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itney Museum︰何謂「政治正確」的主題式策展?

藝評 | by  丁穎茵 | 2018-10-27

1776年,美國獨立憲章堂而皇之的聲明﹕「人人生而平等。」「平等」是美國人賴以建立政府公平而自由的首要法則。「平等」又促成了美國博物館業界因應不同的訴求而成立了國立女性藝術博物館、當代原住民藝術館、國立退伍軍人藝術博物館,還有專門展示當代非裔藝術的哈林工作室博物館……林林總總的博物館容讓不同族群表達自我、說出自家版本的美國情懷。

不同類別的博物館各自各精彩,但不同的論述框架、不同的藝術觀點如何交流互通,以至社會大眾也從中理解、欣賞、尊重多元文化所衍生的差異?為甚麼歐洲藝術家挪用非洲藝術元素被視為前衛創新,但非裔藝術家引用傳統方式創作卻鮮有得到迴響?為甚麼原住民藝術家的創作往往被撥入人類學,而非藝術史研究?藝術館如何將原住民、非裔、拉丁裔以至亞裔的藝術理念與創作手法融入主流的藝術書寫,建構出代表美國多元文化的藝術史觀?

美國先鋒藝術 60年來何所處?

Whitney Museum自翊為收藏20、21世紀美國藝術的先鋒,其藏品展1900-1960 Where We Are(1900-1960︰何所處)就從藝術家個人經歷出發,細訴這60年間,他們如何面對兩次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以及種種社會衝突。展覽以社群依歸、家居生活、經濟動力、國家情懷與靈性追求五個方向,勾勒出一個個性格獨特、背景迥異的藝術家如何發掘自我,如何與人連結,由此探究不同的人生抉擇如何豐富美國藝術的內涵,呈現美式文化的紛繁多元。

有別於慣常館藏展大多以編年紀事的方式排列藝術流派與演變,Whitney Museum所引用的主題式策展正好展示了十多年來,藝術館的策展新趨勢。過去不少藝術館,如華盛頓國家藝廊、馬德里國立藝術館(Museo del Prado)、阿姆斯特丹國家博物館(Rijksmuseum)等,均以其藏品之多足以縱論幾百年來藝術史源流發展而自豪。觀眾穿梭於不同年代的展廳,透過藝術品的筆觸、色調與題材,再輔以展場簡介,便掌握創作方式與觀念的演變脈絡。然而,2000年,Tate Modern重新策劃其藏品展時,卻改以主題重構現代藝術史的方向,試圖包攬全球不同地域的現代藝術思潮。策展人Iwona Blazwick認為現代藝術的視野不僅局限於歐美,其時世界局勢促使藝術創作自不同文化傳統汲取靈感,而這些突破傳統的作品更透過國際交流與巡迴展覽的機緣流播至不同地域,引發各式各樣的迴響、反思、背離與再創造。當年Tate Modern的主題展毀譽參半,相關的爭論一直延續至今。對此,華盛頓國家藝廊策展人Charles Stuckey直指主題策展的做法只求「政治正確」,而不惜抹殺藝術史的經典名作。

藝術館如何界定「經典名作」?任何現代藝術展覽總少不得畢加索、享利.摩爾與安迪.華荷。但糅合傳統與現代繪畫概念的印度畫家F. N. Souza?將浮世繪美學引入美國風景畫的小圃千浦呢?Souza一直活躍於英、美藝壇,又創立孟買進步藝術家團體,推動印度現代藝術,而小圃千浦的創作更塑造了加州水彩畫派的風格,何以他們的名字卻鮮見於現代藝術史?「政治正確」的主題式策展有何不妥?這不就意味著策展人著意納入不同文化、不同族群的藝術家作品,以鋪陳更豐富多元的藝術發展?難道「政治正確」的藝術史書寫就只看到「邊緣社群」,漠視現代藝術觀念的演變脈絡?

從個人經歷出發 美式文化多元想像

開宗明義,展覽1900-1960: Where We Are探問這60年來,美國人經歷了甚麼。這些經歷如何塑造出現代藝術的面貌?策展人率先以非裔藝術家Jacob Lawrence的〈戰爭系列〉(War series),渲染出烏雲密佈的黯然。親身經歷戰場,二次世界大戰在Lawrence腦海烙下了死亡與恐懼的印記——色調灼得焦爛、人物碾壓成剪影似的、菲薄的畫面又殘留著筆觸刮擦的傷痕。〈戰爭系列〉既是歷史紀錄,也是展覽對於過去的隱喻。20世紀初的美國看來欣欣向榮,但國內不同層面卻燃起了戰火。經濟發展點觸發貧富懸殊與社會躁動,勞工組織群起抗爭﹔婦女為求改變現狀而致力爭取投票權與平等參政權,不同移民族群因困乏與歧視的逼迫而上街遊行。藝術如何反映社會戰況?


fig 2

Jacob Lawrence︰〈戰爭系列.勝利〉(War Series.Victory),1947年。


展覽以家庭與族群的回憶透露藝術家如何處身於不同的掙扎。移民藝術家Louise Bourgeois的雕塑〈四十日之地〉(Quarantania)豎起五根相廝相守的木柱,紀念遠方的家人,也寄托眼下重建家園的願望。白亮亮的木雕或飾以屬於海洋的凹坑、又或刻鑿出豐隆的結節,流露不同的性情與心思。木柱幾經刳剔而不甚完整,立足點也顫抖抖的,彷彿藏著說不出的孤寂與惶惑。藝術家卻讓木雕彼此相依,或許靠在一起就足以重拾希望?社群之間的隔閡還挾著嘲弄、辱罵與拳打腳踢。儘管失落,非裔畫家Archibald Motley的〈回歸宗教〉(Gettin' Religion)卻向觀眾展示了芝加哥黑人社群自得其樂的熱鬧景象。夜色藍得黑俏,益發顯出嬌紅與艷綠神采飛揚。音樂人奏出歡快又溫柔的聖歌,有人成雙成對的翩然起舞、有人駐足旁觀,警察與街童也混在其中,究竟想要領受福音、抑或別有所圖?深沉的夜抹去了膚色的差異,歌舞節拍又讓人一起聚合。不同社群各自荷擔著歷史的傷痛,但日子總得往前翻轉。


fig 3

Louise Bourgeois︰〈四十日之地〉(Quarantania),1941年。

fig 4

Archibald Motley︰〈回歸宗教〉(Getting’ Religion),1948年。


何況,這是傷痕纍纍的年代,也是欣欣向榮的年代。策展人以社會紀實作品訴說農村經濟破產、城市流出大量失業人口的痛苦,又不忘展現現代社會的進步與發展。Joseph Stella敬敬虔虔描畫當時技術最先進、跨越距離最長的布魯克林大橋(The Brooklyn Bridge)。鋼索交差交錯、兩旁的行車道閃爍著繽紛的異色,一道藍澄澄的亮光劃過中央,觀眾就似越過大橋直奔往燈火繁華的曼克頓。高樓廣廈臨立,曼克頓不是這趟旅程終點,而是邁向美好未來、城市高速發展的起點。昂揚發展有賴鋼鐵工業的支撐。Elsie Driggs筆下的匹茲堡煉鋼廠是一頭霸佔著泰半畫面的龐然巨構。隨著灰茫茫的煙塵噴薄出推動經濟的動力,黑壓壓的色塊就賦予線條與幾何形狀天搖地撼的氣勢,散發著工業地景的莊嚴。曉有意思的是,策展人不但從藝術形式揭示現代美國的發展,更從藝術家的創作經歷點出社會實況。Driggs本意刻畫鋼鐵廠的內部結構,但廠方既擔心她是商業間諜、又或工運份子,遂以女性不宜踏入工場為由將她拒於門外。展覽呈現了貧與富、破落與繁盛的社會景象,促使觀眾思考美國現代發展歷程的波折。


fig 5

Joseph Stella︰〈布魯克林大橋︰舊題新作〉(The Brooklyn Bridge: Variation on an Old Theme),1939年。


fig 6

Elsie Driggs︰〈匹茲堡〉(Pittsburg),1927年。

現代發展的不同面向,帶動著天差地別的際遇。身處同一國度就足以連結不同社群?Jasper John的〈三面旗幟〉(Three Flags)就引來間條星旗象徵甚麼、國家又是甚麼的疑問。藝術家仔細計算三面旗幟的面積比例,使之重疊起來,視覺效果卻反而逐漸隱退於觀眾視點。觀眾看到的是藝術品厚重的質感、藝術家提筆一塗一抹的創作過程,但顏色紅似血、藍如天夾著虛無的白,卻無不聯想起阿美利堅合眾國。藝術家一再表明這是藝術作品,而不是用於國家禮儀的旗幟。觀眾不得不問︰兩者有何區別?若說藝術作品著重的是形式表現,國旗又呈現甚麼?我們為何賦予兩者不同的意義?當國旗抽離本身約定俗成的意義,它代表甚麼?展覽將之與林肯雕像、華盛頓故居、新移民群像等作品並置,隱然瓦解了國家作為無可割切的想像共同體。或許想像共同體需要的不是權力的崇拜、虛應故事的口號,更不是操控與盲從,而是彼此共享的價值?


fig 7

Jasper Johns︰〈三面旗幟〉(Three Flags),1958年。


fig 10

野口勇(Isamu Noguchi)︰〈蛋頭先生〉(Humpty Dumpty),1946年


fig 9

Mark Rothko︰〈紅與黑X四〉(Four Darks in Red),1958年。


跳出一時一地的想像,展覽轉向藝術家對靈性的省思,回應時勢的衝擊。野口勇(Isamu Noguchi)將脆弱易折的條紋板岩左穿右插,扣連成童話世界的〈蛋頭先生〉(Humpty Dumpty)。傳說蛋頭先生不堪一跌,碎片散落再也無法湊回原貌。雕塑家平衡不同板岩的大小輕重、掂量著懸垂、吊掛、黏連等著力處,使得蛋頭先生暫且歪歪斜斜的站住。如何在毫釐之差找到生活的平衡點?Mark Rothko倒寧願置身於風暴,隨之翻滾。他的〈紅與黑X四〉(Four Darks in Red)剖開了猩紅、瘀紅與鮮紅的傷口,留下暗流洶湧的深淵直直的盯著觀眾。大片大片淋漓的紅與黑溶鑄了無根的憤怒、躁進的不安與物質豐盛的虛妄,但狂亂過後卻又油然升起一種寂然默然的平淡。藝術家說︰惟有找到這份生活深處的靜穆,我們方能回到本源、得以成長。

擴展論述框架 現代藝術多聲道

美國人何去何從?藝術展覽無法列出指引,但藝術家的作品卻讓觀眾理解到不同群體的失落與盼望,試圖以更廣闊的視野考察眼前的社會現象,並且追問︰這些美國藝術家是誰?他們如何理解自己作為美國人的身份?又如何展望美國這片土地的未來?對於觀眾而言,藝術家的答案或許毫不相干,但借以參照,又或卻足以推翻自己習以為常的成見偏見定見,從而對未來生出截然不同的想像。

這展覽顯然肩負著「政治正確」的任務。策展人包攬了移民群體飄流無根的迷茫、女性藝術家舉步維艱的辛酸、同性戀者見不得光的抑壓……同時也羅列出Edward Hooper、Mark Rothko、Georgia O’Keeffe等美國現代藝術史的「經典作品」。我們得慶幸展覽讓人認識了從前鮮有所聞的藝術家,聽到了更多不同群體的故事。但我們必須再三追問︰這些「政治正確」的個人經歷究竟是不痛不癢的追憶似水流年,還是有意對於文化體制的盲點加以反思?我們看到了不同藝術家的經歷應該就此打住,然後感嘆今天社會風氣大不相同嗎?有沒有可能同樣的故事只是無聲無息的遷移至其他社群而不為我們所知?再者,這些藝術家的創作方式與理念如何擴展現代藝術的論述框架?如何讓我們看到現代文明發展的不同面向,並且對「發展神話」有所警剔?

Whitney Museum以個人經歷為線索的策展方式提供了「政治正確」的論述框架,我們由此看到了討論現代發展、現代藝術的新思維。但我們必須密切期待這論述框架如何加以發展,揭示出文化多元所帶動的衝突與協商。否則,「政治正確」只是美麗的幌子,掩飾著「政治不正確」意圖,封閉任何多聲道的思考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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