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時代與黃金風景——周保松《我們的黃金時代》與漢娜.鄂蘭《黑暗時代群像》

書評 | by  彭依仁 | 2019-08-07

自古以來,關於人類社會的變化,有以不同質素的時代劃分的。比如古希臘神話,將其劃分為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和黑鐵時代,當中以黃金時代諸神素質為最高,黑鐵時代凡人素質為最低。然而在現代社會,我們不再相信這種劃分時代的觀念,而通常以人的價值素質或以公共領域的素質來審視時代本質。城市理論家珍.雅各認為,高級文明之所以墮入黑暗時代,是源於自身的潰爛,其中最關鍵的是人們對文化和技術的集體遺忘。二十世紀政治思想家漢娜.鄂蘭,在她唯一的評傳著作《黑暗時代群像》中,直陳歷史上的「黑暗時代」不在少數,她寫道「它們的公共領域總是一片模糊,社會則是一片混沌,以致少有人會去過問公共事務。」按鄂蘭的意思,黑暗時代既非歷史上的特定時期,而是人類歷史的共相。

鄂蘭也提到詩人布萊希特的一首詩,詩中提到社會的不公不義、動盪、饑餓、大屠殺和劊子手,都引起了極大的民憤,但在狡詐橫行下,大眾卻苦於「民憤無門」。然而鄂蘭沒有探討背後的源頭,只寫那些在黑暗中默默發亮的人物,如德國啟蒙時期的萊辛、二十世紀詩人布萊希特、劇作家布羅赫,思想家班雅明,還有作者的思想導師雅思培等人。然而鄂蘭之所以選取這些人物作為黑暗時代的範例,除了是因為鄂蘭的中歐人文作家偏好外,更主要的關注對於二十世紀極權主義的反思。個人看來,鄂蘭日後的作品,都嘗試延伸早期大作《極權主義的起源》所苦思的問題:如果極權主義不只限於納粹主義或斯大林主義,更擴展到以美國為首的「自由世界」,甚至世界各國:那麼像鄂蘭等崇尚中歐人文精神的知識份子,應該如何為人類的價值重新定位?

關於極權統治,有人或會引用馬基維利的《君主論》,指陳政治道德不同於一般道德,正是對這一分歧的觀念,引起了列寧對於「政治無道德」的論斷。有不少的國家主義者、虛無主義者、革命派、激進派,只看到一個巨大的「目的」懸浮在天空,為了此一「目的」,也可以不惜使用任何貽害蒼生的「手段」。列寧的一黨專政進展到今日的N世代版本,已經演化成一種「完美的獨裁」,可以借「法治」之名,嚴厲懲罰那些哪怕是提出最輕微批評意見的人。在五六年前的香港,戴耀廷等人曾發起一場名為「用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公民抗命運動,爭取民主派所提倡的普選。運動最終夭折,但立場相近的兩個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和學聯),卻發起了類似訴求的群眾運動,終於在警察鎮壓下引發了雨傘運動,導致後來佔中三子與雙學諸子一同被捕,甚至被起訴、判刑。如此結局,令參與這兩場運動的市民感到沮喪。

然而政治問題一日不解決,都會持續激起反抗的浪花,近日香港亦發生「反送中」的抗爭,此時中大政治系教授周保松正在出版新書《我們的黃金時代》,以回顧雨傘運動諸君的經歷及其所遭受的裁決。周保松是佔中三子之一陳健民教授的同事,雙學諸子當中也有他的學生,讀者或許會說,《我們的黃金時代》正是一部為同道及門生好友而作的「申辯」(apology),一如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和色諾芬,皆各自為他們的老師寫了《申辯篇》。如果我們單憑作者與傳主的關係,就以為僅僅如此,那未免輕看這些「申辯」的價值。對柏拉圖和色諾芬來說,關鍵並非蘇格拉底本人有罪與否,而是蘇格拉底在言行上實踐哲人或政治哲人對人生的信念,周保松寫這本書的目的,也是為此。

因為即使被定罪或觸犯法律,並無法磨滅一個人的價值,即使這建制根據公正的法律或議會程序(古代雅典是透過議決方式定罪),指控、起訴、定讞一個人,以致於對他判刑。我們可以否定他的政治立場,否決他的政治行動(正如戴耀廷所構思的公民抗命,其合理性及可行性本身亦成疑),但不能誣衊他作為一個人的價值。在古代希臘世界,一個人的價值體現在他的言說、行動和思想上,一如古代儒家也有立德、立功、立言的類似主張。就言說、行動和思想來說,個人認為三者缺一不可,因為如果思想是為自己的志向奠基,行動則向同時代人傳播的,而言說則可盛載記憶,讓個人的價值成為一種教育,流傳後世。

然而如果我們要討論人的價值,就必然觸及到時代的本質。

鄂蘭在《黑暗時代群像》中討論不少作家詩人,令人想起她曾鍾情的哲學導師海德格,在晚年時也寫了一篇名為《詩人何為?》的文章,從詩人荷爾德林的詩句「在貧乏的時代,詩人何為?」討論詩人的問題。海德格的「貧乏的時代」是一個沒有神的時代,也就是只有深淵的時代;鄂蘭的「黑暗時代」是指公共領域「萬馬齊喑」,公義不彰的時代共相,而據周保松在書中所寫,所謂「暗黑時代」,就恰好與「黃金時代」——即「事事美好,我求的都已在手,我們盼望的都已實現」——截然相反﹕人人埋頭賺錢,只想移民,因為社會無法實現他們想要的盼望。然而作者漏了一點﹕這也不獨是一個特定的年代,而是歷史各時代的共相吧!

然而為何作者仍要把這本書命名為「我們的黃金時代」呢?那是因為在這樣一個暗黑的年代,作者在許多人身上看到「不一樣的風景」,看到與時代頡頏的精神。即使你不同意作者近乎泛民的立場,即使你持本土派、港獨派或其他政見,也無法否認,書中描述的陳健民或者戴耀廷在佔中期間及判刑時的立場,也可以作為個人反抗時代的範例,即使被千夫所指,萬人唾棄,但仍堅持自己認為是正確的信念,而這是無比困難的事情。因為與整個時代作對,其最大痛苦不在於被譏笑為唐吉訶德,而在於被唾棄被視為「漢奸」或「外國勢力」,從而在史冊上留下永久的污名。但為甚麼我們從事公共事務時,即使在公眾反對下,仍要堅持、堅信我們認為正確的事情呢?

這關乎政治哲學,或公共哲學的核心問題:政治道德。

這不單關乎公義、公平與否,與這一內核相比,平等、公義或公平都顯得浮淺,沒有政治道德,政治家將無異於擺平公眾利益的「和事佬」,或淪為對公權力唯唯諾諾的「應聲蟲」。在政治哲學史上,蘇格拉底以後,仍有不少為維護政治道德或個人理念而犧牲性命的哲學家,例如本身也是律師的西塞羅,而一向秉持自由主義哲學理念的周保松,則認為那種內核就是「人的自主性」。而這一點,不管你持何種政治立場,都無法否認,只能討論手段的差別。我們以為,如果每個人相信自己應實踐「自主性」的話,即使被不公不義的法律阻撓,也有義務實現其自主性。在理念上,「雨傘運動」最初確實以類似假定出發,正如周保松說的,公民抗命的目的,是要以和平非暴力的違法,彰顯制度不義,喚發公民覺醒。從宣揚雨傘運動一刻開始,戴耀廷沒有想過有不少香港市民,對於公義並沒有自己的概念,都以聲稱維護社會秩序的現成法律為公義,而被彰顯的真相可以透過媒體來塑造,一如麥克魯漢說過類似的話﹕誰掌握了媒體,誰就掌握了真相。戴耀廷的出發點,是希望市民透過良知,看見外在的「成文法」如何背離他們內心的「不成文法」,但這要先假設他們都認為這一套「不成文法」必然比那套形式化的成文法更高。如果以上抗命皆失敗的話,那就只能訴諸每個人在日常生活或社會事務中對其本質的洞察力。

所以我們就說,就時代的本質而言仍是黑暗的,但就個人直面黑暗仍「選擇」截然不同的反應這一點,還是有創造一個黃金時代的條件的。正如作者寫道﹕「這樣的風景,由我們創造。如果我們見到,並好好珍惜,這就是我們的黃金時代。」這番話曾招來「過份樂觀」的批評。如果我們對照珍‧雅各的定義,當社會集體遺忘了他們文化和技術,就等同步入黑暗時代,如果在他們當中,有人力挽狂瀾於既倒,維護以往構成的文化,守護記憶,也許他們就配稱為周保松口中創造或守護「黃金時代風景」的人,即使他們或許無法阻止社會步入黑暗時代。另外,珍‧雅各所說的崩壞,除了高等教育、稅制及政府權力、科學外,還包括社區和家庭,以及專業人員的自審能力方面,當中有不少和當下香港境況可謂不謀而合,包括政府不斷濫用公權力以維護自身的苛政,而不少既得利益者反對抗爭的理由,亦與魯迅筆下「不爭」的得過且過心態有關。

周保松認為,時代的本質,是由時代中人的創造性所決定的。如果與珍‧雅各從歷史中發現的「集體失憶」作對比,便可認定這種「黃金風景」是一股相對於「集體失憶」的意識逆流。雖然這種「風景」畢竟只存於個人的視域上,然而「集體失憶」亦只是社群在意識上對挫折選擇了一種鴕島式的反應。現實如何往往不是最關鍵的,而只是人類行動的其中一種誘因,正如認識到制度不公並不是最關鍵的,最關鍵的是,整個群體是否相信一旦推翻這個不公的制度,就必定有能力締造一個更好的制度。平民百姓更會指稱這不過是哲人的理想主義,但他們不單妥協了這個制度,還奢想成為制度的共犯,就能維護或均霑哪怕是些微的利益。

周保松希望能透過公共討論,刺激每個人對於社會現實最低限度的思考,這恰巧是每位被譏為「離地」的哲學家都樂於切身實踐的工作,正如蘇格拉底聲稱要成為「眾人的牛虻」,刺激他們思考,而不管對方是否覺得他煩擾。成為牛虻是一種危險的事業,蘇格拉底鼓勵青年們思考,尚且被套上「引進新神,顛覆雅典信仰」的罪名(荼毒青少年不是最主要罪名),在民主的雅典,尚能選擇流放或飲毒酒自盡。柏拉圖甚至曾想在僭主政體引入哲人王統治的理想,最後還差點淪為不由自主的奴隸。前幾年,周保松曾在國內網絡不遺餘力,作關於政治哲學的公共討論,但在這些年間,隨著習大大日益擴充權力,網絡公共討論空間亦漸告死亡。回顧香港,公共討論亦淪為批判反抗者的平台,一如在公共參與中,任何表達方式的激進手段都會被視作擾亂公共秩序及暴力而被遏止,藉以懸置討論政治議題的可能性。

而關鍵是,那些同樣反對制度的網民,很容易會訴諸扣帽子的方式,將你定義為「左膠」一類人物。這種文字攻擊背後故然有其策略,即透過定義(且不說污名化)溫和中立者,突顯激進手段抗爭之必要,並宣示必須擺脫溫和中立者所主導的大台,從而動員大部份反建制者投向自己所鼓吹的激進手段。他們的言論,與藍絲主張用暴力嚴懲示威者的言論一樣,都在撕裂兩者聲稱要珍視的香港社會。

那麼公共討論又是否社會的粘合劑﹖我並不這麼認為,但相信周保松會認為它是。

事實上,香港正經歷著翻天覆地的變化,這種變化正是當下中美在金融、科技等層面進行對抗的一個重要環節。即使年輕人乖乖的不上街,不和警察衝突,藍絲所幻想的美好秩序亦會隨著中美重整政策及全球格局丕變而不復舊觀,港人逆境自強的自主能力亦不過是笑話。所謂保存人的價值,亦不過是在紛亂的世界局勢中保全自身的尊嚴,僅此而已。然而人都會死,維護人的價值,在灰飛煙滅後,也許我們仍能獲得歷史女神的青睞,不致被後世蔑視,這是作為人而不是走獸以後,惟一像黃金般永恒不滅的價值,只要我們的後代仍能見到黃金的風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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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依仁

詩人、評論人,著有詩集《灰鴿自由行》、書評集《日光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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