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中的報載說,鑽石山大型商場的連鎖戲院結業;連同十一月初杜琪峯導演受訪,更指香港電影「失去靈魂」。然而,同時我們看到陳賢茂導演的《破.地獄》票房報捷;翁子光導演的《爸爸》更贏盡口碑,評論與學界都豐富著對它的分析。電影業界毫不對稱的起起落落,彷彿「一念天堂,一念地獄」。究竟我們應該如何再思香港電影?或者就在最近的兩部作品,看到玄機。
無巧不成話,是這兩部電影都有女主角的無語望天,卻愜意快樂。其一是《寄了一整個春天》的許澄(邱彥筒飾),在片末把同學傳給她的「禁品」,隨背包擲到天上,然後她看著滿天飛揚的物件,展現歡顏;其二是《看我今天怎麼說》的素恩(鍾雪瑩飾),同樣在接近片末,站在大廈天臺,以雙手在空中比劃著手語,說寧願選擇安靜,而感到自由自在。
兩片都在2024年末上映,分別在葉鈺瀛與黃修平導演的劇情裡,說到女生的追尋——前者的中學女生許澄患有口吃,而後者的大學畢業女生素恩就因為兩歲發燒引致失聰,影響說話,而若非裝配了「人工耳蝸」,一定會被想作又聾又啞。然而兩個女生都在口吃與口啞的日常裡,絕非失語,卻是以更多的姿態發聲,比如許澄的網上世界和幻想,更有素恩的手語、唇語,以及雖然口齒不清,但都努力咬字去說的一字一句。
口吃與口啞,僅因為語言能力與「常人」有異,而大抵都會被想作缺陷;尤其在語言主導溝通的世界,口述能力的「與別不同」,被對等成失語、失聰,甚至失神、失魂,都只不過是在「常態」的世界裡,定奪「他者」的單一想像。
如是說,香港電影在八、九十年代的「常態」,正正就是在想當然的類型片、票房、打打笑笑驚驚的發展裡,成就了「東方荷里活」。然而來到今天,「常態」不再,香港電影是否真箇失魂、失語,值得細談。
由杜琪峯所說的「失去靈魂」,到陳茂賢所說的「正劇」
杜琪峯導演上月接受BBC NEWS 中文專訪,正是說到香港電影的「失魂」——「失去靈魂」,也談到作為電影人如何思考自由和良心。訪問出街之後,對「失魂」之言眾說紛紜,不過可以理解他的感觸,會是專訪中有提及由他帶起,自2005年所舉辦的「鮮浪潮」,到今年藝發局停止資助;而記者更說到自1995年至今,香港藝術中心的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比賽IFVA,在九月宣布暫停舉辦。兩個短片競賽都提拔過不少新晉,比如包括前者的許學文、歐文傑、賴恩慈、李駿碩和曾慶宏等等;(注1)而後者所出現過,在今天已是資深電影工作者的更有賈樟柯、余力為、崔允信、黃精甫、黃修平和麥曦茵等等。通過競賽,其實更是交流和參與,讓有志電影的人由此入行。
在香港電影歷史上份量十足的活動或組織消失,想當然教人覺得可惜;而對杜Sir來說就成為「失魂」的引子,更遑論他有感《黑社會3》想了十多年也拍不成的無奈。箇中原因,已無用再做政治解讀,因為面對時勢,多少人像口吃或口啞一樣的失語失神,都無話可說矣;但杜Sir所指新導演拍的電影「像《獅子山下》」,就值得多想是一種怎樣的香港電影轉型——那是真的如他所言「失去靈魂」嗎?
上世紀七十年代尾香港電影新浪潮的好些導演,正是參與過香港電台的《獅子山下》而再投身電影工作,比如許鞍華和方育平,所拍的會是香港普羅大眾生活和故事;另外隨後也有參與電視製作的年青導演,比如徐克、林嶺東、杜琪峯和韋家輝等等。這些導演會拍到平民面貌和人倫情感,與其後香港電影的類型片,比如警匪動作、鬼片笑片等等,雖像南轅北轍,但無可否認都是香港電影創作者對描寫人物的微妙心緒,以至對類型片作為娛樂藝術的融和,自七、八十年代逐步蘊釀、成型。
來到千禧後二十世紀的今天,可以說類型片已非香港電影主流,更可能因它們都必然涉及禁忌而少拍為妙——警匪或有關於臥底隱喻,而鬼怪又被指是宗教迷信。那就由細膩人情入手,何嚐不也是香港電影的另闢蹊徑?這就如《破.地獄》導演陳茂賢所說的,許冠文和黃子華走在一起,不用再拍喜劇而改拍「正劇」——「正劇」之說,就是故事片或劇情片,即英文的「Feature Film」,不過中文所說的「故事或劇情片」,其實翻譯不算很好,是因為即便以前的類型片也有故事和劇情,亦是「正劇」;不過此刻香港電影工作者會把這個名詞宣之於口,是強調了當中要描寫的人物情感,已比昔日要求更高,亦更深刻細緻。
主流商業片向「正劇」進發,當然是作為一種論述,也可能是一種言情的包裝,以增強今日拍片說故事的嚴謹需要。然而更值得肯定的,是所謂「正劇」的言情,可能會是新晉導演早已反過來影響了香港主流電影之意,而這就不得不提到「首部劇情電影計劃」。
新晉電影人所呈現的香港現實
「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是自2013年起,政府支援香港電影業的措施,並分為大專組及專業組,讓首次拍攝劇情長片的參加者提交劇本,經過選拔之後,最後由電影發展基金資助優勝者拍攝電影。自第二屆開始,兩組的優勝者,各分別可獲325萬及550萬元拍攝電影;由此可以想像到,幾百萬的製作費不算很多,而若以過去香港電影類型片創作,內容要有特技打鬥、槍林彈雨、鬼怪魅影的話,就一定超支變得未能成事;新晉導演因為資金有限,就回歸「寫實」生活去創作劇本,讓幾十年來的類型片雖不至成為泡影,但以「正劇」言情,會是新一代粉墨登場之路。
不難想像,杜Sir或者會因為新手的「正劇」聯想到《獅子山下》,然而以「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為例,可見新導演們累計已有八屆的作品,首六屆的劇本經已拍畢並上映,(注2)都有多元化的題材——單以大專組去看,比如就有涉及家庭,卻又反思家人關係的《過時.過節》(曾慶宏,2022)、《但願人長久》(祝紫嫣,2024);(注3)亦有談到愛情婚姻,更對夫妻關係提出詰問的《以青春的名義》(譚惠貞,2018)、《金都》(黃綺琳,2020)。(注4)另外更有作品關於成長,卻又打開禁忌談到生死與幻想,如《點五步》(陳志發,2016)、《年少日記》(卓亦謙,2023)及《寄了一整個春天》(蘇鈺瀛,2024)。
以上的電影較諸以前的港式類型片,其實更大膽於觸及現實,比如是《年少日記》的學生自殺,又或《以青春的名義》所談到師生戀(還要是女老師與男學生)。不過「首部劇情電影計劃」更打開了對疾病與缺陷的探討,比如是《一念無明》(黃進,2017)涉及的躁鬱症、《淪落人》(陳小娟,2019)談到的半身不遂。另外亦可見,是香港的少數族裔也參與了電影而飾演重要角色,比如《手捲煙》(陳健朗,2021)會有南亞裔人物,更有專業組的《流水落花》(賈勝楓,2022)談到寄養家庭內,來自不同背景和問題的孩子。
如果再放大一點去看,這種觸及現實的電影,又豈止「首部劇情電影計劃」的作品?比如前述的少數族裔題材,就有《白日青春》(劉國瑞,2022)說到巴基斯坦裔難民的故事;又比如談到疾病與缺陷,《幻愛》(周冠威,2019)裡男主角的思覺失調,以及《看我今天怎麼說》(黃修平,2024)內女主角的失聰等等,都大膽地呈現社會上仍然存在對病患者的偏見。甚至如果說到家庭問題,《遺愛》(馮智恒,2021)、《窄路微塵》(林森,2022)和《虎毒不》(陳小娟,2024)都可見單親或年青父母的複雜心緒,而少有在昔日類型片出現⋯⋯種種現實題材與故事,都散落於香港電影——尤其是年輕電影人的創作裡。
當然我們可見坊間常有評論指出,年輕導演的說故事技巧不足、鏡頭或剪接缺乏關聯性,甚至更有指他們所創作的劇情只不過是「通俗劇」,而將家庭倫理與現實困難簡化磨合云云。這些評論說法——尤其來自專業或學術界,可喜之處是當中秉持的電影分析,有望提升觀眾審美角度之餘,亦可以為新手電影人引入更好的製作構思。然而若以題材及社會關注去想,新晉導演和編劇都以香港現實為本,正在發掘值得大家可見的人事和情感,去講更有「港味」的香港故事。如是觀之,批評雖然不少,但值得肯定的地方,著實更多,因為那是關於在地化的香港,由年輕一輩的電影人花著心思去呈現出來。
香港電影因此由八、九十年代,以「類型片帶動(Genre film-driven)」創作的精神面貌,轉化成今日「正劇帶動(Feature film-drive)」的創作思維;但「正劇」之意,是一種在地的呈現,更有多元化的議題或題材,以見香港電影滿載社會情味。
小結:在缺陷和宿命裡表達自己
《寄了一整個春天》和《看我今天怎麼說》分別講述兩個女生口吃與口啞的故事,然而她們都努力地尋求發聲的方式,去更好地表達自己。可以想像,香港電影何嚐不是在一如宿命的缺陷裡,自千禧走來——2004年後就有擔心因為合拍片,而教「香港電影已死」;這幾年又有說怕觸及怎樣的題材,會碰到紅線云云。不過在界線邊緣邁步,是香港社會的氣數,也更是香港電影的宿命。它以前「行得走得」,亦因為「常態」而曾經風光;但它今天口吃、口啞,卻並非失語,因為新生代電影工作者都像兩部電影裡的主角,在找著方法去表達自己,而可見天空海闊,都是香港的人物與情味。
就以《看我今天怎麼說》裡游學修所飾的聽障人物子信,在海邊的一段手語作結:「手語是我的母語,沒有人懂的話它會消失。」香港電影,最是在說著香港故事——更是現實在地的多元化故事;只要新生代電影人仍在拍攝、創作,觀眾亦看得懂的話,它們就不會消失,而靈魂仍在。
注釋:
1. 此後,許學文、歐文傑聯同黃偉傑導演了《樹大招風》(2016),歐文傑亦導演了《非同凡響》(2018)。賴恩慈導演了《N+N》(2014)及《4拍4家族》(2023),李駿碩導演了《翠絲》(2018)和《濁水漂流》(2021),而曾慶宏導演了《過時.過節》(2022)。
2. 第一屆在2013年舉行,而直至2016年才舉辦第二屆,之後逐年舉辦,一直到2020年的第六屆;再在隔年即2022年舉行第七屆,及2023年舉行第八屆。
3. 專業組更有《燈火闌珊》(曾憲玲,2023),談到香港霓虹招牌的承傳以及家庭關係。
4. 專業組更有《我談的那場戀愛》(何妙琪,2024),談到中年離婚後的專業女性,面對網戀與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