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烈雨林，暴烈歷史︰張貴興《野豬渡河》

長居城市的我們鮮有關顧香港的山林，然而對張貴興而言，雨林卻刻有砂拉越的思考方式。我並不是為了東拉西扯騙字數才寫的這種煞有介事的「香港—砂拉越」對比的，從歷史上而言這兩個地方實在是非常相似的，這使我對張貴興的雨林書寫一直有著無比的興趣。在《野豬渡河》之前，張貴興的雨林已有著沉重的歷史幽靈在背後遊蕩。《群象》試著勾出隱匿於砂拉越雨林的地下馬共足跡，《猴杯》細緻地處理殖民者與本地人的混雜關係，在《野豬渡河》之前出版的短篇小說集《沙龍祖母》已經嘗試處理「三年零八個月」的日佔史。可以說，張貴興的長篇小說無一不指向重構砂拉越歷史的企圖。

砂拉越的時間，歷史的時間

高嘉謙為《野豬渡河》寫的序，題名「被展演的三年八個月」，「展演」二字可謂說得精確，不過要被展示的卻遠遠不止「三年八個月」所對應的日戰時期。《野豬渡河》寫的是日軍與砂拉越華人群體之間的軍事行為，當中包括殺戮，也包括了華人游擊隊的反抗、豬芭村村民對日戰和反抗的不同拉扯，乃至於豬芭村歷來因為野豬到村內暴虐而組成的狩獵隊內部的私事。在張貴興這部小說裡我們不難看見許多與「三年八個月」歷史相關的展示，包括各種史蹟、土產和時間標記。這些標記在小說內不斷地指涉敍事層以外的真實世界的歷史，使《野豬渡河》有著無可避免的歷史小說意味。

小說首先要展示而且頗為刻意的，是各種歷史的時間點。時間在小說內的份量，已經達到煞有介事的級數，例如〈面具〉開首便以不同方式指稱時間點：

西元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六日，歲次辛巳十月二十八日，昭和十六年，鴉片戰爭一百年後，白人獨裁者占姆士，布洛克王朝統治砂拉越一百年後，日本突擊珍珠港九天後。[1]

敍事者特地提交出如此繁複的時間標記，就是為了透過指稱時間的不同方式，梳理一次砂拉越的宏大歷史。不過，宏大歷史滿是他者的標記，似乎並非張貴興所願，所以，在之後所有的章節，時間座標又回到了柏洋和爸爸關亞鳳的時間。在歷史時間與個人時間的有機組合下，砂拉越的歷史有兩組時間並行。這都是為扭轉所謂宏大歷史所造的嘗試。張貴興借此把「三年八個月」的歷史，乃至砂拉越的殖民史，都扭進了柏洋和關亞鳳的人生，並在內進行各種有機組合和戲謔。

物與史

除時間以外，《野豬渡河》小說劃分的小節很多，敍事結構穿梭閃藏，比起一個完整的故事而言，讀起來更像是走進一家歷史博物館，許多零星史物以及它們的文字介紹，在靜靜地等待閱讀。透過這種展示性質的敍事，把砂拉越的歷史分散地透過緊扣物來呈現。

這種展示究竟是怎樣的形式呢？熟悉張貴興的讀者一定深明他擅於把所謂有本地色彩的動、植物與歷史勾上關係。例如《野豬渡河》〈懷特．史朵克〉一節的開首，便有一段說明式文字：

懷特．史朵克（white stork），白鸛，候鳥，又名東方白鸛、老鸛，鸛科鸛屬，大型涉禽。［……］喜食異種或同種鳥類幼雛。分布於歐洲、非洲、中亞、印度、日本和中國，冬季遷徙到非洲和印度熱帶地區。在台灣和東南亞屬迷鳥。

二戰時期，太平洋聯軍以懷特．史朵克戲稱日本戰機或偵察機。[2]

這段說明與章節內由豬芭村首富黃萬青、洋貨批發商張金火、豬芭日報創辦人劉仲英、咖啡館老闆朱大帝等一眾華人組成的「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一樣耐人尋味。太平洋聯軍對日本戰機的戲稱不無關於懷特．史朵克這種鳥的特性，「喜食異種或同種鳥類幼雛」。這種西方與亞洲的對立，在豬芭村華人的眼中是一場像花果山猴眾一起抗打天兵一樣的戲碼——為了籌錢，他們在日軍入侵前三天，出演兒童話劇《齊天大聖》。一場滑稽劇把所謂「華」的認同，變成了戲謔的對象。當日本戰機「史朵克」投下炸彈時，這抗日團在做的也不是甚麼招兵買馬的事，而是正深入雨林「殺一頭年輕的豬公，給我們義踏隊伍進補！」[3]

可以說，儘管大歷史和各式國族名詞（例如「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的確在砂拉越衍生過，然而，這些與國族扣連的事物在《野豬渡河》內又顯得略有時差，甚至是歷史意義和名詞內涵上的落差。

「自然史」與「地方史」

上述種種都呈現出一個結構複雜的砂拉越史觀，也是張貴興從《群象》、《猴杯》再到《野豬渡河》的重要母題。王德威認為《野豬渡河》內「砂拉越華人的歷史節節敗退，日後種種學說，不論是『靈根自植』還是『定居殖民』、『反離散』，都顯得隔靴搔癢」，[4] 而高嘉謙也指認「《野豬渡河》鑄造了砂拉越的新『傷痕文學』，但又像幽暗大地的現代啟示錄」。[5] 配合上述一再被展示的地方歷史和時間座標，兩位學者的判斷自然合理，只是，與此同時，也勾出許多弦外之音與問號。張貴興筆下的砂拉越華人歷史退敗以後，這片土地有甚麼因此而顯現出來？是砂拉越的本地人嗎？還是說，對砂拉越而言只有原始的倫理才是永不滅的？

上述種種問題的解答方案，張貴興將之交給了雨林原始倫理，而且也並非第一次。以野豬為名的小說，自然以野豬為主角。野豬渡河是小說內的第三重時間，展現著雨林的倫理。事實上，野豬渡河本是覓食求生，一隊野豬各有崗位，跟隨季節轉換過渡邊界，行經河岸。[6] 雨林是《野豬渡河》最大的圈套。它的暴烈不在於野豬們對於人的虐待，而是它勾連著整場日軍圍殺「籌賑祖國難民委員會」的成功。黃錦樹指出《野豬渡河》設定了內鬼愛密莉，這個設定看起來略微弱，流於類型小說一般的設定。[7] 的確，愛密莉的角色設定非常有趣，也讓她超越一個復仇小說的角色設定。不止在〈尋找愛密莉〉一節內能看出她精通砂拉越雨林的一切，她一直以來在獵野豬上得心應手，穿梭雨林如無同無阻，甚至讓兩代華人都以為她是「自己人」，然後埋在她背後的卻是日華英交雜的傷痕。如果說砂拉越雨林的熟悉，以及獵豬的行為讓她成為「自己人」，那最後的出賣又算甚麼呢？這偏偏是《野豬渡河》挑戰國族、反思本土的重型炸彈。我們真能界定誰才是本地人嗎？

英殖，三年零八個月，各地華人雜居，歷史暴烈，雨林亦然。我彷彿也想起香港的華人史書寫。若我們要走進所謂本地的華人史，需要面對的是否純然是簡單的「本地人—異鄉人」的對立？在香港閱讀《野豬渡河》，答案似乎的確超出了既有學術術語所提供的意義。

註︰

[1] 《野豬渡河》，頁29。

[2] 《野豬渡河》，頁115。

[3] 《野豬渡河》，頁127。

[4] 《野豬渡河》，頁11–12。

[5] 《野豬渡河》，頁18。

[6] 《野豬渡河》，頁373。

[7] 黃錦樹：〈腳影戲，或無頭雞的啼叫：評張貴興《野豬渡河》〉，《文化＋OpenBook》http://www.cna.com.tw/culture/article/20180901w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