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絲=頭腦簡單?媒體與時代之爭

時評 | by  彭依仁 | 2019-07-19

與上一代人撕裂,是每個同情政治行動的人都會有的類似經歷。其中一項因素是:媒體決定人的政治屬性,媒體渠道決定一個人對社會和政治的見解立場。當我認定電視機是古董,大台節目是垃圾,喜歡看YouTube歷史頻道和NatGeo節目並甚少扭開電視的時候,CCTVB每日正在綿密地控制著包括我父母在內大多數上一代人的思維。他們只想躺在最舒服的梳化上,吃花生喝啤酒,用最方便最現成,比開電腦還要簡單的渠道來自娛,順道關心一下社會,但不用過度思考和梳理事情的細節。所以他們就扭開電視機,從電視機被扭開一刻開始,他們的心智就這樣被電視機控制了。


大台效應:記憶消失,娛樂至死

媒體渠道決定了世代屬性。簡單講一個例子,這一代人讀歷史知道有革命有內戰,知道為了維權就可能要付上生命代價,而且歷史就像尼采說的會不斷重覆,不可能乞求從上兩三代人的饑荒、壓迫和鬥爭中免疫;但上一代從常識中認定幸福源自維持現狀和生活,而制度一向旨於維持大多數人的基本生活,不為生活考慮而挑戰制度,當然既荒謬又暴力。只是這一代人比較難向他們展示:一向維持他們及其下一代人生活的制度其實也正在敗壞自己,而歷史到底是人生參考還是僅僅作為一種審美對象,上一代人或許還未搞清楚。當電視台歷史頻道所說的內戰和衝突要降臨在他們周圍,他們還是對現實的殘酷感到驚惶,這麼說,不單是形容那些因為目睹警察暴虐行而感到驚訝的藍絲長輩,就是用來形容因為擔心子女而支持他們抗議的家長,也很貼切。

作為香港出生的七十後,我知道祖父輩的人經歷過饑荒、戰爭和各式各樣的政治運動,這些歷史大事都被我們的父母輩奉為民族悲慘離散的過去,每逢電視播放談及國家近百年歷史的紀錄片,就是一個神聖的時刻,然後他們會藉中國近現代史紀錄片加強自己對國家的認同,畢竟這個紅色政權是從多災多難的土地上建立起來的,效忠它就好像尊重這片大地上受苦受難的祖先百姓;把政權等同祖國才能賦予自己一份民族尊嚴感,在英殖的腐敗統治下找回自己的歸屬感,讓我們當下平庸的時光與過去多災多難的神聖時光接通起來,從而找到了根。

但從我們七十後的成長經歷起,對社會變遷在個人身上造成的衝擊從來就不很留心。對我們這一代人來說,由社會繁榮而伴生的各種玩意才是我們認同的核心,因此我們對日本漫畫角色和動漫機械人會更留心,例如高達或者鹹蛋超人之類。我還記得一家人最齊心的那幾月,在電視台的新聞報道下,全社會正密切關注著北京在那年春夏之交發生的事情。當時,在同學間,也有人模仿某位北京高官譴責民眾時用的口脗:這起事件是一小撮人搞的暴亂,然而當時大家都政治冷感,或者應該說,非政治化,所以大家用上「一小撮人」這個廣東話不常見的詞語時,都只是當說笑而已。那時候,兩大電視媒體不單帶領全香港人團結起來,也帶給七十後和他們的長輩許多娛樂。在那時候,對於兩代人來說,娛樂和社會關注都是無分桎梏的﹕一家人在電影院看著周星馳影射中共政權的笑話,開懷大笑,即使現在仍有不少人記得。

目前,我們這些七十後或者八十後,彷彿突然察覺到這種社會氣氛正逐步被官方媒體或官方發言肆意破壞了,而始作俑者則是上一代人!對於那些殖民地的發黃記憶,九十後可是缺乏的,他們只能透過歷史閱讀和想像去重構。這時候,當部份九十後、八十後和九十後漸漸發現主流媒體原來是在黨國資本影響下的洗腦機器,正灌輸著「打倒昨日之我」的觀點與立場,就會覺得困惑,在知情後變得憤怒。

美國媒體理論家尼爾.波茲曼在1985年出版的《娛樂而死》前言中,一開頭就扣準當時美國人應該怎樣看待歐威爾小說《一九八四》的問題:1984年過了,美國人似乎可以拍拍胸口說,還好,歐威爾的預言沒有兌現。可是波茲曼也說,可是美國人忽略了另一部反烏托邦小說《美麗新世界》的警號,波茲曼認為《美麗新世界》作者赫胥黎看到的問題和歐威爾的不同:歐威爾認為我們會面對來自外面的、如Big Brother一般的壓迫,赫胥黎的小說卻指出人們甘心受壓迫,崇拜那些讓他們無能力思考的尖銳科技。



藍絲睇嘢不經大腦?事實沒那麼簡單……


當然,在藍絲長輩身上,如果我認為他們沒有能力思考,那是有待商榷的。很多藍絲長輩的確深切思考過這場運動,一如年輕一代人也透過各種獨立的媒體深切思考這場運動一樣﹔但他們的差別不只在結論方面,也在思考所啟導的各種行動中。有趣的是,長輩和年輕一代都各自被各自的媒體塑造了思想和行動,無法中立、客觀地看待事件,更無法持平地判斷對方的行為。而且,雙方都對媒體所負載的資訊進行了深思,對比自己和對方的立場。這又是怎樣形成的?

有人說,藍絲應該參與遊行,讓自己有機會目睹警察使用暴力的場面,然後就會同意,或起碼同情黃絲的觀點。這忽略了藍絲的原意﹕因為藍絲的觀點是以社會穩定、生活秩序為基調的:黃絲的觀點是以街頭行動權利為基調的。兩者在視域上的差異,就好比小店東主和流動小販看待食環署行動的差異,既源於視角的出發點,亦源於各自活動的空間。此外,生活經驗和生活旨趣也有影響﹕比如上一代人喜歡在酒樓前排隊輪籌,等到位坐下,一家人喝茶吃點心﹔但新一代似乎更喜歡三兩人坐在咖啡館喝咖啡看書。

那些讓我們得出某種結論的思考,其實並非純然是媒體的結果,也同樣反映了(馬克思主義者很喜歡講的)階級、財產、生活習慣,以及某種精神狀態。這並非要小覷媒體的作用,只是在你選擇透過甚麼媒體瞭解一件事的時候,你既受著對該媒體上癮的作用影響,亦同時反映你的價值觀或志趣。此外,使用媒體的形式也決定了他們對事情的理解,年輕一代人擅於運用社交媒體,他們運用的模式往往是互通社會消息,彼此判定真偽。其實上一代人也喜歡運用社交媒體,不單他們喜歡互相傳遞我們所謂的「長輩圖」,或者發送一些專家對大趨勢作出的評論,而這些「專家」通常都有國家背景的。

對行動者而言,他們傳送的消息往往是即時的、在運動中有切身利害的訊息,而他們眼中的長輩,則大抵安坐食肆或家中,看著手機傳來關於這場運動的揭秘消息;而根據黃絲,這些消息,當然也是中國大陸國安局的人訛傳出來混淆視聽的。反過來說,長輩對年輕抗爭者發佈的訊息,也大可視為美國中情局在背後發動的媒體戰環節。在全球化的趨勢底下,每一個地區都有地區強權之間或超級強權之間的每種對壘,所以這樣的指責無法否定也很難證實,關鍵的是兩大強權介入的程度有多大,而這也是無法準確界定的。


你要你舊秩序,我有我新憧憬

最能加固上一代人信念的媒體依然是電視,而且我們知道目前最主導的大台,早已在意識型態上染紅,而在競爭對手亞洲電視「死亡」以後,它也漸漸步入衰老期。即使它的主打電視劇仍有大量觀眾,但對社會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但大台的衰老並非如阿當‧斯密說的,是壟斷的惡果,而無寧是電視這種媒體形式的衰落。在訊息甚至娛樂全球化的趨勢下,受眾有其他大量娛樂媒體形式的選擇,而各種各樣的娛樂新聞渠道,也能夠將大台明星的負面形象無限放大,目前大台惟一最受歡迎的電視劇,竟是能讓大量二、三線演員發揮的《愛‧回家》系列,證明即使老一輩人,也不再接受80年代流行的那種「大卡士」(Big Cast)思維。

但即使如此,亦只有大台能夠繼續凝聚他們對舊秩序的美好憧憬,讓他們看到那種舊秩序仍然值得捍衛,這背後潛藏著深深的恐懼﹕他們當中有些人並非不知道布爾什維克的可怕,只是仍希冀能故技重施,用九十年代的方式和中國大陸的人打交道,或者寄望一種「理想的未來」:那就是不管那個執政黨怎樣,都希望在歷劫蒼生過後,仍能夠重新回到延綿數千年的歷史共同體懷抱裡,他們的「未來」就是希望能推倒從八十年代起的三十年當下,重回過去大一統局面下,作為一個技術上先進但仍能連繫整個中華紐帶的子民,即使這紐帶的執牛耳者是中共。

談到未來時,蒙田這樣寫道:「擔憂、欲望和希望把我們推向將來,使我們感受不到或不予重視現實的事。」意大利思想家貝拉迪(Franco Berardi)在著作《英雄》裡,則引用米蘭.昆德拉的話,說明我們的過去或對過去的記憶,往往由對未來的想像形塑的。然而對於人類追求未來而作出的行為,蒙田還是持批判態度的,尤其古往今來的君王安排令自己在身後發揮影響(如英國長勝君主愛德華一世在臨終時囑咐兒子愛德華二世帶上自己的骸骨征戰愛爾蘭)。對未來最不抱幻想的也許就是哲學家,當蘇格拉底選擇了喝鴆酒的死刑時,克里同問他應該怎樣安葬他,蘇格拉底說﹕「隨你的便。」事實上,不管對藍絲抑或黃絲來說,撕裂固然是由他們兩者造成的,未來卻是無法預知、形塑的事物,即使我們以己意想像它,然後借歷史之名,藉行動追求某種理想的、或許過去曾經存在的社會形態。



(* 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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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依仁

詩人、評論人,著有詩集《灰鴿自由行》、書評集《日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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