高峰期，並受跨地區認同。

可以說，今次雙年獎的爭議，是重複數年前一次關於本土詩歌及青年詩人的爭議，再度把「何謂香港本土詩」與「香港詩壇代際撕裂」放到台前，在本土抗爭的背景下，呈現更深的裂痕。

對於爭議，葉英傑表示：「我不打算單單說一句其他人的詩是否比我好，或比我差，這樣說沒什麼意思，純粹引來罵戰。所以我不會作其他回應了。」廖偉棠在得獎感言中表示：「今天，我們的詩要在煙火中捍衛自由的聲音，在分崩離析中瞪視槍口、呵護我城。詩人，首先是人，大時代中一個正直的人做得到的，詩人也應該做到。櫻桃堅毅，金剛低眉，香港的詩絕不與香港人割席。」在評審意見曝光後，亦終於開腔批評，指部分評審意見「業餘得令人哭笑皆非」：「他們想的是如何侷限『香港本土詩歌』的範疇。而我做的相反。[...]香港詩，正是在不斷否認、革命「地道香港」這種陳腔濫調中前進，正是在不屈於『生活化』的平庸膠著裡突破。」並寄望青年詩人，亦有這種挑戰陳腐前輩的決心。廖氏及後更為文整理回應評審評語：「他們（指評審）對「介入」與「抽離」的詩學意義上的定義，停留在極其粗淺的表面理解上。就像藍絲不理解黃絲對香港的愛一樣，因為前者的識見簡單機械，他們會認為每天港鐵上班下班是香港人應該維護的生活，而破壞這種機制則是抽離、是不本土。」他亦指責某些香港詩人致力於畫地為牢，確立一個「香港詩」的「標準」，排斥出格者。「這個標準有二：一是平白如水的日常流水詩，意圖製造一種『舉重若輕』、『大智若愚』的假象，實際上是怠於挖掘現實與語言的深度。二是從余光中而來的範式製造的學院詩，用機械的華麗修辭去包裝蒼白的體驗，紙上談兵冠冕堂皇，實則不痛不癢。」

對於雙年獎機制的不滿近年時有所聞。包括：評審來來去去是那些人，經常出現老師評獎給學生的狀況；以投票方式而非評分進行決選，致令可以採取針對性打擊策略；評審過程不錄音，整理不公開、不具名，致令評審發言可以不負責任；片言隻語的碎片式整理且顯得非常不專業；等等。個別的賽果引爭議還是其次，長遠的結構性問題更應著手解決。否則這個本土最大的文學獎項，遲早會如政府或警隊一樣完全失去認受性。

梁文道辭筆

在2019年底，梁文道表示中止在蘋果日報的「普通讀者」專欄，亦即中止他在香港的最後一個專欄。在最後一篇專欄〈即便到了最後，現實和常識的必要〉中，他照常分析中共治港策略，指出未見回歸「理性」，亦即是很可能繼續硬下去，林鄭亦可能不見得很快可以下台。在結尾，則自陳不以為運動打氣作時事評論之己任：「如果說我有任何立場，那就是堅持在政治上隨時保持對現實的敏感，同時在公共理性上守住最基本的常識，即便是到了現實被政治邏輯碾壓，常識被政治立場裹挾的極端時刻。」並表示不接受破壞藍色商戶，理由是不應因政治立場不同而破壞對立的商鋪，否則也要「理解」黃店被藍絲破壞。






梁文道文中已明言，自知關於「裝修」之論點在今日有多討厭。文章發表當日，在網上引起漩渦，其中鄧正健〈梁文道為什麼討厭〉一文是其中反應較大及聚焦者。鄧文指，梁文道近年所採用的理性務實論述風格，屬內地自由派作風，但在抗爭香港的語境中，無法對應效益主義的策略思維，反而顯得脫離現實；其採理性分析建制派及中央視點的方式，亦讓人錯覺他為建制代言。文章結尾說梁文道竟然會問「攬炒之後怎樣？」是缺乏想像力、不了解香港，歸納為「老了」的表現。

書生百用〈梁文道與時代脫節的真正原因〉論點亦相近，文章認為香港當下已非羅爾斯所謂的「接近正義的社會」，一般的常識與理性已經失效，正是需要「創造」與「新常識」的時代；梁文道站在兩極之間，又無法開展新的對話，因此與時代脫節。毫末書社創辦人默泉〈我們只能踩鋼線〉指出「裝修」與「黃色經濟圈其實不能混為一談，認為「梁文道可能待在北京太久了，對香港人已失去同理心。」「他不知道，香港人為了向紅色暴政爭取民主普選，已到了不惜一切的地步，包括可以暫時放下自己的靈魂、自己的底線。」其餘對梁文道的猛烈抨擊，可以余杰為例，他在新書《香港獨立》的序言中直接把梁文道評為「御用文人」、中共打手。

反對聲中，支持梁文道者並不少，但相對比較沉默。馬來西亞籍評論人黃愛玲〈潑反送中冷水？從梁文道辭筆，談香港的公共輿論空間〉強調知識份子必須在狂熱中保持清醒，在反送中這場「右翼運動」中，左翼的梁文道與劉山青是不受歡迎的，但她不齒於眾人對他們的刻毒言論。香港劇評人肥力在〈在 RPG 遊戲打怪時，每次只能扣對方一點血值，關於梁文道辭筆〉中亦對梁文道表示同情，認為運動的諸個層面都應有可容納不同意見的空間，「別去成為敵人的模樣」是重要的，並相信梁文道的言論是出於受到威脅。同時，建制派媒體如「港人講地」、《亞洲週刊》都有報導梁文道關於「裝修」的言論及爭議，冷嘲熱諷、「一地花生」。

2019年天翻地覆，一個作者不再寫專欄，可以獲得這麼大的迴響，人人講兩句近乎雞犬得道，或者也是書寫之力量一個令人慨嘆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