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話」溯源及其他

1943年6月朱自清先生在昆明《大國民報》發表了一篇題為〈人話〉的文章，千餘字，又踏實又有趣地談北平當年的地道用語：

在北平呆過的人總該懂得「人話」這個詞兒。小商人和洋車夫等等彼此動了氣，往往破口問這麼句話：「你懂人話不懂？」——要不就說：「你會說人話不會？」這是一句很重的話，意思並不是問對面的人懂不懂人話，會不會說人話，意思是罵他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

可見「人話」雖只二字，卻可用以有力地叩問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朱先生謙謙君子，寫文章即使講到「人禽之辨」，語氣都還是又持平又冷靜：「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乾脆就是畜生！這叫拐著彎兒罵人，又叫罵人不帶髒字兒。」那枚感嘆號我是隱約看到一點點火氣了。

語言，主要是用來表達思想的。一個人「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極有可能是思想有問題甚或沒有思想，如此一來，與「人」的定義就有很大差距。因此朱先生說「不懂人話，不會說人話，乾脆就是畜生」——先請愛護動物人士體諒——這句話表面上看似極端，我們不穿鑿不附會，直接以中國儒家傳統講的「人禽之辨」為思考起點，朱先生這句話還是可以站得住腳的。

「人話」的意思當然不是單指「發音」。《禮記．曲禮上》說：

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今人而無禮，雖能言，不亦禽獸之心乎？

鸚鵡和猩猩雖「能言」，但看來並不能算是「人話」，因為鸚鵡和猩猩都沒有「禮」，所謂「能言」，大概都只能算是「發音」。一個「無禮」的人，以《禮記》的標準而言，是與禽獸同列的。那麼，「禮」指的又是甚麼？

若從字面解釋，「禮」當然可以簡單直接地理解為「禮貌」。《曲禮》開宗明義就提到「毋不敬」，可見「敬」或「不敬」，與「禮」有密切關係。但「禮」還有另一層更深刻更重要的意思。《禮記．曲禮上》有幾句談及「禮」的話我特別留意，也特別重視：

夫禮者，所以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也。

經學專家解經當別有高明之處，一般讀者如我，則傾向把「定」、「決」、「別」、「明」看成是與「禮」相關的重要關鍵詞，都與縝密思考或理性思維有關，「明是非」就更與道德良心沾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批評某人「講的不是人話」，綜合上面的信息，意思可以是：一個「無禮」的人不能「定親疏，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講的都不是人話。「不是人話」，若改用時下流行的用語表述，大概就是「廢話」。

官員愛打官腔，而所謂「官腔」，十居其九都與「廢話」有關。官員卻偏愛把這些「廢話」當作是「語言藝術」，再經低級公關教頭調教三兩天抑揚頓挫，就以為可以在面對傳媒時指鹿為馬，瞞天過海。元朗兵賊串通疑案發生後，引起市民極大的反應，事發翌日（7月22日）特首召開記者會，幾位不能「定」、「決」、「別」、「明」的「無禮」官員，回應記者的提問只是連篇「廢話」，記者們都按捺不住，利君雅小姐義正詞嚴又直截了當地說︰「講人話呀唔該你。」記者講一句「人話」，一針就戳穿權貴用以遮醜的所謂「官腔」或「語言藝術」。朱自清先生說「別處人不用『人話』這個詞兒」是七十多年前的舊事了，今天，南天海角獅子山下 [1]，我們香港就有一位利君雅小姐，以唐雎「伏屍二人，流血五步」的氣概與膽識，在記者會現場正要求不負責任的特首「講人話」，還傳神地加上「唔該你」三字，十分地道。林鄭在現場給記者撕下了特首的新衣，顯得有點狼狽，也微帶慍怒。迫於無奈，硬著頭皮上前回答，開腔卻竟然是「我以為我已經答咗」。「以為」二字也實在耐人尋味，那是說，特首在人、禽兩個頻道中迷了路︰「以為」自己講了「人話」，卻原來不自覺地講了「廢話」。

這幾年，政府大凡面對重大事故，所謂召開記者會或消息發佈會，都只是「行禮如儀」，官員在會上根本沒有向市民提供具體、實質的信息。記者會由發放信息變成「施捨」信息。一場三四十分鐘的記者會，主要是由官員自說自話，讀一遍稿，面對記者現場質詢時總是答非所問。一句話能講完的總得分成三四十句去講，重重複複，總之盡量拖延時間，捱到法定完場時間便頭不回竄入後台。

記者會是文明社會中尊重市民知情權的重要活動，官民之間賴此得以溝通、了解；既開明，亦神聖。官員在會上無論有意或無意地講「廢話」，都是褻瀆文明、侮辱市民。猩猩或鸚鵡縱能「發音」，畢竟禽獸，應該及早放回山林任其自生自滅，又或者繼續給主子圈養在籠子裡頭頤養天年，卻絶對不宜再站在咪高峰前向市民講廢話。



[1] 利君雅小姐畢業於浸會大學傳理學院，主修廣播新聞。「南天海角獅子山下」是浸會大學校歌的唱詞。

〈本文內容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虛詞．無形」及香港文學館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