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路》:天涯何處可為家

影評 | by  陳津明 | 2020-05-08

天涯何處可為家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家園被毀,我們又知道如何回家嗎?這個問題,看似矛盾,但也是日本人經歷三一一之後,異常真實的一個問題。電影《家路》(2014)探討的,也正是這個問題。「如何回家」所借代的是,面對史上最嚴重的核洩漏事故,日本應如何撫慰受創的國家?作為一個普通平民,可以如何看待這個事件?人類整體又應如何汲取教訓?對此,電影未必會提出一些實在的答案,但在引起反思和倡導方面都有重要的意義。

當問到「如何回家」的時候,我們首先要問的是:何處為家?是受到災難摧殘的家嗎?是政府安排的臨時房屋嗎?是未來的那一個不知實體、寄予着始能安頓下來的希望的家嗎?一夜之間,無數房屋就被劃入災區,獨自留在封鎖線內面對災後的蒼涼。就如電影主角次郎從東京回到家鄉福島的「實家」,遇到警察規勸離開,他只是執拗地說:「這是我出生的地方,難道這樣也要受罰嗎?我不會走。」離鄉背井到其他城市發展的日本人,會把鄉下的家喚作「實家」,也就是真正的家。如今這個真正的家,卻是個不能回的家,弔詭之處着實不能言喻。

而那鐵皮盒子般的臨時房屋,可以叫作家嗎?電影裡,次郎母親登美子和哥哥總一一家災後成為難民,須搬到臨時房屋居住。患有認知障礙的登美子一度認不出居住的單位,拿着鑰匙卻找不到能進門的房屋,當中的無助與焦慮,並不只限於患有此病的人。其後媳婦問及滿屋未開封的紙皮箱,總一說道:「這種地方怎能當成家呢!」隱含的是對無家可歸的憤怒、復興安排的不滿。至於那不可知的未來的居處,電影裡沒有明確的描述,現實中也似乎未有定論──即使搬到其他城市居住,災民仍受到各種歧視。何處能容身?上面三個選項似乎都不是答案。

那麼該如何回家呢?換句話說,災難過後,活下來的人應如何面對亂局、繼續生活呢?是恢復以往的復舊,還是重新開始的復興?電影以一種別於應對過往災難的方式觸及,似乎也反映着是次災難的特殊性——畢竟,三一一到底是不幸的天災還是人為的災難,至今仍存有爭議,對受災者來說仍是難以磨滅的傷痕。


失效的舊有價值、破碎的心靈

作為一個備受大自然威脅的國家,無論身心,日本人從少便有所準備。身體方面,有劃入常規課程的避難訓練;而心靈方面,則有不乏日本文化色彩的災害觀。其中一個常見的想法,是把災難當成注定發生、無能為力的事件。有些人死去,有些人活着,都是命運的安排,不是人力所及的範圍。日本人明白生命的脆弱,自然力量輕易就能奪去人的一切,是為無常。又因萬物有靈,人力無法抵抗超自然的力量,只能接受命運,並與茲共存。

但對於是次災難,這些傳統的價值觀足以回應和撫慰人心嗎?舊有災害觀所處理的,是大自然無可避免的挑戰,但隨着科技進步,這些災難已漸漸變得可以預計和防備。更重要的是,三一一災難是天然發生的地震和海嘯,加上人工建成的核電廠洩漏事故,亦即天災與人禍的結合。人們還可以用命運論、無常觀來慰藉心靈嗎?還能夠不怪罪任何人,正面積極地活下去嗎?


不被聆聽的受災者心聲——「就像甚麼事都沒發生一樣」

電影對此有非常直白的描述。總一本是農民,災後頓失生計,他到警局報案,問道:「土地被他們污染,牛被他們殺死,米也不能入口,為什麼不能判他們入罪?」警察反問:「不是收到賠償了嗎?」總一卻憤然答道:「這不是錢的問題啊!」他寧願保留已不能耕作的田地,也不換取實在的金錢。甚至後來朋友介紹他到會津開墾,總一一句「就像甚麼事都沒發生一樣?」,狠狠地拒絕了對方的邀請。

這樣的做法,或許會有人懷疑,不過是電影把現實理想化的創作。但其實總一的想法也絕不離地,三一一後,就有多起農民因被迫放棄農地、毀滅家畜而自殺的事件。電影中,總一和次郎的農民朋友亦因過於殘酷的現實而自殺,留下遺言:「對不起,請原諒我。」因為務農是生活的一部分,也是生存的意義;因為土地是薪火相傳的遺產,無法守護田地愧對先人;因為一草一木皆有靈,農作物本能有意義地轉化為人類的養分,如今卻只能無意義地丟棄。

這句「對不起」,其實是相當尖銳的指控。受到災害衝擊的災民,還得放棄農地、毀滅家畜,等於要親自毀屍滅跡,「就像甚麼事都沒發生一樣。」這份殘忍與悲慘都是前所未有的──單純的天災不會要求你當劊子手。當本來沒有邏輯道理可言的命運,背後原來有無數交疊的大手操縱,似乎,一句生命無常已不足以回應是次特殊的災難。


從抹殺災難記憶,到孕育新的未來

有別於一直留在家鄉,直到災難發生才被迫搬走的哥哥,次郎在高中時代就已經到東京發展。三一一發生後,家人都因災難對策法而搬走,次郎才偷偷回到家鄉福島。說是偷偷,一來出於離家多年跟家人的隔閡,二來是家鄉而變成法例下禁止出入的隔離區,只能偷偷摸摸地回到福島。

一次偶然相遇下,次郎的舊識北村問及他回來的理由,次郎就說,是因為沒有人在這裏才回來的,是因為稻田、農地、牛等全部都在呼喚他回家。次郎帶北村到田裡,兩人一邊翻弄泥土,一邊談天。北村想到:「擺出一副甚麼都沒發生的面目,就可以當作甚麼都沒發生嗎?」次郎應道:「既然誰都不在這裡,就可以當作甚麼都沒發生過哦。」這是對當局處理手法的諷刺,亦是次郎對自己的反諷。次郎想要當作「甚麼都沒發生過」的,既是災難,也是他那痛苦、不圓滿的人生。

但,本來想到無人的地方過生活才回福島的次郎,慢慢也體認到人是不能獨自生存的。他便想到要和媽媽一起生活:「我想帶媽媽回家,我想重新做人。那土地不能住人,總比一個人孤零零死掉好。」次郎回到了破敗不堪、復興未明的故鄉,是為了重整人生,做一顆種子孕育故土和自己的未來。想要和他人一起生活,是不甘於無人看見自己活着的軌跡,一個重新獲得力量、準備展開新生的自己。

電影最後,次郎實現了這個願望。在一片翠綠的田園裡,是次郎和登美子一起插秧的身影,寧謐得甚至有一種神聖。半晌,登美子問:「真靜呢。發生了甚麼嗎?」次郎凝視着青山綠草,眼泛淚光,強作淡然地說:「甚麼也沒發生啊。」登美子再問:「次郎,學校呢?」次郎沒有解釋,只是答道:「放假了,很長的假期哦。」在母親登美子的眼中,次郎不再是那個成年而失意的他,而是仍然年青、人生才剛剛開始的他。

對於習慣都市生活的人來說,可能會覺得次郎的做法不切實際;從現實的層面來說,回到受污染的土地上耕種,也可能是危險的做法。次郎自己也知道「那土地不能住人」,卻又矛盾地覺得可以借此重新做人。面對深愛的家園被破壞被瓦解,無論記憶還是遺忘,都是痛苦的選擇。但也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方能咬緊牙關,耕耘前路。次郎的抉擇,彷似借代一種新秩序的建立──不單只是人與自然的共存,也是人與人的共同生活秩序,一種不再剝削傷害、如同母子一般親密、互助的秩序。

人的生命並不長久,次郎也不知道在那不能住人的土地可以活多久,所以他只想當一粒種子,透過孕育新生命而重新做人。也許災難過後,值得我們思考的是,要怎樣孕育新生命,和孕育怎樣的新生命。


災禍背後,是超越國界的共性和意義

那末,為甚麼要關注這個遠在三千公里以外的島國呢?對很多人來說,日本只是個吃喝玩樂的去處,加上事隔多年,三一一似乎離得很遠。但當我看着《家路》,即使身處於甚少被自然災害侵襲的香港,仍能感到切身的痛。創傷是一個共同的經歷,甚至不必親歷其境,只要想到受災地的淒慘面目,僥倖或者藏在心底,但更多的是強烈的衝擊與不安。這是因為受限於地域的災禍背後,有着超越國界的共性和意義。

福島的經驗給我最大的反思是,原來殖民和犧牲並不需要國界或種族的區分——明明福島核電廠主要工作是供應電力以支持東京的運作,發生嚴重事故的卻是福島,東京並不需要承受生產電力的風險和後果。用利益引誘和安全神話包裝下,是血淋淋的犧牲甚至殺戮。這跟時時被經濟利益誘惑而落入各種糖衣陷阱的香港,本質上並無分別。

從最基本的層面來看,我們可以反思鄰近核電廠對香港的威脅,核電又是否一個真正潔淨、可靠、高效益的能源。從宏觀的角度來看,「何處為家」、「如何回家」,對於社會、政治益發動盪的香港來說,都是真切的命題。

我們要麼做個甘於放棄土生土長的居住地以換取卑微的「賠償金」和「臨時房屋」的人,還是留在生我養我的家、竭力維護和爭取自己本有的權益的人,或是向着未來那無以名狀的歸處展翅離巢的人呢?我們要痛苦地憶記着所有發生的事,抑或選擇遺忘像甚麼事都沒發生一樣?還是,我們要等到最壞的情況發生,所有人都拋棄這片土地爾後,才悄然無聲地回到這個家重新開始?


陳津明
言說貴在真誠,習寫真誠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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