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侏羅紀】棋如人生──小思老師的風範

教育侏羅紀 | by  單單 | 2019-05-07

前晚讀完川端康成的《名人》一書,不知為何竟想起了小思老師。這事不止發生了一次,在斷續讀《名人》的幾個夜晚裡,我都想起了小思老師。要究其原因,大概在於川端把端坐在棋盤面前的本因坊名人寫得威風凜然,而當小思老師面對香港文學的課題時,她在姿態上也都顯露出了相同的風範。


川端《名人》一書是紀實小說,寫的是一次圍棋觀戰記。當時川端受《滿洲日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委託,前去觀看六十三歲名人本因坊秀哉對七段木谷實的告別戰。三家新聞社之所會這樣委託川端,一則是當時的川端已發表過《伊豆的舞女》、《禽獸》等名篇,是作為當時文壇「新感覺派」的領袖作家之一,故借川端之名在報紙上連載觀戰記,無論在質量上抑或是銷量上都是有保證的;二則川端本身也熱衷於下圍棋,而且棋技似乎也非常高超——忘了是在伊豆、鎌倉還是湯澤旅行的時候,川端就常常從旅館出去,找到附近的郵局局長下圍棋,結果往往是川端獲勝。因此就這點而言,找川端去觀戰也是合理的。然而,在小說裡,川端卻三番四次地稱自己為「外行人」,「當然是看不懂棋局的」。這究竟是不是謙言,我還真不知道。不過,我想如果換作是我獲邀前去觀看名人級別的人下棋的話,無論棋手雙方的佈局動機如何顯眼,我也還是會徑自覺得棋手的想法絕沒看起來的單純,而不敢胡亂做評論了吧?


那麼,自稱為「外行人」的川端,既然沒法對棋局下評論,這觀戰記又怎麼寫呢?川端採取的方法,是在記敘棋局前後瑣事之餘,又將大部分的筆墨花費到塑造名人的形象之上。名人本身個頭小,年紀大,在告別戰上又受心臟病、肺積水、發燒等的困擾,但一坐到棋盤前時,據說是因為挺直了身板,神情又將心靈深處對棋藝的敬重透徹地映現出來,因此總讓人覺得坐在棋盤面前的名人無比巨大。在小說的末段,寫到了對手木谷實在黑121封盤的一步,下到了眾人意想不到的地方。那步黑棋完全避開了與白棋直接應戰的棋盤中央,下在了無關緊要的邊緣區域;後來續奕,名人才看到了這步,但卻在一分鐘之內便下了白122。爾後,棋局又中途暫停,名人邀川端到房間講話:「我看到他下了這一手,我曾想過放棄這盤棋算了。」


木谷實這一步,在屬舊時代棋手的本因坊名人眼裡,是有卑鄙的戰略性的。新時代裡,無論是何種棋局,為了公平起見,不偏幫地位較高的棋手一方,而限制了雙方下棋的時間,因此,便產生了如木谷實那步黑121那般,隨便下以節省下棋時間、爭取思考時間的戰略。木谷實的黑121,相當於對舊時代棋藝的侮辱,使六十三歲的本因坊名人惱怒,產生了想放棄的想法。但即使如此,名人卻在一分鐘之內若無其事地下了白122,神情與端坐的姿態始終保持著沉靜。


我躺在床上閱讀著這些精彩對弈的片段,雖然感受不到棋局的變幻莫測,以及你來我往的緊張氣氛,但卻從描寫名人的字句中感受到了他對棋藝的尊敬態度,反而使人尊敬起他本人來。


今年一月尾,我因為在做與「國共內戰時期內地文人於香港的文藝活動」相關的課題研究,而這個課題一則研究資料甚少,二則也沒有多少一手資料的記載,又恰好記起中學老師和小思老師相熟,便拜託了老師替我將疑難轉告。我原只想著從小思老師那裡得到幾句簡單的答覆,以指引我研究的方向,不想老師竟說Whatsapp回覆會回答得不清楚,要我直接致電給她問。隔天我戰戰兢兢地打過去,老師又嫌在電話裡講得不清楚,便約了我過幾天在天后Starbucks面談。


我第一次聽說小思老師,是在中學的文學課上。當時白薇老師說起她大學時期的創作課由小思老師任教,但在一次課上,學生們一進講堂,竟不見小思老師的踪影,只見黑板上留有「尋找春天」幾個大字。學生們雖然認得出字跡是屬小思老師的,但呆呆地坐在講堂裡等待許久,也不見小思老師走進來。白薇老師說,小思老師向來嚴守課堂規矩,凡是遲到者皆會被鎖在大門之外,上課交頭接耳者,則瞋目視之。想起這些的學生便漸漸地躁動不安起來,覺得黑板上「尋找春天」四字實有蹊蹺,深思熟慮一番,還是自告奮勇地一個接著一個步出講堂,尋找起春天來。不過,許是學生們究竟也是害怕自己自作多情、捉錯用神,因此即使春天散落於四面八方,他們也還是結成一群,步伐一致地尋找。後來,大家走到一處草坪邊緣,才看見離遠的草坪中央靜靜地坐著一個衣著樸素的人,那人便是小思老師,她正朝著他們微笑。


後來聽說小思老師的事,都忘了有多少次了,只記得有一次是在報紙上看到小思老師不再寫某報的專欄,在「虛詞」上也看到過小思老師的專訪。不過,這些事情都是聽回來的。直到劉以鬯先生紀念儀式那天,我才第一次見到小思老師真人。那天我以記者的身份走進香港殯儀館的靈堂,靈堂正中央放著劉老的遺照,遺照上是「文燈不滅」的橫聯。小思老師在紀念儀式上發表了講話,講話內容和別的人不一樣。別的人的講稿都是將劉老的一生按順序羅列後再講出來,小思老師卻將說話的內容都放到了讚揚劉老的文藝精神上,說他廣納百川,胸懷乃大,不像大多人那樣攘斥異端。小思老師在講話的結尾,希望將來的文藝圈子裡,有誰能繼承下劉老的這種文藝精神。當天我雖然是第一次見到小思老師,但這場合卻讓我提不起勁來,內心彷彿因為人文的隕落而將情感中的大部分都給壓抑下去了。


聽說小思老師的回憶,見到小思老師的回憶,都在我站在天后地鐵站出口外的時候,一一湧現在我的思緒裡。我提早了半個小時到達和小思老師相約的地方,而老師也按照約定的時間準時出現在了馬路對面。那時是紅燈,我離遠看見小思老師沿著人行道走到紅綠燈下。我連忙朝她揮手,老師則笑著向我低低舉起一隻手,我才頓覺自己儀態盡失,便立定站好,只留下收不住的笑。綠燈的時候,小思老師見我迎過來,便直接站在原地等我了。


一路上我和小思老師寒暄了幾句,說我正研究的「邵荃麟」國共內戰時期恰好就住在了我家的附近。小思老師聽後只回我一句「哦」,我便又意識到自己再次失了儀態。小思老師從頭到尾的表情雖說是一直在微微笑著的,但我卻感覺不到那是一般應酬時所會用上的那種故作的笑。不過,我覺得並不能因此就說,那是因為老師覺得我對香港文學有興趣是一件難得的事,故心生歡喜,繼而流露於容顏之上;與其這麼說,我覺得這倒像是老師日常心態的自然流露。八十歲的小思老師,豐富的人生閱歷使她看透周遭的大多數風景人情,而她接下來將要做的事,是她一輩子裡最熱衷於的探究香港文學。我想,這才是使老師一直保持微笑的原因吧?


我將帶來的資料書籍成堆地攤開放在桌子上,老師則從掛肩袋裡取出一小盒卡紙。若是旁人看來,定會以為準備得較多的是我吧?但是從年齡上看來,又會覺得小思老師沒必要準備過多的資料。


在這次面談以前,小思老師便叮囑我要先把她的《香港文縱》看完。我花了大概半天的時間去看,看了南下文人在日治期間於香港的文藝活動。顯然的,從這本書裡能看出小思老師的資料泉源都來自舊時的報紙雜誌上。不過,只要去想想看的話,便會意識到在電腦技術不發達的7、80年代,要做這種類型的資料蒐集是一件極其煩厭的事。一方面,小思老師既要用盡方法去蒐集一切尚存的報紙雜誌,另一方面,在閱讀到有價值的資料的時候,唯有用紙筆摘錄下來。有關於蒐集報紙雜誌的事,我的論文指導老師便跟我分享過一件趣事:我的指導老師最近正在研究舊時香港的教育史,而相關的資料,雖然是可以從一些官方的刊物中拿取過來,但是說到類似校刊這些非普遍流通或難得被完善保存起來的資料,要尋找起來就可說是聽天由命了。只不過,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我老師聽說某家舊書店在拍賣持恆學校的校刊,便立刻前去競拍。初時,他想到區區一本校刊,論學術價值也不算高,量也沒人跟他競爭,沒想到在他舉手報價以後,緊接著後頭就有別人報價,他吃了一驚,便只好又再報價,不想那人又緊隨其後……就這樣你來我往幾番,老師眼看手頭上的研究經費都快花光了,便只好放棄,眼睜睜看著那本校刊被那把聲音以兩千港幣競走。時隔數月,我老師因為研究關係,去找小思老師談起「林煥平」這號人物,期間不意提起競拍失敗的事,小思老師一聽,便大方承認了那人正是她。


提起《香港文縱》的事,本不是為了說競拍的,但忽然想起,又覺得有趣,便就寫下來了。我提起《香港文縱》的初衷,在於想解釋一下在Starbucks的時候,為何我拿出來的是累累資料書籍,而小思老師拿出的卻只是一盒小巧卡紙。7、80年代時,小思老師為了將報紙雜誌上有價值的資料摘錄下來,便買來了這些卡紙,其後每每閱讀,都用筆在卡紙上列明資料年份、出處及謂何,之後再按人物和時序將一張張卡紙排好。因此,雖說盒子小巧,但內裡放滿的過百張卡紙,其實際厚度和量可是比我桌上的幾本要多上許多倍。老師還告訴我,這些從前就一直保存下來的卡紙,只有在老師自己用完的時候才會捐贈給中文大學,沒用完的是不會輕易轉借的。有關於《香港文縱》的事,老師還告訴過我,前些日子叫我看的《香港文縱》現在已成絕版,只能在圖書館裡找到;書商那邊雖然拜託過老師再版,但隨著老師手頭的資料日新月異,累積越多,如果再版的話,《香港文縱》的內容就要做大量的修改補漏,老師吃過前幾次再版的苦頭,如今為了集中時間在研究上,因此只好不再再版了。


我坐在小思老師的對面,隔著一張圓桌子,上面各邊放了一杯抹茶咖啡。我趁著老師喝咖啡的當,將接過來的卡紙一張張仔細地看。卡紙上面將載有有關「邵荃麟」的文章的出處以兩種不同的字跡摘錄——出處有《華商報》、《正報》、《文匯報》、《群眾》等。前頭說卡紙用「兩種字跡」以摘錄資料各項的事,是我後來才發現的。當時在我將卡紙全數讀完以後,老師讓我用手機一一拍下,好讓我回家再看。到後來開始依照出處讀報紙,我點開卡紙的照片,才發現字跡竟有兩種。一種字跡,筆劃較飄逸,凡打折處的都有起角,而每劃結尾處則較前頭細,有筆尖一劃而過的瀟灑利落之風;另一種字跡,筆劃則較乖巧,凡打折處圓潤,橫豎撇捺的末段不講究韻筆,有筆尖離紙不遠的實務精緻之風。我這輩子寫字的時間定不比小思老師的長,但字跡也變化過不下十次,其中幾次更是自己為美觀而刻意改過來的,因此當時我便想,大概是老師也經歷了一次字跡的變化,才使卡紙上出現兩種不同的字跡吧?也或許,這些由7、80年代延至今日的卡紙,有部分因為老舊,而使老師在十餘年後將殘缺的重抄了一遍,因此字跡才會有不一致的現象。但是,我以為去猜測這些瑣事是沒有意思的,這大概只是我這麼一個喜歡寫作的人的毛病。我總喜歡捉住一些沒人願意注意的細節去追討其原因,再將這些變成我的寫作素材。


說了這些,我還想提另一個有關卡紙上字跡的事。一年多前,《曲水回眸》上架,我來到商務看到,便翻開了幾頁打書釘。結果我雖然沒把這本書給買下來,但我記得我看過的那幾頁,有說小思老師到日本進修的事。當時我坐在小思老師對面,邊看著卡紙上以乖巧字跡寫著的「藝」和「總」等字,發現老師把這些字寫成了「芸」和「総」等,顯然是日本漢字的字體。假如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那麼卡紙上的乖巧字跡,就毫無疑問的是出自小思老師之手了,而且還能推斷到,這些筆記都是小思老師從日本進修回來以後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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