殺街的方法︰旺角公共空間管治術

充斥著大媽的西洋菜街，散播出「廣場厭倦症」的氛圍，成功令政治議題變成民生滋擾的問題。

西洋菜街行人專用區裡的表演活動積累民怨太深，「唔好煩」成為主流情緒，趕走大媽就必須去除空間。當中的情緒結構是複雜的，亦牽涉「劣質文化」的中港矛盾、霸場邏輯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的不憤等，作為旺角居民完全能夠見證與理解，永久封街就好像變得順理成章。但旺角西洋菜街這個歷時近廿年的空間實驗，到目前為止，我還是覺得這條街有點死得不明不白。

十年前，我曾參與一個有關旺角西洋菜街公共空間管理的研究計劃，主要就是要在街道上觀察廿四小時的日常變化，訪問空間管理者及街道使用者，剖析當中權力關係的實際空間運作。這條街是我研究生涯首個研究對象，學習置換為研究者視覺去察視日常的空間經歷，對我往後的研究工作有啟蒙意義。

若我們倒帶十年，早期行人專用區的空間管理模式與現今相當不同。經過各持分者的深入訪談，可發現過往的街道管理會有點「交數」成分，例如每星期街道管理者就會定時「掃街清場」，所有販賣、易拉架、寬頻人都會自動自覺，約定俗成地「配合」被掃場。一星期一小掃，數個月就會一大掃，一時會見到街道被全面清空的景觀，過一星期又會雨後春筍。這種以不同持分者交涉而成的隱藏秩序，是旺角西洋菜街的舊年。

所以，表演活動一直都有其運作的方式，條例雖過氣但亦可有某種「約定俗成」的管理方法。然而，近年的管理方式是相當可疑的，明明有足夠條例規管空間活動，現在反而撒手不管，更強調自己「無能為力」。相對往昔約定俗成，或者當今整體政治氛圍的「有權用盡」，現時這種有法不用，令公共空間進入恍如「無法」的狀態，這無法理解是純粹的偶然。

那為何有這樣的空間管理轉向，容許表演時分貝超標都不被規管？這才是真實問題的關鍵。我的解釋是它表面上是配合市民意願的措施，實際上是一種「借刀」的空間管治術。

去除空間活動的意圖，不少人在早於2013年9月政府藉「噪音」為由改為只開放兩天已經察覺，背後有著針對佔領中環前政治活動空間的嫌疑；這種「借刀」到了2014年的雨傘運動得到完整的發揮：管治者再不是以政治之名將不想看到的空間活動移除，而是透過輿論上強化空間各種的「界外性」（externality），包括「阻街」、「妨礙生意」、「堵路」等理由，將整個政治議題變成民生滋擾的問題，鼓動民眾的反感情緒來令你在此地「格格不入」。雨傘運動的結局，是透過跨境巴士公司向法庭申請「阻礙交通」為由，以眾之名全面清場。

「借刀」的空間政治，就是由一種原本「廣場恐懼症」（agoraphobia）的空間壓制手段，脫變為透過散播「廣場厭倦症」氛圍而湊效。似乎在傘後開始透過傳媒、區議會，當然還有政府管理部門的刻意退場，使旺角行人專用區鎖定為下一個清除目標。最終的效果，是因為市民已經「忍夠了」而「自發」提出殺街，沒人再認為是因為遏止公共空間的可能性而使然。

但以為殺掉一個空間，就等於殺掉當中的活動是相當幼稚的。事實上，我們在未殺街前已經知道，被認為是滋擾的表演活動只會水銀瀉地，轉戰其他公眾地方繼續進行。

近日比較少人留意，其實近月思匯發佈了一個優秀的研究報告（Managing Urban Street），檢視了香港各個行人專用區的管理問題，提出了政府需要參考國際經驗積極地就表演場地提出空間規範及發牌制度，例如表演者按其表演性質需要20分鐘至一小時轉場一次，因地制宜讓街道劃分表演區與人群區，令表演活動不影響通道暢順。

當然，這種空間規範的務實嘗試，仍然不敵公眾「忍夠了」的情緒，某種意義的「公地悲劇」已無法避免。有人因為成功趕走大媽而喝采，但作為每天都要經過此街的旺角居民，我哀悼一條街道公共性與可能性的失落，亦為一種殺街新技術的誕生而驚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