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同志,跟住去邊度?】曖昧中角力——香港同志文學一瞥

其他 | by  李薇婷 | 2019-11-21

這篇文章不求為求定義甚至書寫「香港同志文學」的文學史論述,只求以管窺豹,提出一些觀察。這樣小心翼翼地寫,一來自然是自己對這範疇認知不足,二來是「香港」、「同志」、「文學」並非如此自然而然可以連結起來的名詞,歷史化、脈絡化的閱讀和介定過程注定需要披荊斬棘。不過,煙硝十月,人心不安。在這樣的日子回望香港的同志文學,竟然有另一番體會浮現心頭,也許亦能與現實發生的事件相互借鑑。此亦不失為文學功能(如有)之一種。


年前參與編輯香港詩人黃裕邦的詩集《天裂》(Crevasse)中譯,有幸邀得紀大偉教授撰寫序文。這篇〈從《天裂》像「香港」、「同志」、「文學」〉,從較為理論的層次思考「香港同志文學」如何成為一個可以論述的範疇。在文中他指出自己曾經懸置下述問題——「香港,也可能有自己的同志文學史嗎?」這一問舉重若輕。要回答之,首要任務是思考「香港同志文學」作為一組名詞的意義,它包括甚麼、面向甚麼、回應甚麼,均是論述關鍵。而我選擇的參考,除了性別研究對「同志」的論述與反思之外,則無可避免地參考紀大偉的《台灣同志文學史》。《台灣同志文學史》的緒論所具有的參考價值是紀大偉著重處理「同志」在台灣文學的一份「現代性的報告」(Tongzhi Modernity),而這種現代性的展現即是權力競技場的展現。紀大偉透過追蹤權力場的運作,發現三種角力痕跡,包括「本土vs國外」、「壓制vs興盛」、「主流vs非主流」。在閱讀香港文學內同志書寫的過程中,我發現紀大偉的視角對香港同志文學研究相當有啟發性。而同樣追蹤著權力的氣味(因為「同志」本來就是被各種權力共同建造出來的),我也得以窺見三種角力的痕跡,成為支撐「香港同志文學」成為範疇的證據。


展演與隱喻


巴特勒所言的性別不過是一場操演(performativity),其實把同志放大成無遠勿屆的名詞。這一點「濫」,實在是從方方面面地說明「同志」的黑色幽默。我們甚麼都是,我們甚麼都不是。身體隨場域而演練、展演其「性別」,被易服(Transvesitite)與變裝(Drag)所解開,反正都通往虛構,那同志不妨借力打力,在虛構的權力場中繼續勇武。談及在香港生產出來的同志書寫,許多些我們都如數家珍,《安卓珍妮》、《霸王別姬》、〈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新近還有黃怡的〈天橋底之女〉、羅貴祥的〈豫讓〉、張婉雯的〈拘捕〉、林三維的《白漬》、黃裕邦的《天裂》、盧妤的《蓉蓉》、洪嘉的《Playlist》、馬家輝《龍頭鳳尾》等等。在拙眼掛一漏萬之間,算起上來仍然不少。以虛構為真實的文學作品,將性別的虛構性質再度放大,除了透過書寫展演何謂「同志」之外,亦將「同志」變成隱喻,通往更幽深之處。


如果無視作者是否同志(這本就不是「同志文學」介定的要素),從文本間不難發現「展演與隱喻」的角力。例如林三維的《白漬》,同志情節在家庭的框架下成為越界的逃生窗。在不破壞家庭美好願想之下,美麗藏著犧牲,個人情欲變成權力爭鬥之場,白漬雖遠目不見,但痕跡永存。類近的情況如黃怡的〈天橋底之女〉。因為「沒有根而生活,是需要勇氣的」(小說開頭引述西西),所以「她」那些同性情人(而情人是男是女也其實沒有關係,有能客納她的牀鋪和雙臂就好)成為達成無根——對社會的越界、挑戰有根的常規——的要素。這位在天橘底出生的女性阿麗/阿丽,不單要在常規社會之間演練自己的角色,同樣要在不同的情人間展演他人眼中的自己(包括操演成同志)來換宿。


正如黃裕邦在《天裂》中譯本排在最前那首新輯入的華語詩:


朋友說他朋友說我撥亂

陰陽說我邪風較多說我

還不回頭是岸就真係恭

喜我我說我很難把我的

世界搗成適合他和他朋

友嘴巴咬食的糊狀他恭

喜我並說除障方案包括

說我闔家平安他說他看

到東西我恭喜他我說他

應把智慧留給自己他說

那些東西來自另一個世

界我說我的世界不難進

入但門呀DLS請輕輕推


我們很快發現性別操演為文學的虛構性所提供的無限方便之門。而反之亦然,在虛構文類內,同志可以透過同為虛構的操演來成就抵抗之姿。


敗德與奇觀


上述的展演和隱喻,分別指向其餘的另外兩組角力。展演通向「敗德與奇觀」,而隱喻通往「本土與殖民」。在此先論前者。提到香港女同志的書寫,黃碧雲的〈她是女子,我也是女子〉,注定是一而再三地被評說的文本。然而,這篇小說所真正啟發的遠不止於「女同志」的書寫,而是在於其對「女同志」與「敗德」的連結之上。書寫「敗德」並非為了建構奇觀,而是為著解構。黃碧雲的小說書寫具有蛇蠍美人特質的女子之行不斷周旋於不同男性之間,同事又與同宿的主角保持超越女性情誼的關係。在情節推行之間,故事真正的主角不是「我」,而是「我」所觀察著的之行的敗德。這種凝視正呈現着「敗德」作為力量與外在社會道德枷鎖的角力。「我」和之行的相處,其實是一場由之行這壞女人引導「我」漸見頹廢的過程。我們在房內吸煙、喜歡次文化、知行和不同的男性在宿舍做愛。我儘管明白「所謂女同性戀哎哎唧唧的互相擁吻,那是男人們想像出來攪奇觀的,供他們眼目之娛的,我和之行就從沒有這樣」卻仍然被之行的身體媚態(即其敗德之處)所吸引。「我」和之行之間一正一反(我拿了獎學金,她也有申請,但她沒有。因為她輸給了我),我在畢業前「收斂了我的所謂煙視媚行」,對照著社會外界對之行經由道德規範而衍生的各種流言。然而,這場同志的展演,雖然以抵抗外界奇觀的姿態發生,但是,儘管「我」接受了之行的敗德(我們是不言好壞的),但之行仍然離開了,兩人無法廝守終生,結局可謂相當消極。


與之相反,就「敗德」而言,洪嘉的《Playlist》更為徹底,將「敗德」揉合流行元素來展演「香港男同志」這一群體。男同志附帶著各種被社會「賤斥」的性愛,與黃碧雲小說中被之行帶著走、漸失主體性的「我」不同,把「敗德」對外在的抵抗貫切成對自身的建立。我並不認為《Playlist》內所書寫的同志有多特別或偏鋒,這些「敗德」反而是同志的日常的再現。這種再現有兩個層次,一是同志與現為主流的異性戀的差異,二是因為性愛(不論性別)作為禁忌而一再被排斥的同志。這兩者所構成的同志的日常,成為《Playlist》不同故事的舞台。像《翠絲》一樣從異性戀家庭的父親轉換性別、曾有自殺傾向的Patricia(〈父親V〉)、不去「桑拿房」(男同志尋找性伴侶的地方)卻在廁內望着別人的性自慰的五十四歲齊叔(〈Teenage Dream〉)、去找泰仔情色按摩的「我」(〈Getsunova〉)等等等等。情欲眾生,伴隨或流行或 indie 的播放清單,彷彿要在這些下作的空間內才找到自身的位置,把作為權力戰場的身體與性欲完全解放。

敗德是種力量,這些敗德不為強化父權社會對同志的「奇觀」想像,而是衝着除魅而來。


本土與殖民


最後一組角力,「本土與殖民」,既是文學作者對「同志」的最大化利用,亦是「香港同志文學」一詞之複雜處所在。誠如紀大偉在《天裂》的序中判斷,相較之「台灣同志文學」而言,「香港」比其餘兩個名詞更為突出。這也是那些被書寫的同志隱喻所真正關注的權力場。正如《龍頭鳳尾》不斷透過不同角力(性事、賭博)來書寫殖民地時期本土香港人陸南才(大陸南方的才子?港式才華,不過買辦。)面對的殖民買賣,不少同志在文本內成為符號與隱喻(而本應如是),都帶讀者通往香港文學的其中一個核心問題。


董啟章的《安卓珍尼》副題「一個不存在的動物進化史」。熟讀文學的讀者自然想起 Woolf 筆下那些 Androgyny。這種雌雄同體的斑尾毛蜥(?)是否存在,可以問成一個生物學問題。然而,文學家的旨趣自不在此,而是利用這種「科學」來達成「不科學」(虛構):


我希望為最後的安卓珍尼在文獻上佔一個位置、留下一點痕跡,也是出於賦予她一種存在的欲望。我竭盡心神地為安卓珍尼編寫她的故事,這個過程是異常地痛苦的,但又同時是異常地美妙的。


安卓珍尼由被敘事者「我」來書寫和建構,到取回(虛幻的)主體性,不難想像其作為「本土—殖民」隱喻的運作機制:


在現在裡面,她遇見了她,她跟她說話,她想找尋她的語言,她想說她的故事、敘述她的歷史。


引人遐思的雌雄同體,以及兩個「她」的相遇與親暱,其實是從去歷史論述主體的瑞獲得。雌雄同體的安卓珍尼與「她」的相戀,先是被「我」想望成歷史,再成為另類歷史的誕生。


黃裕邦的〈後殖民動物學〉同樣參與這場「本土—殖民」的角力。不過,與「同志」如同共生的「in-betweenness」在此再不止於隱喻,而是有其主體性:


我們憶記的一切也遷往死角

腦掃瞄照不竹的地方。印度文華


東方裡,電視機主持在俯瞰稻田的陽台上

大啖英式鬆餅

與外切青瓜三文治,

男管家在他身旁,他把此刻的經驗叫作

真實,蜜蜂在半空嗡嗡叫亦然,

厭倦了動也懶得動的蜂后。


可以說,在殖民舞台上,這種中間、曖昧,站在更為銳利的位置,以配角的身份(種族不明的男管家)挑戰前台演員(「他」)。同志的曖昧與流動,成為悄然移動及偷偷架鬆殖民統治的力量。


當然,「本土—殖民」的張力往往在殖民之後才更為切身。張婉雯〈拘捕〉雖然通篇都寫雨傘運動,然而,馬路上人到中年的靜坐教授褚的一段回想,其實將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對兩位青年抗爭領袖的「Hehe」幻想,透過小說虛構添加了世代的複雜性。教授在靜坐現場遇見學生,透過對男學生沈身體的凝視,走進回憶之中。學生令他想起那位同樣是抗爭青年的曖昧對象俞。俞和自己有思想上的不同,當時的俞反而是啟發教授思考抵抗社會的啟蒙者。同樣經由對俞在泳池內肉體的凝視(褚之前沒想過衣服下的俞是甚麼樣子的,更沒想過俞會這樣近乎赤裸地,帶着熾熱的汗靠近),褚回到靜坐現場。在此同性情誼的曖昧想像添加了一層世代抗爭者之間的反省與回顧(「你們繼續上班供樓,和平理性吧,我們,至少我,不想走這條路。」沈看着自己的手。),成為「本土—殖民」角力場有力的註腳。


不過,林林種種地說了那麼多,你或會問:怎麼甚麼都是「同志」文學?同志遇上酷兒的洗禮之後,的確從被塑形而成的、從邁克朋友圈間所「發明」的「同志」,變成了甚麼都可以「是」的、永遠有待定義並隨時預備被解義的名詞。所以我放棄了定義,正如每一場由下而上的革命一樣,不妨由文本內芸芸眾生來告訴我,「同志」究竟是何種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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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薇婷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博士研究生。評論人、自由撰稿人。曾創辦《字蝨》評論網、曾任《字花》編輯,文章散見《明報》、《明報周刊》、《字花》、《映畫手民》等。研究範疇為文學理論、女性主義、現代文學、香港文學、文化及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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