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流、實地與開放,香港人未來的攻守策略——羅貴祥 X 沈旭暉「流浮身:今昔港人身份的認同及流動」講座紀錄

報導 | by  虛詞編輯部 | 2020-12-17

香港人近月總被移民、送機、簽證之類的事物圍繞,上月舉行的「香港文學季2020」講座,邀得身兼學者及作家的羅貴祥,與國際關係專家沈旭暉教授,以「流浮身:今昔港人身份的認同及流動」為題,從浮在表面的流動說到地下文化的想像,以及香港人的外向型身份認同特質,探討在地和海外港人,身處當前的歷史轉折位置,如何能讓身份認同得以保留並延續。



海盜:香港人對自由的想像


羅貴祥指出,「香港」這概念本身,一直指向流動的空間,就如香港文學所代表的身份認同,定義也沒明確規限。所謂的「本土」,往往有著液態流動性的一面,從來也非確定和僵化的東西。疫情期間,無法行旅,羅貴祥認為正好反思香港人這個社群,以及香港所代表的文化和心態。「一直以來,香港所代表的是個集體無意識,在於逃離國家政權控制的想像。正正因為在國家主權邊緣的想像,才會製造到這種未必實際存在,卻帶有象徵性和想像性的空間。」


這種對自由的想像與聯想,讓香港人從五十年代開始,對海盜形象充滿幻想。海盜組織非由強權控制,也沒強烈的中央意識形態,無須對誰效忠,羅貴祥由此說起本地傳奇海盜張保仔。「香港人為何對他有興趣,因為某程度張保仔代表著香港過去的歷史,活用自己能力找到生存空間,遊走於中西兩方左左右逢源,而香港從漁港發展成為商業城市,也是來自這種關係,因此很符合普遍香港人的想像;加上海盜本身作為一個社群,是五十年代後以難民人口為主的香港社會很大的投射縮影。香港並非永久的家園,正如海盜組織很快就會解散,不會像國家般維持得長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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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潛與農夫:新時代的來臨


然而,隨著海洋的資源領域被覬覦,各國開始想方設法發展海洋力量,大海亦不再似過往般象徵自由,香港人對於海盜的想像也隨之消散,取而代之的,反而是一種農業的復興。「土地是否只用作起樓就可以呢?年輕人身體力行做農夫,說自己是農夫而非農民,也是種新的identity,自我增權之餘,也連繫世界上的大潮流,例如環保、食物安全、如何重建本土社區、強調有機耕種、食物自主。」這種廿一世紀的農夫新形象,也構成對重建社區的想像,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保衛菜園村等運動亦由此衍生。「社會運動的目的,是要改變社會關係,社會關係如何改變,首先得從自己與其他人的關係改變,參與社會運動啟發年輕一代身體力行,認為回歸生活才可真正改變社會,這種從自身出發的改變,也很甘地式。」


不過,食物自主能為城市帶來保障的同時,背後也有它的政治含義,因此無論從國家或統計者的角度,都不會贊成這種自給自足。羅貴祥認為香港進行的復耕與農村運動,背後同樣有著它們的政治想像。「農村復興的確感召不少人種植,即使並非全職農夫,也會夾份租地假日栽種,即使規模和效果微細得甚至不能維生,但對某些人來說卻有精神上的象徵性意義,從而找到新的價值和身份認同。」


談及是次講座的名稱「流浮身」,羅貴祥亦由此引申至相反方向的「沉」,沉下去、以至地下文化。「面對當前困境,如果加強對空間的想像,身份並不一定要『浮』著才可流動,『沉』的東西同樣可以流動,亦即對水底和地底的想像。」即使香港變成難再飛起的地方,嘗試沉落去,或許也能找到其他空間,他引用德勒茲「塊莖」(Rhizome)的概念:「地底的根莖網絡其實很大,暗流也是很有趣的想像。當香港作為沿海城市,政治上面臨被淹沒的危機,地下文化文學是否可以發展?從過去的歷史裡,譬如淪陷時期的香港,當時也有文學文化活動進行,我們會否從中找到啟發和資源,面對今日的處境呢?」




香港,地理以外的定義


另一位講者沈旭暉因身在台灣,只能透過視像參與是次講座,但也正好讓他從國際關係的框架,配合自己在台的親身經驗作分享。「在台灣,如何定義自己是香港人,我理解這是複合的概念,也非純粹線性的概念,很多突如其來的事情,可以將一刻濃縮至一百年。它也非被動不變的概念,每個認同也會隨著時間而改變,香港亦如是,像過去一年,無論你持甚麼立場,對香港人這個identity的認同感也急速上升。」


我們要告訴別人什麼是香港人,除了倚靠文化概念,沈旭暉認為還有功能上的概念。身在台灣處理各項事務,讓沈旭暉有不少實在感受,深感香港人在國際社會最值錢的地方是:「香港人有法律概念和框架,同時間也極度彈性,會盡量在框架邊緣搵著數,並找到最方便的方式完成個Task,這是很有趣的特色,既有法治又有彈性,在國際社會裡的某些工作尤其值錢,例如金融界supplier。現在很多國家的吸納香港人才計劃,也是看重這類identity,問題在於這些價值有多sustai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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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香港面對著翻天覆地的改變,不少身在海外的香港人也積極參與運動。這種突然冒起的強烈身份認同,沈旭暉形容已超出一般學術世界的理解。「網絡時代有個假設,一年的時空,可以壓縮至等同一百年所建構的identity,去年的香港就很符合這個定義。」這種急劇上升的身份認同,亦教人開始聯想到,假如香港人將來沒有了本來的地理位置,我們還有甚麼地方可以定義香港,或者覺得自己是個香港人呢?沈旭暉認為香港人的特別之處,是擁有「外向型」的身份認同,這種並非「排他性」的特質,對延續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很有幫助,而海外香港人亦必然會佔據相當位置。「Identity不是非黑即白的概念,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從來也少排他性,而是比較開放,例如你會覺得喬寶寶和河國榮是香港人。這種外向型的認同,如果吸引到其他人走進來共同分享,會更加容易長存,隨著網絡發展亦更容易有新的做法。所以在未來的時代,無論香港變成怎樣,也有重要的環節在香港土壤以外的地方進行。」


講座前夕,沈旭暉與同樣身在台灣的填詞人潘源良進行訪問。經過與居住於當地的不同港人接觸與訪談,沈旭暉都感覺到他們有種似虛似實的想法。「像幾十年前,錢穆和唐君毅來到香港,如果今時今日有些有底蘊的人來到台灣,是否也可傳承部分文化呢?可能歷史的轉折就是這樣,當很多人不約而同地進行同一行為,或許會催生到下一步,這也是值得香港人思考的下個方向。」




擁有自己生活方式的意志


香港人這種外向型的身份認同,沈旭暉認為只要好好掌握互聯網的工具,相對會較容易得以維持。羅貴祥則以海外左翼看待香港抗爭運動作為例子,強調社交媒體的本質,很視乎它如何被應用。「網絡世界裡面有很多disinformation campaign,難以進行fact check,例如海外左翼就因長期接收親中國的資訊,而對香港2019年的運動非常不認同,並將此形容為極右排外的親美帝運動。所以,倚賴social media去sustain identity,一方面可能會令它更為鞏固,但也可能會變得愈來愈rigid。當然我也希望在現實能有其他可能性,但暫時所見似乎並不容易。」


以主持身份參與講座的鄧小樺,認為社交媒體某程度的確幫助港人推廣運動,但演算法與同溫層的反映,也容易令我們趨向封閉,甚至導致內部分裂。然而,她覺得沈旭暉所說的外向型身份認同,其實早於互聯網誕生前已出現,並舉自己赴美參與「愛荷華國際寫作坊」的經歷闡釋:「世界各地三十多個作家齊集當地,據說中港台的作家因為都用中文寫作,所以每年會走得比較近,但我參與時,純粹自己覺得哪些作家得意,可以基本溝通就會熟,最friend的是德國、韓國作家,反而抗拒那種『睇死你要埋我堆』的必然性。」


當身份認同與地方割裂後,如何確保它不會被移居的地方同化,也是部份台下觀眾的憂慮。沈旭暉認為比較積極的面向,是努力變成真正的當地人,並同時打入他們的圈子,幫助建構和傳承香港的文化,而這也是不少海外港人正在進行的事情。鄧小樺則提到選擇於美國定居的張愛玲,認為她的例子很值得深思。「移居美國後,她沒怎麼與中國圈子來往,而是有原則且愛惜自己地面對美國的英文出版市場,即使晚年作品不算賣得很好,但至少在歷史上保留了值得研究的脈絡。這種不被其他人睇死要局限在特定圈子,擁有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意志,也跟香港人很相似。」


同場亦有觀眾關心講者們如何看待身份的持續性,羅貴祥覺得大環境的影響很重要,然而這並非我們所能控制,邊緣策略或是其中一種sustain identity的方法。沈旭暉則以名校作為比喻,若香港人這個identity的包裝,能夠受到廣義國際社會的尊重,大眾樂於成為其中的一分子,同樣亦有條件讓它得以sustain。變幻原是永恆,正如羅貴祥在講座裡所提及,地底的想像還有很多空間,當中變好變壞仍屬未知之數。「無論中國與西方,將來是否一定係咁呢?我自己想像的未來可能很含糊,也無法安慰到當下凌亂的心靈,但我始終相信不會一成不變。既然人類很多時候無法進行預測,不如做回我們所能做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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