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更多的在想，人如何超越自己？」──筆訪謝曉虹《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

記得讀大學時，問過曉虹一個白痴問題：「如果你腦海閃現了一個故事，不及時將它寫下來，會不會很快就忘記？」那時曉虹大致這樣回答（非確切字眼）：「不會，故事會一直在我的腦子裡。」那大概就是《鷹頭貓與音樂箱女孩》後記所指的「念念不忘」吧。

那時是2014還是2015年，如果按後記所寫，《鷹頭貓》的故事早在她腦海了。背著一部長篇小說接近十年，這部小說跟作者與我們一樣，經歷過香港大大小小的動盪時刻，小說生命早就不知翻過幾多遍。

檔案損毀過，名字仍然留下。作為謝曉虹第一部長篇小說，遇上香港風高浪尖的關口，在她筆下影子幢幢的城市，此刻讀來卻無比鮮明。

問：據後記所寫，這個故事自2011年便陪伴著你，同時也經歷了香港數不清的動盪時刻，以致我讀起來，感覺這個故事的時間跨度很長，一時像讀十年前的故事，一時卻極近當下，故首先想問你在創作這長篇時，外間發生的事對你的影響有多深？寫作時面對什麼困難？脫稿後又有什麼感受？

謝：我想你其實已看出來了，香港時局的變化，對這個小說的影響是決定性的，我不知道這是否理想的寫作狀態，但只能如此。最初構思這個小說時，社會運動就是愛情故事發展更深層的動力，但我一直沒有能很好地指認它，直至到了反送中，幾乎就像靈光一閃，小說有些更核心的部分才能成形。

這是我第一次寫長篇。最顯見的困難，就是我有一份全職的工作。小說寫作的節奏打斷了，我往往得花很長的時間，才能重新投入──我想，寫長篇的人大概都需要一段隔離隱居的時間。但我很高興把它完成了──那大概就像欠自己太久的一份功課，終於交出來的感覺。

問：教授Q作為某種典型人物，他所代表（或諷刺）的是一群受益於香港黃金時代、逐漸上岸獲得高薪厚職的所謂「離地」中產，小說前段花不少篇幅去講述香港發展歷程（我或稱為「香港身世」），我想是熟悉香港的讀者都頗耳熟能詳的一種論述，故此想問為何仍要一再「複述」這段身世？有沒有其他你想達到的效果？

謝：我希望這小說沒有真的把教授Q寫成了某類「典型」人物。

教授Q身邊的人（他的太太及朋友），可能是你說的「一群受益於香港（陌根地）黃金時代、逐漸上岸獲得高薪厚職」的人，但教授Q不是。教授Q並不在陌根地長大，偷渡來到此城後，必須在海味店打工，入讀大學時，也早已超齡。他身邊的人，根本不知道他真正的來處。至於圍繞他的人，如果仔細追溯起來，其實都必有獨特的故事。做研究時，我們才喜歡把人簡化和歸類，我相信小說世界裡，沒有一個人物是真正的「典型」。

小說第一章有關陌根地的「身世」，能刪的，其實我都刪去了。與其說是要寫香港的發展，這章更多的是一個developing shot，沿此建立起一個人物所駐足的處境——我並沒有預設這部小說只是寫給當下的我，或你，也就是很容易直接把當下香港經驗讀進去的人，因此必須有第一章，才能讓這部小說自足。

問：教授Q這個人物，對他居住的城市缺乏歸屬感（或曰疏離）亦對自身的工作缺乏熱情（甚至藐視），這種不屬於任何地方的感覺，在寫少年Q的時候我想是帶點同情的，但到教授Q卻彷彿變成批判，這種由同情至批判的變化是怎樣發生？又引申到另一問題，一個人對所居住的城市沒有歸屬感、對身邊發生的事情無動於衷，是不是一種「惡」？

謝：我想同情或批判，都只是讀者的感受。有台灣的朋友告訴我，相當同情教授Q，但香港的朋友，似乎更多的讀到他的「惡」。能夠心平氣和的時候，我比較不願意用善和惡來論斷人。人類某些軟弱之處，其實是共通的，但我們的經驗卻不平等。有時我會想，如果我的家人沒有在八十年代把我從內地帶來香港，讓我有機會在這個相對開放自由的城市中成長，我究竟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

另外，沒有歸屬感不等於無動於衷，有時，疏離的目光是洞見和批判力的來源。教授Q對於許多人事無動於衷，因為他所過的，是一種自我欺騙的生活。而真正能完美地自我欺騙的人，就算千夫所指，還是能心安理得地過活，教授Q卻也不是這樣，所以才會感到痛苦。

問：人偶愛麗詩，一方面好像附屬於教授Q，作為完整他角色生命的一個部件，充當被啟蒙的角色，甚至洩慾對象；另一方面，故事又安排了她推開那扇門，進入城市的潛意識，揭開更深層的真相；而第31章又似乎在暗示，愛麗詩或許是另一個人的分身，她曾經是一個人等等。人偶有什麼吸引你的地方？直到結尾，人偶意有所指的化作一具「浮屍」，你是何時決定她的結局？

謝：我很喜歡由發條、齒輪驅動的自動人偶。當它們動起來時，好像你真能看見生命是一種運行中的動力。至於啟蒙，我想，生命是互相影響的。愛麗詩是一種人偶，教授Q未嘗不是。教授Q為何忽然想起老朋友？掛在他辦公室的畫又從何而來？如果是教授Q啟蒙了愛麗詩，那麼是誰啟蒙了他？

小說很早就設定了愛麗詩的生命，將會以不同於人的方式轉化，或許你可以說，她選擇了與教授Q分道揚鑣，具體的場面，則是後來的決定。不過，我們其實無法確定結尾出現的是浮屍，還是人偶。如果是人偶而流出血來，那麼她算是向死而生，還是向生而死？

問：在你筆下的城市，感覺像一個充滿機關與暗格的箱子，彷彿角色能輕易從某條裂縫推開一扇通往別處的門（那別處可能是一個異空間、一個秘密場所或一座城市的潛意識）這種對於城市空間的想像，是怎樣培養而成的呢？

謝：這其實就是我看見的香港。二樓書房、秘密樂隊、髪廊、文青咖啡館和時鐘酒店可能不過一牆之隔。我從前住在火炭，回學校時總會經過工廠區，有時走進去，看到烤乳豬的就在畫油畫的對面。寫的時候，經歷了佔中，我也時時想起夏慤道上的單車發電裝置、有人在那裡搭起讀書區、搬了沙發在馬路上聊天，在石屎地上種虎尾蘭的夢幻場景。

問：「夢」與「潛意識」在小說中佔很重的份量，後段甚至出現「機器造夢人」，「通過造夢的力量，來超越現實世界的界限，來武裝自己，把自己變成像機器一樣強大的人」，這幾段描述賦予了夢某些積極的意義，它彷彿能通往無限的可能性，同時具揭破現實的力量，但不能忽視的是，說話的人卻是從原來居住的地方「逃」到那裡，而機器人所造的夢似乎亦無法撼動巨大的現實，這種矛盾的設置令我反思，小說裡「做夢」到底是一種逃遁抑或反抗？是消極抑或積極？

謝：夢一般被看成是相對於現實的一種狀態，但它和現實的關係，我想到兩種可能性：按精神分析的假設，夢只是我們自身的潛意識，一些被壓抑的慾望，它的浮現也不由得我們自己控制；但也有些人相信可以通過特定的技巧，做清醒的夢（lucid dream），並沿此對自己進行訓練，改變現實的自己。

與其說反抗，我更多的在想，人如何超越自己？小說裡的人偶希望變成人，她所遇到的人卻在模仿機器──機器其實是不做夢的，它們「造」夢，機器造夢人，企圖變向機器，想要擺脫某種可能也是被設定的人的狀態。在後九七的香港，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裡，我看到人們除了想改變某些從上而下的政策，也在努力超越自己。

問：小說批判大學制度僵化（「它的目標，只是讓大學這個無法再刺激與創造任何新知識的機構，以一副堂皇的表象營運下去。」），同時你也在大學任教，而且是創意寫作這在當時香港的新興學科，任教這些年後，你怎樣看待創意寫作在香港的前景？將「創意」學科化到底也是一種僵化？抑或它有獨自的生機和可能性？

謝：我的教學經驗，其實更多的來自著重文學研究與批評的中文系，而不是創意寫作課程。在香港，創意寫作仍是新興的、邊緣的一個學科。像你這樣從創意寫作BA畢業的同學，除了港大的MFA，幾乎不可能在香港升讀相關的研究院課程；創意寫作系的老師，他們的創作能不能當成研究成果接納，目前政策也是非常含糊。我們沒有太多系統化的創意寫作教材；在大學裡，教創作的寫作人，往往把自身的理念和經驗，轉化成獨特的教學方式。而這種邊緣的處境，弔詭地，正是目前大學創意寫作課程的活力所在。

當有一天，有人要編出一套系統的文學創作教法，要求老師依從，又或者某天升讀MFA成了創意寫作學生的主要出路，學生的美學取向與升學、找工作掛勾，那時，你便知道大學裡的創意寫作系，很可能已成了扼殺創意的地方。

最後我又問了曉虹跟文章開首差不多的蠢問題。對於作家腦子裡的故事片段，有多清晰具體才會化成小說，又有多少來不及寫出來。當做滿足自己小小好奇心。

謝：我的電腦抽屜裡，有許多只有模糊輪廓的東西，誰知道哪一天我能完成它們？但縈繞不去的故事、片段，就說明它對你來說是重要的，只是還未找到適合表述的方式。《鷹頭貓》固然寫了許久，我不少短篇也是放在雲端心裡好多年，才終於寫出來的。有一年在歐洲旅行，在船上看到一個獨自站在河邊的人，非常綠的河水，那人一直把手裡一束植物摘成一片片，撒到河裡去，那時心裡忽然很受到震動，卻說不出為什麼。我仍希望終於有天能把這場面寫進某個小說裡，或者我到時便會比明白當天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