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王安憶(下):生死皆有週期,遙想文學運動

專訪 | by  黃潤宇 | 2018-06-23

在香港,作家難以成為正職,多數寫作者要靠其他工作維生;而在中國,文學與政治之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自毛澤東以來,文學都被視為政治的工具),寫作者進入作家協會體系、成為專職作家的情況屢見不鮮,王安憶亦是其中之一。1987年,王安憶進入上海作家協會創作室工作,之後陸續於上海作協、中國作協擔任要職。作家進入體制,是否會改變其創作的立意?我們無法輕易判斷。但肯定的是,長期置身於社會語境的王安憶,對文學與人的境況自有一番觀察。


女性日常︰八卦之中見文學

王安憶的諸多作品,如《長恨歌》、《桃之夭夭》,都以女性為主角,對女性的命運有著深刻的體察。王德威在〈海派作家,又見傳人〉一文中曾說道︰「……經過三十餘年情慾管制、性別中立的政策後,大陸文學的情色論述要到八〇年代中期,才得初具規模。而對女性身體、慾望及想像疆域的重新界定,更不是容易的事。」王安憶寫女性,其形象、性格、慾望都細膩而豐厚,這也基於作者長久以來的觀察︰「女性比較有戲劇性,女性的故事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她坦言不太喜歡男性的故事——官場、做生意、打仗,男性是長期盤踞社會舞台中心的角色;反之,長期處於社會邊緣的女性更易成為書寫的主體︰「女性愛聊八卦,閨蜜坐在一起講的是家長里短;文學也是八卦,是無用的東西。」


儘管今日女性的地位已有很大提升,但她們還是要面對更多的障礙。「社會愈來愈功利,愈來愈現實地運作,女性的身份就會愈來愈邊緣。當女性走到社會中心時,大家也會發現,實際上是社會要求她們向著男性的標準靠攏。」大陸電視劇中,常有被成功男人拋棄的家庭婦女,搖身變成職場女性,再去和丈夫對抗,王安憶看後不禁感歎︰「這個社會體系愈來愈男性了。」像是「小三上位」,看來是個女性奪權的機會?王安憶卻看到「凡成功的男性必定要有幾個『小三』」,兩性之間的權力還是傾斜的。


回想八十年代起文學推崇人性,表面上順利推翻了古舊的倫理道德,解放情慾,但是否也無意間令真正的「女性平權」之路更為曲折?文學與倫理兩難,折返於虛構與道德之間的矛盾,一直纏繞在小說家心中。


從寫到教︰遺憾不會講廣東話

見到寫作中潛藏的矛盾,同時意識到寫作教育的必要性。2007年,復旦大學開設「文學寫作碩士」學位,王安憶成為該專業的導師之一,自此展開了寫作教育之途。


王安憶的文學寫作課從來不是靜態的。在復旦教書時,她曾帶著學生四處「寫生」,去過虹口區的魯迅故居,摸索弄堂、五角場(抗治時國民黨建立的上海新資)、文人住所,並要求學生擷取其中元素,虛構故事。而在香港教書,因時數有限,王安憶就盡可能將課堂變為討論場一一斟酌每個學生的作品,因為寫作中「一個人的問題也可能是所有人的問題」。


「音樂、美術都可以教,但很多人都懷疑寫作教育。小說是一門隱蔽的技術,也有技巧可以學習,但若技術太強,則會變成類型小說——儘管寫類型小說也需要天賦。」文學教育之難,傳授者要掌握有度,又要理解每個學生的長處和缺陷,在「十分鐘學會寫名著」的年代,像王安憶一般耐心地貼身教授寫作的老師,是少之又少的。


香港中文大學的授課時間只有十週,王安憶數次蹙眉感嘆︰「上課的時數太少了,還未能記住全部同學的名字。」但即便如此,認真讀完所有學生功課的她,還是能透過文字辨認出學生的作品。「我們的課上香港學生比較多,但我不會說廣東話,這是一個遺憾。如果能說,學生應該會更願意跟我討論。」王安憶教寫作,不求學生個個成為大家,而是想培養學生對文學的興趣,在討論中與他們一同發掘寫作的困境、克服的方式。


文學太精緻,壽終正寢或有時

在校園執教多年間,王安憶也發覺有志從事文學的年輕人愈來愈少︰「美學是無用的東西,在這個時代,我們卻無法跟人說無用的東西。青年的追求不同了。」


不可否認的是,文學的價值確實隨著外部世界的發展而受到衝擊。圖像時代來臨,相片、影片快速而直接地記錄情景,文字寫景則成了長篇累牘,容易被讀者快速跳過。素以大篇幅環境描寫著稱,王安憶認為文字寫景有其獨特意義,但也面臨危機︰「文字描寫不僅要人看景,更重要的是讀者體會閱讀文字本身的樂趣。魯迅寫『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為何說得這樣囉嗦?只因文字中還有韻律。然而文學的樂趣太精緻了,可能會壽終正寢。」


「有聲電影出現之後,卓別靈會很失落。但要知道,儘管無聲電影消失了,但卓別靈的啞劇藝術留下來了。語言在今時今日顯得艱澀而沒有效率,說不定小說也就要失落了。東方不亮西方亮,每件事情都有週期。」週期變換,生死有時,文學不得豁免。對此我們無法提出怪責,而應嘗試理解這種更替︰「我們不能要求每個時代都培養作家。八、九十年代對文學有很大幫助,而現在卻不是一個文學的時代,不是個人的努力可以改變的。」王安憶坦然面對文學的險境。


社會需要文學運動

既說現在不是文學的時代,那麼曾經有過的那個「文學時代」面貌如何?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因應政治環境改變,「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反思文學」等文學門類紛紛湧出,到了八十年代中,「尋根文學」運動更是引發了中國現代小說的一個美學高峰。以韓少功、賈平凹、李杭育等作家為起始,「尋根」小說家們調查村史、探索黃河源頭,表面上在尋找文化根基,實際上卻是拓寬文學題材和寫作的可能,如王安憶所言,他們試圖「將文學拉回本位」。


「『尋根運動』的名字源於韓少功《文學的根》一文,概念確立於『尋根』小說出現以後,且專指小說這一文學門類的運動。這場運動,最重要的成果是創造了一種文學的品質——從前文學必須具備政治的控訴和反思之用,現今它不再作為社會性的需要,而是(單純地)體現人對文學的理想。」王安憶對尋根運動的記憶還十分清晰。


「文學運動把最精英的寫作者聚到一起,使他們互相呼應,也一下就把我們從舊有的敍事狀態裡拉出來,抵達全新階段。」回憶起當年眾多小說家不停發表、相互閱讀的風潮,王安憶很是懷念︰「五、六十後的作家,正好碰上思想解放,人生經驗累積了不少,感情也很飽滿,市場化還沒有來臨,市面上沒有那麼多獎項,但那時候文學生機勃勃,氣象不可阻擋。」


然而回看當下,社會不支持美學,卻強調另一種價值觀——用量化的形式評論價值、效率。〈情感的生命〉一文中,王安憶曾批判市場散文「最文雅的字變成最粗俗字,最精闢的字變成最常用的字」。簡單化、商品化的文學成為主流,強迫語言文學也有高效率、也跟從一個不可思議的「量化標準」,對文學造成不小的創傷。


「文學運動是很重要的。可惜我們現在已經沒有文學運動了。」王安憶說時平靜,但聽者也感受到其中的波瀾。運動的出現需要天時地利人和,並非易事;如今文學又面臨市場的挑戰、價值危機,誰也無法預知前路。然而在這個「說不出個過去,現在,和將來」(《長恨歌》)的境地裡,我們並非走投無路,畢竟王安憶還說過︰「萬物自有週期,此時由盛到衰,之後又會慢慢興起。」這不是絕望的哀聲,而是一場又一場漫長等待開始的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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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潤宇

《無形》編輯。青年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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