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詞．像西西這樣的一個女子】當西西乘著飛氈升起

聽聞西西過世，我怔忡許久。

對我而言，接觸香港文學的契機，是高中閱讀的《聯合文學》雜誌，那時常刊載西西的小說與散文，她獨特的對話體與形式實驗，迥異於九〇年代的台灣文學作品，深深吸引了我。

1996至97年，《聯合文學》連載西西的《飛氈》，將香港寓寫為肥土鎮傳奇。我沉迷於花一、花二的各種離奇實驗，來自波斯的突厥商人花里耶無意間攜來的飛氈，還有傢俱行小姐葉重生與荷蘭水鋪少東花初三的戀愛，都充滿傳奇的浪漫色彩。在魔幻情節外，西西大量描寫日常生活的寫實細節，傢俱行的酸枝凳、沙龍椅，街上的大排檔、二樓書店、快餐店，香港風貌頭一次進入我的視野，我在想像這座鄰近台灣的光輝城市時，有了形象依託。

往後我讀了不少西西的作品，逐漸捕捉到貫穿她整體寫作的脈絡，即視覺細節上的詳盡真切。她喜寫傢俱。《飛氈》裡葉家傢俱行一樓店面多是深色硬木對椅、八仙桌、茶几，造型方正，營造出嚴肅拘謹的氛圍，二樓起居空間用的卻是明黃花梨木，擺的是圓桌、繡墩、琴案等明麗色澤的傢俬，輪廓多弧線，人在其間行動較為舒展，分別象徵葉重生父母不同的氣質。看西西遊走於物事間的筆法，有電影鏡頭推移之感，《飛氈》寫葉家傢俱行和花家荷蘭水舖，《美麗大廈》寫諸多租戶共居的狹隘室內，時好時壞的電梯，梯口晾衣的長線，走廊打麻將的折疊桌，呈現香港人對容身斗室的極致利用。到了《我的喬治亞》，她寫室內的室內，親手布置微型娃娃屋，搭建出十八世紀英國的地庫、客廳、沙龍，摹寫彼時貴族生活，竟與屋外現實人生展開了對話，在方寸間另闢微觀世界。

室內如此，西西到了室外，也張著一雙好奇的眼睛，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筆下的漫遊者（Flâneur），在香港各處晃蕩，書寫來自四面八方的人們形成的街頭風景，船塢、街招、工地棚架、店鋪、工廠、銀行、學校、觀音廟……西西書寫的城市地景，往往與時事緊密相連，如《飛氈》的肥土鎮樣貌，便貼合大陸難民南下、木屋區火災、越南船民湧入等時事，街道翻轉，舊屋換新，挖山填海，頻頻更迭。

西西結合小說情節與歷史，寫難民潮引來大量工廠設立招工，嵌入葉重生走出家門，加入女工大軍行列，另由王帶寶這條線寫山村人口遷移至市區謀生，農業漸趨沒落的光景。無論室內室外，西西寫空間不單只是空間，她著重的是人與空間的互動，如何塑造了今日城市的環境，而環境又反過來造就群體居民的認同，一如《飛氈》裡肥土鎮本土花家、葉家、突厥商販之子花里巴巴，與自巨龍國逃難來此的花家親戚李家，共同譜寫了肥土鎮由漁村變為大都市的歷史。然而，城市無限增殖，西西憂心資本主義追求利益最大化，不斷破壞環境、耗竭資源的做法。她關注的是城市如何能長久宜居，使人足以安身立命，而非只是過客暫歇之地。

如同真正的飛氈乍看平凡無奇，西西闡釋安身立命的意義，亦由日常切入，無論描繪葉重生在成衣廠工作，返家做塑膠公仔，或主婦彩姑買字花、標會、收聽廣播小說、打小人、過心鎮走水貨、逛超市，桌上菜餚從油膩的南乳豬手、臘肉糯米飯，變為健康清淡的雜菜煲，都是庶民生活的切片，看似瑣碎，但歷史圖像便是由微小切片鑲嵌而成。當我初次到香港旅遊，最吸引我的不是太平山夜景或迪士尼樂園，而是在街頭見到西西提及的工地竹棚，居然仍圍著興建中的高樓，建築師傅在棚架上身輕如燕翻走，宛如表演特技。這些細節反映了香港風土文化衍生的特色，由西西寫來輕省、具體，洋溢著趣味與幽默感。西西始終專注凝視香港日復一日的運作，從中提煉出物質與生活方式的變遷，稱她為香港文學的微物之神，應不為過。

而在《飛氈》裡，小說家亦運用敘事技巧，引領讀者超越平面維度，拔升高度，由俯瞰視角，觀覽生存其中的城市全貌，觸發人對城市的歷史與地理空間的思考。《飛氈》近結尾處，天文學家胡嘉坐上飛氈，將視線轉向島嶼的晶亮燈海，花費數十載，聚集眾人心血建立起來的文明，孤獨地漂浮海上，顯得如此脆弱，令胡嘉不禁質疑，肥土鎮未來能否延續繁華？能否成為更適合人居的地方？

西西在《飛氈》提出這個大哉問，二十年後，在她最後的力作《欽天監》，主角阿閎攜妻流亡，最終落腳海島，彷彿暗示著人總是不斷尋覓立足的根柢。但在香港局勢艱難之際，小說家來到人生末尾，仍勉勵港人，人世匆匆，有什麼可怕，讀來令人動容。

身為一位台灣讀者，西西的文字讓我看見了香港文學的獨特性，一種未曾受過戒嚴壓抑的自由輕盈，望向世界的多元廣博，而身為一位寫作者，我也在西西身上看見一種珍貴的態度，她的寫作是出於對世間萬物的純然愛悅。她對電影、繪畫、音樂、建築、雕塑、玩具與閱讀，永遠興味盎然，從中找出可琢磨玩味之處，即便面臨如罹癌的生命難關，也能從診治復健的過程，挖掘出關於肉身與醫療的思維，萃取出新的體悟。因而她的寫作一直是現在進行式，一直與時代對話，到最後她不只是我喜愛的一位作家，而是我讀者生涯的刻度。

我相信，儘管西西現已乘坐飛氈浮升，她不會離這個世界太遠，或許仍停留在香港上空，俯望她一生書寫的島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