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裁判司署重新對外開放 推出兩項全新常設古蹟展覽 「曾經來到這裡的大部分人不過是在日常生活中掙扎求存的人。」 ——專訪策展人鍾妙芬博士、文基賢博士

中環大館的中央裁判司署於10月18日重新對外開放，並推出兩項全新常設文化古蹟展覽「執行法律」及「司法權與懲罰」。此展覽是大館繼「域多利監獄： B 倉與 D 倉」以全新面貌對外開放後，為期數年的文化古蹟常設展覽翻新工作中的第二期項目，邀請了兩位藝術家為展覽創作大型畫作、繪畫案件故事集，希望激發大眾對其歷史的全面理解，鼓勵文化交流，並啟發大眾的反思與對話，連結當下與過去。

中央裁判司署1841年啟用，1979年結役。作為香港最早成立的法庭，裁判司署既是香港刑事司法制度中重要的一環，亦是香港早年法制的權威象征。它一度是全港最繁忙的法庭，逾三百萬人在此受審。案件及涉及盜竊、襲擊、阻塞街道和賭博等輕微罪行，也有謀殺、海盜、持械搶劫或綁架等嚴重罪案。「當時香港的人口增長遠超出政府所提供的基本服務，香港英國政府希望以盡可能便宜和快速的方式處理事情，最快速的審判和執行懲罰方式就是來到裁判法院。那時這裡基本上都被尋常百姓所佔據，但他們並不是罪犯，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掙扎求存的人。」客席策展人文基賢博士說到。

當時的法制與如今大相徑庭，不僅立法上有許多針對性歧視華人的法例，來自殖民地的法官亦假設，只可透過嚴厲的懲罰管治語言不通又未經教化的華人。「當時法官普遍會向華人征收較高的罰款，而在人們普遍生活貧困的年代，大部分人根本無力支付，就算有錢，也不願意將錢浪費在懲罰上，寧願受到鞭刑或鎖上腳鐐遊街示眾。而實際上，如果你回頭看當時的法律，你會發現通常受到法例針對的大多是華人工人階級，例如1897年前對華人施行宵禁的信息。如果你是華人，想在夜間外出，就必須向政府申請通行證。如果沒有通行證，且不攜帶燈具，就可能被逮捕、拘留過夜，並處以罰款或送入監獄。」

這種情況一直直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面對納粹政權的滔天罪行及「二戰」大屠殺的殘酷歷史，「人的尊嚴」此概念才進入國際法及各國的憲法之中，繼而成為現代法律體系的基石。屆時，華人所面對的法治處境才發生變化。「社會發生了變化，人們的期望也發生了變化，本地政客對普通人的待遇更加關注，平等和正義的觀念變得更加突出。這不僅僅是為了控制人們的行為，更是為了確保那些需要幫助的人能夠得到幫助。」

作為承載歷史的文化古蹟，策展人鍾妙芬博士一直在思考的，是如何讓人們與歷史在其間相遇、建立聯繫。「我們試圖通過歷史研究和解讀，幫助人們理解這棟建築的歷史重要性。過去或曾發生過一些非常不公的事情，但也意味著這裡是當時普通人、日常生活與法律系統交匯的地方。如果我們都渴望擁有一個更公平的社會，思考公平爭議與當今世界、與我們之間的聯繫，我希望我們並不是模糊地討論，而是基於歷史與事實。」

「許多年來，歷史學家都認為當初殖民政府並甚少干預華人的生活圈子，然而，這個裁判所中曾發生的一切正呈現了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華人因為非常輕微的犯罪而被警察帶來，這表明殖民政府與普通百姓絕對不是相互孤立的系統，而是有著非常緊密的聯繫。法律存在歧視、治理與控制存於生活的每個細節之中，唯有知道這些，我們才可以建構完整的歷史脈絡。」鍾博士說。

然而，關於中央裁判司署的歷史照片極少，且幾乎沒有在此中發生事件的照片、繪畫或其他形式的記錄。於是，是次展覽特別邀請兩位藝術家霍凱盛與鍾嘉莉，以藝術形式重現當時情景。鍾嘉莉參閱舊日報紙，在報道中研究當時生活情景，包括當時建築樣貌、人們穿著打扮、髮型、警察制服等，從中選擇合適的案例簡化成短故事，讓參觀者可以有更易讀的體驗方式了解歷史；霍凱盛的《無序與秩序》則基於意大利的古典繪畫風格，將當時的街景以眾生相的面貌記錄下來，大型畫布中有30餘個案例，涵蓋盜竊、吸食鴉片、街上打架等不同情形。畫中混合了不同年代，因此人物與建築的比例尺寸都產生變化，讓歷史寄託於嚴肅與幽默的交界處。

是次展覽更特別委託由澳洲建築模型公司Make Models製作的中央裁判模型，展現出整棟建築的內外細節，還原香港少數現存的新古典主義建築的風貌。

「我們採用了不同的策略呈現是次展覽背後厚重的歷史。畢竟，我堅信遺產屬於公眾，屬於社區，是社區的資產。而我們的職責就是利用圖像、藝術家、學者的知識，幫助人們與古蹟建立聯繫。」鍾博士如此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