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立躺平，也要免於「惡的浮淺之處」

以往公平正義縱然沒能實現，但在公共領域，還是毫不含糊；人間公論，還是正道恢然。

但自國安法起，中共決意改土歸流，社會政治格局歸於一黨專政。至此「公論」的各個支點，所有肌理，難免土崩瓦解。發言的人、公佈的平台、研究討論的空間、傳播的管道，都將被消失或成為管方喉舌。「公民社會」、「公共論域」將無法保持「顯揚」與「開放」。

對習慣於公道、公論的香港人，包括在下，恐怕一時間難以適應。公論的消失，會令是非判斷失去「公共」的洗禮。所有人只能退到私人領域，各自評斷。這對人與真理的最大考驗是「孤立」（isolation）。

孤立也者，並不取決於人數之一與多，而是看有沒有「是非之心」。這講法同時借用了孟子與鄂蘭。身在眾人之間，但由於社會及政治的壓迫，令人與人之討論、交流消失，被迫重複「主旋律」，則再多的「眾人」都只是孤立的，連自己的聲音都被取消。反而獨自一人（孤獨，solitude），如果不迎合主旋律，保持是非之心的澄明，還可以保持自己的聲音，與自己對話，不放棄「是非判斷」。

天地閉，就是對人的考驗。看人還是否有不隨俗的意志，堅持自己思考是非的判斷，承擔自己的責任。每一個行為，都是自我對話思考的結果，而不是「我都係跟大隊，無得揀」。人一旦放棄思考，順從「主旋律」，以為自己「沒有責任」，那就是鄂蘭所謂「惡的浮淺之處」（banality of evil）。並不是說邪惡本身有多平庸膚淺，而是人放棄了自我判斷與責任去追隨主旋律的「俗」，就是放棄人自主自立的根據。沒有「根本」，沒有「意志」，所以才叫浮淺。這種惡的出現，正由於人放棄思考與判斷。放棄思考與判斷，就會以為自己沒有責任與罪責，與極權同流合污。

公民抗命的義務

二戰時屠殺猶太人的官僚艾希曼面對戰後審訊，就有兩套說詞，一邊說自己只是在執行「元首」的命令，另一邊說自己不過是所有德國人的其中一個。兩套說詞都否定了自己執行命令時自身的思考與判斷。但法庭並沒有接受這些說詞，而是還原艾希曼為一個人。他自己放棄自主思考，並不是他推卻責任的理由。

那我們怎樣在天地閉之時自處？鄂蘭提出的回答是保持「孤獨」，也就是「賢人隱」，也近於現在流行的「躺平」。「孤獨」就是盡力去保住自我對話，心靈澄明的空間。這可能指向退出社會政治秩序，不擔任公職，避免處於執行國家法令的位置，這就近於躺平。當然如果要處於要位去執行反抗的任務，也可以是一種孤獨，保持是非判斷。但殘害正義的行為不能靠反抗去抵銷，只能照樣承擔責任。到哪天公義的審判重現，還是要受正式的審訊，歷史的評斷。〈舒特拉的名單〉，就是例子。這是「天地閉」底下對人性的拷問，也是正道是否彰顯的試金石。如果一個社會，好人要做壞事才能為善，那就是一個不義的社會。真正的進步，不單是保持個人的善良，而是邁向善惡到頭終有報的社會及制度。

另一個自處的答案來自哈維爾。與鄂蘭相似，要我們真誠地活（living in truth）。真誠的基礎是不要為了生存而忘了生活。在極權下談生活好像是奢侈的。都已經透不過氣了，還要生活？還要堅持文化、文藝、社交？是的，極權之凶猛，在於要我們接受自己只能生存，只有經濟層面。所以要對抗極權，就是堅持自己有生活，有文化。哈維爾說在極權下，不可忘了街坊之間的問好，不分雅俗的音樂與文藝。轉借鄂蘭的說法，這些小事情、小情誼，可以讓人對抗極權施加於人的「孤立」。在捷克民主化之前，人民從沒有放棄在私下非議極權管治，沒有放過教育下一代，官方的說法是虛偽與謊言。這些都是後來天鵝絨革命的基礎。

「天地閉，賢人隱」，但沒有消滅「天地變化，草木蕃」的可能。但怎樣令天地變化？很可惜，哲學家沒有明確的答案。只能說真誠地活，堅持思考是變化的基礎。用儒家的老講法，由「內聖」而「外王」，後者還有好長的路要走。希望日後借用黃仁宇去開啟後面的論述。

（標題為編輯所擬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