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口的二人》：Everybody's gonna die，不如做愛？

「如果明天是世界末日，你最希望做甚麼？」這是每個人都曾聽聞的假設性問題。問題的重點不在末日，而是當一切追求積累與集體的社會規範都分崩離析，時間被壓縮至極短促的一瞬間時，人們往往能從中發現最心繫的信念和價值，如果不是虛無。

日本電影《火口的二人》就是這樣的一個故事。撇除以性愛場面作招徠的行銷手法，電影坐落於「311大地震」後的時空，以一段禁忌之戀和情色的愉悅，試圖從災難詢喚的國族意志中，走出一條「追從身體意願」的路徑。簡言之，既然災難在前，everybody's gonna die，不如做愛？

哀傷的性愛

媒體和電影院以性愛來促銷《火口的二人》，也不全然是誤導，電影的確透過性愛來表達兩位主角賢治（炳本佑 飾）和直子（瀧內公美 飾）之間的關係和心理狀態。本是青梅竹馬堂兄妹的兩人，少時有過一段犯禁的情慾關係，卻因無法坦率接納禁忌伴隨的罪疚感，最終黯然分開。故事開始在多年後直子將要婚嫁之時。

無論是性愛還是堂兄妹的情慾關係，都是禁忌的表現。在情色／禁忌中獲取歡愉，這種踰越與貪歡，不就是法國哲學大師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所述及的情色理論嗎？他認為，情色作為純粹耗費的內在經驗，往往在相對世俗功利的有用性時，隨即展現它在精神上的至高性；不以生育為目的、以快樂為旨趣的性愛，最接近人性中的誘惑與激情，人在其中達至精神昇華，程度與宗教經驗近似。難怪《火口的二人》裡，賢治也用「色情」（erotic）來形容盂蘭盆節的舞蹈，因其狂喜的精神，因其忘我。

然而，後來賢治因「亂倫」而感到罪疚和害怕，直子也因關係的驟變，選擇違背慾望的引誘，以逃跑來迴避傷害——原來兩人並沒有真的踰越了甚麼，就連在富士山口（的海報）上「殉情」，想來都是一種偽裝的「死亡」（即便自毀的慾望是真實的）；因罪疚而無法面對內心，情色到最後只剩濕濡的哀傷與失落……二人後來逐漸走上世俗的生活軌跡，賢治更是頹廢得徹底，沒有工作更沒有性愛，堪稱日本低欲望社會的一員。直到直子婚期將至，兩人再次面對彼此，不捨的回憶像相簿一樣展開，身體再次呼喚著慾望。

如何在世俗中重新喚回人們內在的慾望，想來就是《火口的二人》的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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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後，災難中的國族

《火口的二人》原作是白石一文寫於2012年的小說，即東日本311大地震後的一年。311大地震是日本史上最大的天然災難，造成了不可磨滅的影響。訴諸小說或電影，《火口的二人》希望對災難中的生活作出回應，尤其是通過大型災難詢喚的「國族身份」。

當大型災難發生，國家往往通過詢喚劃一的國族身份，以動員社會整體加入救災的情感與行動裡。回看各國在肺炎疫情期間把醫護高舉為「國家英雄」，卻絲毫不面對政治經濟結構如何加劇疫情危害的問題，這正正是動員的演示，國家通過災難「轉危為機」，透過鞏固國族身份以換取政權認受性。而個人意志，或政治變革的訴求，往往在這種集體意識下被犧牲掉。

作為「後311」文本，《火口的二人》中主角們面對的俗世與個人慾望的拉址，惟有坐落於上述的後災難政治，才能看到它想表達的真正意思。電影中，直子在自衛隊工作的未婚夫最喜歡看《坂上之雲》，一個講日本發憤圖強、追趕西方國力的故事，甚至把它當成電腦密碼，其喻意明顯指向由來而久的日本國族想像，以及它的神話。但這樣一個愛國男人，卻得向未婚妻隱瞞富士山即將爆發的「國家機密」，最後靠直子繞過電腦密碼，才發現真相。最親密的感情關係，在國族想像面前也不過脆弱。

其實《火口的二人》指的不僅僅是311大地震，就如電影編導荒井晴彥在一個訪談中提到：「東日本311大地震之後，日本各地有火山爆發，地震等天災亦不時出現[...]處於這種難以理解的狀態，說出『興奮』、『好舒服』這種話好像很冒犯。」【註1】實際指向的更似是一種被災難環繞的焦慮氣氛，這種氣氛構成了難以掙脫的枷鎖，換句話說，就是賢治和直子在禁忌之戀中所感到的罪疚——罪疚不一定需要真實的指責，它可以只是想像所加諸的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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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愛，然後呢？

《火口的二人》尾聲挪用了富士山的爆發，極具象徵意味地打開了自枷鎖中解放的一扇門戶。它的意思也許並不複雜：今日唔知聽日事，如果明天便是末日（如直子說：「反正在這個國家，發生甚麼也不足為奇。」），就不必在意一切枷鎖與禁忌了，不如做愛到底吧。賢治一句「可以射進去嗎？」，便是自身慾望最裸露的一個時刻。

但回歸現實，電影的構想又無可避免會絆倒自己。說到底，電影之所以能夠撐起「追從身體意願」的立論，它必須反覆調用非日常的時間感，簡言之，即是有限的、短促的，甚至是末世且沒有未來的時間想像；一旦「終結」沒有發生，這個立論便難以支撐起來，又或只得把「終結」無限延伸下去，反而變成另一種焦慮。無論是直子的婚期將至，還是富士山即將爆發，都屬於這種有限的時間構想。

也就是說，《火口的二人》試圖自國族的「災難論述」中逃逸出來，卻反過來走進個人色彩的「災難論述」，在可以想像的災難面前呼喚人們回到自身慾望的懷抱中，其實沒有真正離開過「災難」，如鐘擺的兩邊。這使得電影中的性愛不如電影的英文名稱所說的it feels so good，而是使人有種哀傷的感覺，二人浸沒在似乎無限延擱的「終結」想像中。電影中二人因過度做愛導致的性器腫脹，反而揭示了另一種日常感：性愛的高潮也可以令人疲憊，或需要細心照料。

電影令筆者想起的，其實不是巴塔耶的情色理論，反而是猶太裔心理學家弗洛姆（Erich Fromm）的暢銷書《愛的藝術》。弗洛姆對性愛狂歡的想法較負面，他認為那是一種暫時的亢奮，性愛令外在世界短暫消失，藉此舒緩人的隔離感——它畢竟是短暫的。在弗洛姆而言，成熟的愛不僅僅在兩人之間，也可以自對方身上看見整個世界。生命的確是無常的，但除了躲進床上僅屬於二人的溫柔鄉裡，也可以自攬炒中的大世界找到更多同行者，絕望困境，更需彼此。

【註1】摘自白石一文與荒井晴彥的對談：https://bit.ly/36ZNZ5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