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同志，跟住去邊度？】沉迷哲學還是愛慕同性？哲學的同性色慾

沉迷哲學還是愛慕同性？對某些哲學家來說，這絕不是一道單選題。從古希臘到當代哲學的脈絡裡，不難發現那伴隨著的對同性的愛慾與瘋狂，這其中不乏厭女氣息，也有對性的純粹迷戀與恐懼。

古希臘的男男之間

「最完美的友情或愛情大多產生於男人之間。」——亞里士多德

男男之間的愛戀在古希臘曾與哲學一樣繁盛，被先賢與哲人們推崇備至，成年男子對美少年的追慕在哲學與藝術上皆有表現。柏拉圖的《會飲篇》（Συμπόσιον），記載了蘇格拉底與學生關於同性情誼的談話，可以算得上是有關同性情誼的最早記載。出身名門、以美貌著稱的雅典將軍阿西比德向眾人坦言，自己與蘇格拉底是一對情人，並讚賞蘇格拉底是一位高尚、專一的情人。

對此，蘇格拉底沒有絲毫否認。甚有記載，在公元前432年的波提德亞之戰中，蘇格拉底冒著生命危險，將受傷的阿西比德救回，一時傳為美談。

對柏拉圖而言，唯一需要思考的是愛與美的本質。而古希臘人心中所謂之「愛」正產生於男男之間，尤其是有地位的成年男性對那些翩翩美少年的追求。年長的男性盡其所能將知識（包括生存技能，亦包括性教育）傳授給少年，同時也給予愛與保護，而少年們則以承諾和青春之美予以回報。

或許後世有人面對歧視時，會追憶古希臘的這種開放之風，但男同性戀得到無比寬容的同時，卻分明有著對女性的不公——男性之間的愛戀被視為潔淨、美好，女性不過是生育工具。也因此，男男之間的愛慕在哲思、詩歌、雕塑等藝術中較多的保留下來，而女同性戀之間的情誼幾乎只留下薩福的詩歌，成為字裡行間的一點線索。

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一眾古希臘哲學大師在著作與論述中提及、探討著那時風行的同性戀文化，但後繼的經院哲學顯然不可能將這種風氣繼續上演，大概要到維根斯坦與天才學生斯金納的愛戀，古希臘的「少年戀」才再次於哲學界上演。

維根斯坦：同性懊惱還是肉慾恐懼?

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親手寫的加密筆記本裡，印證了他的同性戀生活。在所有的愛戀裡，他總是帶著享受與不斷反思的折磨，甚至宗教式的懺悔。

1913年與1936年，維根斯坦曾兩次啟程前往異國。這兩次別離頗有相似之處——明確的任務、未定的歸期，最重要的是都丟下了一個他愛的人。一次是大衛·品生特（David Pinsent），一次是弗朗西斯·斯金納。只是，品生特——這個大衛·休謨的後人——未必知道維根斯坦多麼愛他，他也從未打算以愛回報，並且不在任何意義上依賴維根斯坦；他更關心律師訓練這件事，而不是與維根斯坦的情誼。但二十幾年後的斯金納則不同，這個出身學術世家、被認為是最有希望成為數學家的人，自1930年與維根斯坦相遇，整個人生的主線至死都不曾離開過這位哲學家。

如此看來，與斯金納的戀情，或許也是維根斯坦感情生活中為數不多彼此都有回應的一段。斯金納這位害羞、不裝腔作勢、性格格外溫和的劍橋學生，給了維根斯坦工作所需的平和。從他給維根斯坦那些全是想念的信中可以看出，斯金納將感情完全投入，一點也沒有自我中心的痕跡，他完全交出自己的意志，連數學也成了第二位的。後來，斯金納甚至因為聽從維根斯的建議，不顧親友的反對，坦然離開劍橋與學術圈，成為一名工廠技工，在繁複無聊的操作中為維根斯坦忍受苦工。儘管維根斯坦曾覺得，只有通過分離才能感受到斯金納的獨一無二——這也是1936年那次別離的用意之一，也曾在加密札記中寫下對斯金納的愛慾與無愛；但他後來也產生了不願與斯金納分離的依戀：

在奧地利被德意志帝國「合併」時，維根斯坦的第一反應是立刻返回維也納與家人在一起，而斯金納終於成為牽絆著他的另一股力量——由於害怕見不到斯金納，維根斯坦沒有選擇家人。「合併」一事也令維根斯坦重回劍橋，這次回歸顯然與害怕徹底失去斯金納有關。於是，一回去，維根斯坦就搬進了斯金納位於伊斯特路的寓所，兩人在隨後的一年多裡過著情侶般的生活。

然而，在維根斯坦不斷糾結肉慾與真愛的關係中，他與斯金納的關係在1939年還是惡化了，隨後的兩年，儘管斯金納仍舊忠貞不渝（亦或糾纏不休）地愛著維根斯坦，但維根斯坦的愛卻未能在他渴望和恐懼的身體親密中存活下來。

值得注意的是，在維根斯坦的所有戀情中，並非只有男伴，維根斯坦曾和一位名為瑪格麗特女性展開過一段關係。她是維根斯坦唯一愛過的女人，維根斯坦也曾視這段關係為結婚的序曲。在瑪格麗特的婚禮上，維根斯坦仍然表露了對她深深的依戀，儘管那時斯金納仍是他的伴侶。

如今，我們知道，令維根斯坦困擾的與其說是他的同性戀身份，毋寧說是他對性本身的恐懼——最微小的性慾都令他憂心忡忡，無論是對同性還是異性。對於愛，無論是哪一種，在他看來都是珍視之物，一種幾乎神聖的禮物。對他而言，性慾的勃發似乎不容於他希望成為的那種人；也因此，他的愛與性常常只在想象之中進行……

傅柯：公共浴室，越界的瘋狂

1984年6月29日，硝石庫醫院靠近停屍房的一個角落裡，吉爾·德勒茲（Gilles Deleuze）登上一隻小箱子，以顫抖的聲音誦讀選自傅柯《性史》第二、三卷序言的字句……這些字句由陪伴了傅柯23年的伴侶德費爾（Daniel Defert）挑選，以此紀念傅柯的離世。

對於傅柯的死，人們總是不由地將死因與其性取向聯係起來。此前，這種被稱為「男同性戀癌症」的病症在北美的同性戀社區蔓延，一如我們後來在電影《平常心》（The Normal Heart）中所看到的，因這種病症死亡的名單越拉越長。然而，對於傅柯來說，當1975年初次造訪灣區（Bay Area）的時候，他恰恰是被那裡的同性戀社區迷住了。在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教書的他很快被同事帶去舊金山那不計其數的俱樂部、酒吧和公共浴室。在那裡，傅柯尋到了一種令他瞠目結舌、能夠迎合不同性趣味的歡愉。他更將S/M視作生命中最積極而富於建設性的力量之一，瘋狂地體驗著巴塔耶所謂的「色慾越界」（erotic transgression）。及後，儘管愛滋病的恐懼開始在社區蔓延，但傅柯仍然沒有停止在公共浴室裡折磨人的性愛冒險，仍是一下課便鑽進公共浴室。

他並不是那時才開始這種生活，在對愛戀相對包容的法國，傅柯曾承認自己在進入高師前就在普瓦提埃「玩弄過一些男孩子」；在高師時，他也從不曾隱瞞自己的性傾向，甚至頗為得意地以此開玩笑：說自己如此聰明就是為了將一位漂亮的男孩子弄到手，所以幫他做家庭作業，於是變得聰明，而並非一開始就這般聰明。他甚至總結性地說道：「在某種意義上，我後來之所以一直在試圖做一些學問，目的都是為了吸引男孩子。」

他的才智似乎的確在與作曲家讓·巴拉凱（Jean Barraqué）的風流韻事中起到了催化作用。1952年兩人相識時，起初只是友誼，後來漸漸發展成狂熱激烈的愛戀關係。他們同樣思考著存在與死亡，一個從音樂，一個從哲學。巴拉凱看來，音樂「是悲劇，是哀愴，是死亡，是徹頭徹尾的遊戲，是自殺前的顫抖……」於是，傅柯給他讀《維吉爾之死》，巴拉凱從中受到啟迪，隨即創作了許多作品。同時，傅柯也介紹他讀尼采的詩，巴拉凱於1955年為這些詩句譜了曲。與傅柯相似，這位令傅柯墜入情網的、「該死的音樂家」畢生致力於對絕對事物的孤獨而艱難的探求，希望過一種反常的生活。兩人一起時過著狄俄尼索斯式的放縱生活——不是喝得酩酊大醉，就是進行S/M式的交歡，也思索著同樣的問題：倘若人透過在理性的範圍之外探索，遲早會在夢裡，在喝酒時或在共享的性愛銷魂狀態中，發現「存在」與「虛無」、生與死都是「一回事」，那麼，「偉大的尼采式探求」，或任何其他的甚麽探求，究竟目的何在？

在與巴拉凱一起的兩三年裡，傅柯徜徉在充滿藝術創新的氛圍之中，他的個性、論著的寫作方向都開始確定。隨後傅柯赴瑞典，但他對巴拉凱依然一往情深，在書信裡表達著熾熱的情感，常常訴說提早完成論文返回法國的寄望。只是，1956年傅柯返回巴黎時，情況已然不如預期。巴拉凱對於在傅柯的殘忍色情劇中扮演任何角色都感到不舒服了，也因為朋友們告誡他，傅柯的迷念是有害的；隨後，巴拉凱給傅柯寄奉上了絕交信。

儘管對自己的同性戀身份不以為然，並從中享受著欲仙欲死的刺激，但這並非沒有給傅柯帶來過困擾。1953年，傅柯離開共產黨，其中一個原因便是自己同性戀的身份：在一個把同性戀視為資產階級惡習和墮落標記而加以排斥和批判的政黨內，傅柯顯然感到很不舒服。這一點，後來從阿圖塞那裡也得到證實。除此之外，他也深知，如果被貼上「同性戀知識分子」的標籤，他就不會擁有美國那些聽眾了。可見，傅柯曾在表明同性戀身份這一問題上心情十分複雜。但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年裡，他終於就男同性戀者的性生活和爭取權利的問題頻繁接受訪問，並開始為「男同性戀和少年戀者」進行辯護。

在傅柯最後的日子裡，伴侶德費爾有次去醫院探訪他，那時，《性史》第二、三卷剛剛出版。德費爾曾對傅柯說：

「如果真是愛滋病，你最後的兩本書就真成了《惡之華》。」

傅柯眉開眼笑地回應道：「幹嘛不呢？」

在那個眉開眼笑的背後，我們還可看到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以及與之齊名的酷兒女皇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等等，哲學的同性面向遠不止上面提及的幾位，而其中一些理論家也在生死愛慾之中，開闢了性別研究的廣度與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