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語作家創作坊】「離」留的創作人們 ——賀淑芳

香港浸會大學學院華語作家創作坊於本年3月7日至4月7日邀請馬來西亞作家賀淑芳女士擔任本屆創作坊的其中一位「華語駐校作家」，並舉行線上公開講座，主題為「何以需要講故事？棲居地方，或如旅人」，以及一共三課的寫作班。我作為本學年的華語作家創作坊學生大使，參加活動後，受活動內容有所啓發，同時作為一位年輕創作人，對於創作人的位置有所感受，因而寫下此文章。

社會是由各種職業推動的，而每種職業都有屬於它的使命，譬如記者就是反映事實及監察擁權者、工程師就是用科學技術來解決實際問題。但創作人呢？

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下，文藝只剩下宣傳、娛樂之用，一個有閒階級的標準，它的價值只僅用金錢來衡量。文藝作品則能影響社會過百年，這源於人文價值，一種難以用金錢來衡量的價值。

在文學範疇上，要作品達到有人文價值的條件是在於能與現實建一道橋樑。

文學的形式可以有很多種，不論是虛構或是非虛構，但它們最核心的作用是帶出社會的問題或某些人所受的遭遇。賀女士在講座中提到：「新聞只是帶出事情局部，資本主義下，傳媒只會保留能吸引眼球的部份，把有關人的部份篩走，所以小說作為虛構世界就能夠透過文本去補充被抹去的部份。」當新聞無法而把當中最深層次的事情和問題挖出來時，這時便需要文學。據艾布拉斯姆（H. M. Abrams）的《鏡與燈》，不少理論家把文學視為反映現實的鏡子，但這種反映並非無所選擇，例如亞里士多德便認為文學並非描述「已發生的事」，而是「可能發生的事」，那些事情的普遍形式和邏輯。我認為文學中的補寫世界正正是寫出可能會發情的事情，創作人就是透過文學參與事件，把虛構世界延伸到相關議題，並從中呈現社會問題和某些人所受的遭遇，藉此達到間離效果，把批判的作用留給讀者。倘若是失去了能理性批判的文學，這種文學大概就只是一部宣傳之用的擴音器。

處於這個敏感的時代，人們動輒就被扣上有違國安法的罪名，它就像一把鋒利的刀，架在創作人的手上。因此，當創作人想透過文學來反映這片土地的現況，在這寫作環境下，有些創作人對此選擇直接離開，但無論如何，離開家鄉並不是代表結束，而是一種延續。

不知道是天意還是怎樣，恰好我擔任學生大使所參加的兩次講座都是由「旅行作家」作嘉賓（哈金與賀女士），他們都有着異地寫作的經驗，這彷彿在告訴我異地寫作是對創作者自身更好的。除了更好的把自己家鄉的社會問題帶向世界，更重要的是創作人能豐富閱歷，豐富世界觀。賀女士在講座曾提到：「每個人都是世界的旅行者；創作人離開，他們的故事也會跟着離開，而到了新地方又會加入新故事。」出走外闖是創作人不可或缺的創作元素，故事是基於創作人的經驗建構而成。他們到外地不應看作是一種逃避，反而是看作以另一個角度看自己，看家鄉。只要人到哪，便到哪繼續書寫，那麼離開就不是一個句號。

我還記得賀女士於講座最後引出了阿甘本《幼件與歷史：經驗的毁滅》的一句：「每個社會成員都會承受著因為沉默而潛在的集體創傷。」當新聞已再達不到它的使命，那麼文藝就成為了最後希望，而「旅行創作人」便是最後希望的守護者。倘若連文藝也失去了它應有的價值，那麼人類不僅留下創傷，更令人類的意義徹底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