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書《民現》重探雨傘現場 中大教授彭麗君：最重要是不要講死

過去一年的反修例運動，感覺恍如隔世，回想2014年的雨傘，相信要比隔世更遠。就算未淡忘，傘運彷彿都只是一場沒有「成果」，使人感到無奈、沮喪和憂鬱的運動，或一個「失敗」的教訓。

這些說法，都對，都不對。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在新書《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The Appearing Demos: Hong Kong During and After the Umbrella Movement）裡說：「傘運可能是幼稚，但不等於今天香港的選擇只有勝或敗，攬炒或投降，而再沒有討論、靜候和共生共榮。」作為學者，彭麗君希望傘運不只得一種說法，而是有其潛在的能量。這些能量，或許能在六年後的今日，為我們帶來啟發。

「最重要是不要講死它，而是放生它。」彭麗君在訪問中說。

傘運「失敗」了？

彭麗君在《民現》中形容傘運，首先提及的不是龍和道衝突，或後來的清場，她寫的是旺角佔領區的一張乒乓球桌。雖然乒乓球桌後來被涵蓋在「抗爭嘉年華化」的爭論中，但對彭麗君而言，乒乓球桌連結了佔領區裡不同的人，衍生了社群感：「這是感動人心的，大家『漫無目的』的狀態，是我最感興趣的部分。」

「漫無目的」，對部分人來說是傘運「失敗」的註腳，這固然可以理解，彭麗君也認同運動的確有虛耗的部分；但與此同時，佔領群眾「漫無目的」又得一起生活的狀態，亦構成了很多有趣的人際關係，使佔領既是表達訴求的行動，亦是嘗試從中建立社群的民主實踐，像書中所說：它不單是一場抗議運動，也是一宗群居事件（communal event）。這是《民現》的關鍵主張，民眾在佔領中「現身」，通過協商、討論和相互理解促成共治，從而形成公共的政治意識。

「人們回想傘運，記起的都是不知道在做甚麼，或完結後心情很差。但很多人會告訴你，雨傘是他經歷過最美麗的香港。人們確實在運動中重新想像、感覺香港是怎麼一回事。」這些想像與實踐是民眾共商的「成果」，是一個艱難的民主過程；作為學者，彭麗君的目的不是蓋棺，而是從中尋找生命力，「最重要是不要講死它，而是放生它。它未必一定發展到，但它曾經出現過，把它提出來，不是說已經過去或已經死了，令它的能量得以發揮。」

在「漫無目的」中造一張枱

討論佔領中的社群形成，除了乒乓球桌，也可以談金鐘佔領區「遮打自修室」的桌子。這些木板桌子最初由幾位理大學生設計，後來經不同參與者加工，漸漸形成一個生活空間。這個創造的過程，正正體現了平等和共同體的精神，也是佔領藝術的價值所在。

佔領藝術由人民做給人民，沒有藝術家和群眾的高低之分，換句話說，每個人都可以參與創造，它屬於每一個人。彭麗君在書中訪問了幾位理大學生，他們都為其他參與者在桌子上的加工和美化而感動，這或許說明了群眾如何在佔領中看見彼此：「傘運感動我的地方，就是有許多這樣的空間給大家互動。可能是沒有『意義』的，不過是一些日常生活，未必有政治目的和效果，但正是這樣才令很多事情變得可能。」

群眾在佔領中的創造和實踐，無論在時間還是空間上，都為香港這個城市帶來不同的可能；它們未必跟原先的政治訴求有密切關係，卻孕育了另外的政治經驗。佔領藝術具超越工具性的內在價值，譬如「遮打自修室」的桌子既是方便佔居者的物件，亦從中體現了群眾的奉獻精神，群眾藉此連結。如此種種，都跟政治運動的效益思維不同，說明了藝術與文化之於社會運動的重要性——運動不只得目標和手段，也有多元的情感和價值，有著不同的人。

「我想這就是為何一場運動需要文化研究，或關心文藝的人。Humanity的價值就是把人的多元性提出來。如果我們認為運動是由人組成的話，如何找回人的多元性，而非掉進簡單的二元分化，便很重要。」彭麗君說。

（2014年位於金鐘佔領區的自修室）

反修例的「佔領」經驗

事隔多年，反修例運動以「be water」為綱領，群眾聚了又散，大抵無法輕易跟傘運的佔領作比較；十一月中大和理大短暫的「佔領」，是比較接近的狀態。無奈的是，理大被圍攻，中大則在抗爭者無法輕易調和的爭論中走向解散，隱約有傘運的影子。

但彭麗君認為，這種共處的狀態仍難能可貴：「你會聽到一些感動的故事，譬如有些中大同學要學會如何煮飯給很多人。無論中大或理大，其實並非不斷的『爆炸』，很多時候都是坐在那裡思考如何走下去。」這種狀態下，人們才有機會面對面表達自己，都是社群建構的基礎，「最重要的是，我們一定要相信多元，以及某意義上的鬥爭，因為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人，很多不同的意見走在一起。我們要找方法溝通，某些事你不一定可以接納，但somehow都要找條路一起走。」

這種想法大概很容易被形容為「離地」，真正的意思是，很難做到。但這始終是民主進程必然要面對的，也是《民現》中彭麗君一再強調的阿倫特（Hannah Arendt）的「共居」（cohabitation）概念：「如果你相信香港是一個democratic unit的話，你都要面對，譬如黃絲最後要面對藍絲。你可能很討厭他，但都要一起生活，這就是我想說的『共居』；『共居』在民主政治上，都是形容很多不同的人一起建立一個政治實體。」

民主沒有model answer

從傘運到反修例運動，香港面對中港關係愈趨緊張、一國兩制的實驗幾近崩盤，要黃絲面對藍絲，談多元的政治實體，確實有與虎謀皮的感覺。國家主權的打壓下，港人對中國和一國兩制愈加不信任，中港漸行漸遠，愈漸變得你死我活，也使得困局愈來愈難疏解。

面對艱難局面，彭麗君卻在《民現》中承接一國兩制的政治可能性，以「城市民主」（city-based democracy）思考當下困局，藉此展望不以民族國家為主權、尊重多元參與的民主結構。這種強調分權和民主參與的構想，跟彭麗君對佔領的思考一脈相承，有活力的民主實踐，最終都得依靠群眾參與，從差異中建立共同體：「簡單來說，如果我們不喜歡對方（中共），是因為不喜歡威權主義，我們珍惜的又是甚麼？所以，找回香港是怎麼一回事，都是這本書其中一個最想處理的部分。」

彭麗君念茲在茲的，仍是開放和多元的重要性。在她來說，香港作為城市的未來，不一定能在各個國家的經驗中「講死」，更沒有步驟可供參照；一國兩制和城市民主的可能性，始終得在沒有model answer的狀態下，靠著群眾的積極參與，以及各種外力和因緣的交會，慢慢走出自己的一條路。

「很多年輕人在運動裡成長或改變，這些東西都無法量化，也因而無法定義我們走到哪一步。我想，在每個人心裡建立的經歷和信念，會繼續影響運動如何走下去。」就像彭麗君在書中說，希望與絕望相連，如何看兩者的關係是自己的選擇；民眾現身並看見彼此，至少是必要的第一步，「某程度上是很理想化的。但如果搞政治都唔理想，仲搞咩政治呢？」

（彭麗君《民現：在後佔領時代思考城市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