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形.平安】天眼之下,何以平安?

散文 | by  楊秀卓 | 2018-12-19

中國
中國在各省一線城市安裝了逾2,000萬個攝錄鏡頭,散佈在街頭、火車站、機場、球場、商場和大大小小公共場所等地方,覆蓋率達100%,而且全部都已聯網,並能做到人臉識別,即是說每個人都在被監視。無論你在哪個角落、是白天或黑夜、在行街吃飯或拍拖公幹……這些鏡頭總能夠把你認出,為你編錄鉅細無遺的檔案。早前在張學友好幾次演唱會中,就有幾個嫌疑犯被人臉識別系統眾裡尋他被拉。2014年中國國務院頒佈《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規劃綱要》,這套系統記錄每一個中國公民的日常公私活動:有沒有違規過馬路、在哪些餐館吃飯、銀行信用卡使用情況等,目的是要讓所謂行為良好者得到獎勵,可以在工作、住房、教育、甚至入住酒店和坐飛機、借貸等有優惠。否則就連買張高鐵票或飛機票也不可能,遑論出國旅行,變相是將人民軟禁在家鄉。有分冇分、加分扣分,完全由操縱著大數據的中央政府把弄。調查報導記者、維權人士、非政府組織成員、工人領袖均屬此類監控的目標。

《南華早報》曾報道過這系統正在不斷完善中,2020年前全國將安裝達四億個攝影鏡頭,實現「十三五」規劃所提到的「全城覆蓋、全網共享、全時可用、全程可控」的公共安全佈局,記錄每個市民的私隱,如個人的財政狀況、健康資料、網上消費行為、還包括違例泊車、超速駕駛、過馬路衝紅燈等紀錄、甚至家人和朋友身份等人脈關係,無一倖免,一一瞭如指掌。去年英國廣播公司(BBC)記者曾在貴陽監控中心親身試驗,由他離開現場到高鐵車站不到七分鐘路程,中途已有六、七名公安從四方八面圍堵他,當場「被補」。過程全被拍攝,在網上流傳。能做到如此龐大的人臉識別天網工程,背後有阿里巴巴旗下的芝麻信用和騰訊旗下的微信等大集團參與,再加上百度提供技術支援,才能成為無孔不入監控人民的新科技利器,果然是「厲害了,我的國」。

生產這種監控天眼的公司叫海康威視,在中國擁有35家分公司,海外有21家子公司,僱員超過1.8萬人,生產全球五分一這類器材產品,中央政府佔42%股份,差不多是國營企業。不過,部份內地居民為求得到獎勵,也亳不介意接受監控,寧願放棄自己的基本人權也要讓兒子獲得入讀排名較高的學校,希望贏在起跑線。自此,每個人再不敢在網上發表個人對國家的意見,惟恐甚麼時候踩到那條紅線,因而犯下「言論罪」以至失分,後果可大可小,最終人人自我審查,閉嘴噤聲。也許,以後在超市買東西都要小心,消費行為也會影響評分;交朋友也要謹慎,必須遠離維權人士。直至2018年8月,已有千萬人被這個「社會信用評級」系統列入黑名單。小說《1984》所描述的世界,原來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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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的《紀念沙士(小心赤色病毒)》黑白畫作。

香港

2014年,香港科技園公司第一間獨角獸,由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團隊創辦的商湯科技,估值超過150億港元,主打人工智能技術,包括圖像處理、自動駕駛、數據運算等,當中最強一項是人臉識別系統,已研發到可在光線不足及遠距離的情況下,一樣可以認出目標人物。協作夥伴有華為、小米科技和麻省理工大學等。2014年佔中事件,商湯科技曾以此技術協助警方作人流管制。過去三年,商湯一直為中國政府的「社會信用系統」計劃提供技術支援,執行大規模監控活動,成功在大陸抓捕數百名疑犯。2017年,有19名中國公民在新會為劉曉波舉行頭七海祭,隨後被公安通緝。其中一名參與者余若元就是在廣州火車站被人臉識別系統發現,當場被捕。另一位黎文學,同樣在上述地點被天眼認出而遭拘捕。習近平指定香港要成為國際創科中心,陳茂波在今年的財政預算中撥了500億元給港深創新及科技園,不知是否就是要完善這項技術,務求成為打壓異見人士的殺手鐧,理工大學最近在民主牆前安裝cctv就是一例。無論是上街示威、在校園貼大字報,無論你是工人是學生,都已經受到監控。商湯科技預視未來當軟件應用發展得更普及更廣泛時,監控網絡也會愈趨完整和嚴密,到時候恐怕無人能逃離這無孔不入的天眼。

警方計劃明年2月在一些交通黑點如觀塘駿業街、鴻圖道及新蒲崗四美街安裝「天眼」監察違例泊車。其實,食環署現時己經有用「天眼」,24小時監察衛生黑點,蒐集證據檢控垃圾蟲。若試驗成功,全城將會裝上「天眼」監視街頭巷尾的違規活動,到時這個完備系統就是全天候監察人民的工具,他們叫這些做「多功能智慧燈柱」。香港已經被併入了粵港澳大灣區,能夠成為例外嗎?2016年,中國一位專門研究人工智能系統的科學家譚鐵牛,來港出任中聯辦副主任。譚最新的研究是「步態識別」技術,系統已經非常精準,哪怕目標人物戴上口罩和闊邊帽,只要他在50米範圍內出現,憑著其步姿步韻步速也可辨認,準確度高至94%,個人資料一目了然,無所遁形。譚是大數據專家,來港那年,一部收藏了全港幾百萬選民資料的電腦突然失竊,事件擾攘了幾個星期,電腦至今仍是石沉大海,不知所蹤,而事件也不了了之。兩件事只是巧合?這位大數據專家,「步態識別」技術的研發科學家,為威權統治者服務,只要高舉維護國家安全的旗幟,再喊一聲防止恐襲,就可以全面鋪開「天眼」監察我城,誰人可以再自由地生活?政治紅線任畫、龍門任搬、規矩任定,到時香港會是個怎樣的社會?

此外, 2018年10月初美國新聞網The Intercept披露,Google將於六至九個月內推出其研發、具審查功能的搜尋器「蜻蜓」,以打入擁有十億用戶的中國市場,位處大灣區的香港到時怎能不被審查?難怪梁文道曾在文章預言,十年内在香港上網要翻牆,看來不幸言中。2018年,特區政府宣佈花三年時間分階段有序地為全港市民更換身份證,直至2022年。新身份證的晶片容量比現時的大,技術水平也大大提升,包括支援無線傳送的額外介面、如RFID系統(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System),可讓警察於100米範圍內隔空提取市民的私人資料,以後再無需叫停我們查身份證。另外,相片影像解像度高,配合人臉識別系統,加快搜索個人資料速度,讓身份核實過程更準確。陰謀地想,晶片內還有其他功能嗎?可以讓政府更容易監察每個市民的日常行動。以上種種事情,都是在雨傘運動後一兩年內出現的,是巧合嗎?還是早已計劃好的一項龐大工程,各方面配合得天衣無縫。溫水煮蛙,慢慢進入一個《1984》的世界,大阿哥無時無刻「3488993368954323

住我」。

心安
2016年,羅文樂辦了一個展覽「心安是歸處」,是程展緯和我兩人的一次聯展。展覽構思是探索兩個人如何演繹「心安是歸處」:李嘉誠的「心安」,是為他的資產撤離大陸找個歸宿;桂民海的「心安」,是要潛回中國為求贖罪而「心安理得」……羅文樂希望進一步思考,香港人怎樣才真的「心安」?香港人的歸處若不是香港,那會是甚麼地方?當我反思「心安」這個主題時,我十分懷疑這個時期的香港人,真的可以「心安」?單是香港中學學校慢慢被染紅這個事實,已叫我們萬分憂慮。在威權年代,教育和傳媒定必是當權者要極力掌控的領域,假若有公民仍保持清醒和不服從時,最後就由警察來「包底」,看你還敢不敢造反?林榮基、桂民海等的突然被失蹤,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根據聯合國2013年6月一份統計報告,若以每十萬人口一個警察的比例計算,俄羅斯排名第一,有564.6個,可稱為警察國家,是全球記者無原無故失蹤和被殺最多的國家,最近訪港的俄羅斯樂隊Pussy Riot則身受其害。其次是土耳其、意大利第三、葡萄牙第四,香港名列第五位,有450.7個,為亞洲最高,比新加坡170個高出2.7倍,比日本204個高出2.2倍。經2014年雨傘運動後,香港的警察人數有增無減,警權迅速膨脹,愈来愈不受任何制約。還記得3.3萬人撐警集會嗎?主辦者認為無需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因為在「私人地方」進行是不違法的,但《公安條列》寫明凡超過500人的私人活動,都要事前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這其實是一次非法集會,為何警察可以有此特權?集會中警察公然「問候」別人娘親,發洩一股仇恨情緒,還發表自稱是受迫害的猶太人等言論,肆無忌憚地粗暴,令人不得不懷疑警隊的質素。再加上近年警方增購水炮車、胡椒球槍等武器……今日香港堪稱為一個警察城市。近日,一名的士司機被警察鎖頸制服後,最终喪命,培審團裁定為「不合法被殺」。但警務處處長盧偉聰竟然為警察說項,解釋他們是忠誠地執行任務,無需向死者家人道歉。女警開槍令一名工人重傷,事後還得戚地豎起手指公自拍自high,好不威風。投訴監警會嗎?今年5月被委任加入監警會的新民黨成員王家揚,是廣西省政協委員兼廣西社團總會副會長,同黨主席葉劉淑儀都立場鮮明地撐警,監警會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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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心安是歸處」展覽藝術品 《赤色病毒》。

在無國界記者組織2015年發表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香港由2013年排名第58位跌至2014年第61位,比南非、南韓、台灣和羅馬尼亞等國家都低。香港市民對新聞自由的滿意程度,亦由2009年的74.6%跌至2013年的27.1%。2018年7月中大亞太研究所生活質素研究中心的最新報告指,香港自2014年雨傘運動後,言論自由指數按年下跌,2018年是歷年新低,按指數計算亦首次跌穿四分大關。《明報》記者投訴2016年年初二凌晨採訪旺角騷亂期間,被六至八名警員毆打,全程被同行清晰記錄下來,但警方的回應是:「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投訴屬實」,並將投訴列為「無法追查」。香港記者採訪時被打的事件,近年愈來愈多。2017年,無國界記者秘書長Christopher Deloire説原先打算將首個亞洲辦公室設在香港,但顧慮到香港法律未能保障他們,擔心工作人員可能被監視,终於決定放棄香港,移師到台北設立辦事處。看看近日FCC馬凱的遭遇,便知道Deloire有先見之明,做對了決定。各大報章和電子傳媒近年陸續被紅色資本收購,輿論亦隨而變色,已都是不爭事實。「三中商」幕後由中聯辦掌控,差不多壟斷全港80%出版市埸,自2014年傘運後,政治書籍被大舉封殺或冷待的動作,亦路人皆見,書架上再找不到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或維權律師許志永所寫的書。商務進駐各大學書店,一手包辦大學教科書。至於拉人封舖的銅鑼灣書店事件,更是一次殺雞儆猴的示範。

教育的情況更為惡劣,2014年佔中運動後,有議員建議取消通識科為必修科目,認為此科目是導致中學生有獨立思考,起來反抗社會的原因。直至近日,它已正式被教育局放在討論議程中,會否變成選修科,不久便會揭曉。另外,要在小學階段學習《基本法》,灌輸一國意識。常識教科書將「中國割讓香港島給英國」改為「把香港島給予英國管治」,不肯承認這段殖民地歷史,以為修改一些用詞,小孩便會相信。歷史書這樣寫「香港位於中國南方」是政治不正確,應該加上「境內」兩個字。中學歷史科的教材更將近代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實輕輕帶過、淡化香港六七暴動左派的殘酷行動、形容六四屠城只不過是一場民眾暴動,更不提國歌作者田漢的遭遇和劉曉波的生平事蹟……自2006年,香港公共圖書館已滲入了60萬本簡體字書,耗資2,000萬元。如追溯至1997年,大約有過億元公帑流入「三中商」幕後的中聯辦袋裡。書架上有本兒童書叫《我愛中國共產黨》,實行明刀明槍搞愛國教育。教育局每年撥出數億公帑,資助學生回大陸交流,當中受惠的機構大都有紅色背景,例如和富社會企業有限公司,獲批款項達1.7億,會長是前人大代表。另外,前任副主席為蔡若蓮的教聯會也獲得一億撥款,搞甚麼甚麼遊學團。今天的香港教育,由課程設計、教科書內容、公共圖書館的藏書到回內地的交流團, 將2012年被打沉的國民教育,重新全方位斬件復活,「圍剿」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腦袋。

2013年,我參加在城大的大型聯展「半鑊生/半鑊熟」。我畫了一幅長16呎、高8呎的大畫,題目是《紀念沙士(小心赤色病毒)》。那年是沙士十周年,我借紀念沙士來暗喻有一種赤色病毒已慢慢滲入香港每個角落,提醒大家小心。三年後,這赤色病毒肆虐香港各個領域:大學管理層、文化藝術圈、新聞機構以至各中小學校等。這現象猶如病毒潛入身體,細胞慢慢被破壞,最終只剩下軀殼,不再有獨立思考和自由意志,只能過著機械和奴隸般的生活。我的作品是將紅色病毒畫在一個畫袋内,帶著它走遍全港18區中小學,在每間學校門口,打開畫袋,拍下一張照片,明喻學校已被病毒入侵了。由天水圍到柴灣、由半山區到將軍澳,總共拍了百餘間中小學,照片全曬在A3紙上,貼在展場的兩邊牆上——紅色病毒包圍著來看展覽的觀眾。

希望
「現在,我們面前的現實不容樂觀,甚至可以說是很險惡,但此刻我們仍要抱有希望。
抱有希望,我們才會願意風雨同路,不離不棄,
堅毅忍耐,專注於細緻而不粗暴的據理力爭。
香港人可能已經不相信明天會更好,
但我們不能喪失想像明天的能力。」


2016年陳冠中出版了《是荒誕又如何》一書,封底有以上這麼一段文字。我好奇地想知道,經過了2017和2018兩年,如果請陳先生再用一個形容詞來描述今日香港的形勢,「險惡」一詞是否夠貼切?還是有其他更適切的詞彙?陳先生鼓勵「此刻我們仍要抱有希望。」但希望總得建基於一些事實,否則只是空想。現實條件又是甚麼?大學失守、中學淪陷,教育只剩下功利計算,青年人看不到未來願景。怎麼辦?整段文字似是奄奄一息的微弱呼喊,以「我們不能喪失想像明天的能力」來共勉,酸甜苦辣,點滴在心頭。

「我們大扺可以看見,香港人對香港體制是如何荒謬,可能已經毋須多作宣傳和批判 ,關鍵仍是如何在大的反抗未有條件之時 ,如何讓自己感到是為反抗做到一些比較感覺實在一點的事。」

2017年羅永生在網上發表了一篇題為〈2016年的香港,當荒謬走到極端,啓蒙己成負累〉的文章,以上是文章中一段放大了的文字。整篇文章講述香港已走到極端荒謬的年代,這時候的自處方式,一是繼續犬儒,一是向犬儒說不,實行向犬儒主義大報復,「做一些比較感覺實在一點的事」。可能也是革命的微小行動。總結時,羅生寄語大家,我們如何打好未來一段日子的「位置之戰」。

「這些歷史勢態和偶然因素,往往並非個人或民間組織所能完全左右的,個人或民間組織可以做的,是把焦點置於可控的工作範圍,盡量把行動結連願景目標,分析並嘗試改造社會環境,一步一步走下去。」

2018年,許寶強的新書《回歸人心 : 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有以上一段文字,同樣叫大家要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能耐,並鼓勵大家擺脫「無路可走」的情感狀態。

三位同是嬰兒潮一代的香港讀書人,目睹香港近年的崩壞,都抱著悲觀的情感,但卻懷著對希望的執著,勉勵每個人在自己的崗位上,做些實在的事,管它微少,堅持希望,繼續一步一步走下去,等等大的反抗條件成熟時,大家亦已有所準備……

香港,更荒誕更極端的事,2019年陸續有來,大家坐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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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 | by 劉子萱 | 2020-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