遊歷世間苦難 歸來家之所在——訪《獨行的距離》李雨夢

專訪 | by  王瀚樑 | 2024-04-30

「無論你去到幾遠,記得要返屋企」。打開李雨夢的新書《獨行的距離——記錄者的觀察手記》,便看見她引用這句LMF在二十年前寫下的歌詞,作為書的前言。這本書記載她自大學開始,獨個兒遠走他鄉,一直往外闖盪的遊歷見聞。這十年間,她見證過世界大事、政局變遷,也曾穿越東歐,旅居異地,體會各地風情文化。在這個人們紛紛逃離的時代,她卻回到香港出書。「為甚麼要回來?」大概是她回來後,被人問得最多的一個問題。 她說,因為只有這個地方,是她的「屋企」。


踏上旅程的起點


李雨夢是公民記者,也是獨行的旅人。回想一切的最初,她想起自己中學時,在電視看到菜園村的新聞,於是去了參加菜園村導賞團,嘗試了解為甚麼這些人要抵擋著發展的浪潮,在推土機面前吶喊著「不遷不拆」。在菜園村,她認識了朱凱廸。後來朱凱廸邀請她在《獨立媒體》擔任特約記者,自此她成為一名記者。「獨立媒體和社運扣連,他們報導的角度與主流傳媒是非常不同的,甚至有一種參與性在其中。當時我很關注菜園村、反高鐵運動,想嘗試寫一些與主流媒體不同的報導,比較個人的敘述。」


升讀大學之後,她休學一年,背著背包出發去東南亞。她在網上搜尋旅遊資訊時,發現柬埔寨即將進行大選,沒有觀選經驗的她,便決定前往柬埔寨進行紀錄。她首次在異地採訪,甚麼人脈都沒有,幸好得到馬來西亞的朋友協助,讓她了解到柬埔寨年輕選民的心聲。這一年柬埔寨大選,掌權超過三十年的執政黨失去多達二十二個議席,反對黨的議席大幅增長。她感受到這個曾經歷獨裁、恐怖政治的國家,正換來新的氣象。「彷彿也在告訴我,改變是有可能發生的。」


後來李雨夢在大學老師的介紹下,得到在馬來西亞獨立媒體實習的機會,初嘗做日常新聞的滋味。又借助《獨立媒體》的外派記者計劃,到印尼採訪反世貿行動。作為在香港成長的大學生,世界貿易和全球化這些詞語對她而言,原本只是書本上的論述。直到真實的農民坐在她面前,她才對理論中的壓迫和剝削,有確切的理解。「透過人的故事,才能理解到體制和政策是怎樣影響真實存在的人。」她仍記得那個晚上,台灣的農民合唱《美麗島》這首民謠。那種超越國界的觸動,使她彷如回到當年仍未清拆的菜園村一般。


「每一個人身上發生的事,都是獨一無二的。作為記者,重要的是將弱勢的人的故事呈現在讀者面前,讓人看見他們面對的、經歷的是甚麼,才理解到所謂弱勢是甚麼一回事。 」


在休學的下半年,她去到台灣旅居,期間遇上太陽花運動,學生與群眾佔領立法院,阻止「服貿」通過。回到香港,她看見人們手持雨傘遍地開花。這是一個屬於理想主義的時代,世界各地不安於現狀的人民,以各種方式追求一個理想的社會。變革的希望,彷彿就在眼前。


如若世界逐漸崩壞


但事情的走向總不如人所預料。歷史的進程,總是在進步與倒退的拉扯中發展,在動蕩的變局之中,改變無數人的生命。


大學畢業以後,她再次出走,乘坐西伯利亞鐵路,橫跨歐亞兩洲。隨著敘利亞發生內戰、伊斯蘭國的入侵,大批難民被逼離開自己家園,逃亡至歐洲。在匈牙利的邊境小村,她遇到大批滯留在收容中心的難民。來自敘利亞的一家,得知她是記者之後,滔滔不絕地說出自己的逃難經歷,向她說「把我們的故事說出去,讓更多人知道。」這樣的對白似曾相識,遠道而來的一個記者,似乎是他們在茫茫前路中僅餘的希望。然而,把故事寫了出來,又是否真的能做到改變?「我的報導寫出來後,可能中文世界的讀者會看到。但是然後怎樣?我只能繼續關心事態發展,但又好像甚麼都做不到。」


令人無能為力的崩壞,充斥著整個世界。當年她曾去緬甸觀看大選,那時昂山素姬領導的全民盟取得壓倒性勝利,結束緬甸數十年的軍人統治,她以為目睹了緬甸民主化道路的一個重要里程碑。但在六年後,變革的希望便被緬甸軍方發動的政變無情地粉碎。軍方發動政變,推翻由全民盟執政的政府,反抗的人民,遭到軍方血腥鎮壓。正如當初讓她感受到希望的柬埔寨,同樣在數年後,由法院宣佈解散反對黨,反對黨主席被拘捕。李雨夢此刻才明白,歷史並非一個線性前進的過程,也是可以不斷地倒退。


李雨夢回香港後,曾在《明周文化》、《蘋果日報》任職了五年,由獨立記者變成主流媒體的全職記者。在《蘋果日報》任職期間,城市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她由幕後的文字工作者,變成在前線持著手機直播的記者,使她的名字為人所知。過往她也曾目睹不同地方的人民,為了自己的家園起而爭取變革。但這次發生抗爭的地方,是她自己的家。


「在其他地方的抗爭,我也會關心和紀錄。但我回來後看到的,才令我感到真正著緊,令我覺得這是我的地方。」但正如緬甸與柬埔寨一樣,曾經出現的希望,最終換來的是血淚和牢獄。「民主轉型從來都是極其艱難而佈滿血淚的過程。」她如此說,「這些年間,聽過的故事,當中的連結大概是這兩個字:堅持,只能是這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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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所向、家之所在


在煙霧消散之後,趁著在三十歲以前,她申請了前往英國工作假期,在倫敦的小店打工,再次成為獨立記者。去年二月,俄烏戰爭爆發。她不甘於留在英國接收戰爭資訊,於是前往烏克蘭邊境進行採訪。她又再次看見因戰亂而逃離故土的人,也遇到準備回去基輔的烏克蘭人。一個六十四歲的老伯跟她說,「我太老了,要不然我也希望上前線為國家奮鬥。」


即使在戰亂之中,人們紛紛逃離之際,也會有人堅持回去自己的家。李雨夢也選擇了回來。工作假期完結後,她回到香港,把過往十年在異地的經歷、見聞結集出書。


她笑說,由她出發以前,到準備回港之際,身邊都有人勸她不要回來。「回來是早已決定的,我並非不知道現在的環境。但就算這個城市變得幾差,我對這個地方,都有種情感是不能切割的。」縱使這個城市的空氣焗促得快要窒息,回來有種種無法預計的風險。她淡然地說,「過去大家曾許諾過的一些東西,我不想太過輕易放棄。」


正準備離開的人,都渴望能在異地重獲新生。李雨夢卻說,正因為曾在異地生活,她感受到何謂「家之所在」。「不論在台灣,還是在英國,我會關心當地的事情,但始終有一層隔膜。唯有回到這裡,我才能感受到這是我的地方。」


紀錄時代中的苦難


卡夫卡曾經寫道,「你可以避開這世界的苦難,你完全有這麼做的自由,這也符合你的天性,但也許正是這種迴避,是你可以避免的唯一的苦難。」趨樂避苦,本是人的天性。然而記者的職責,正是要紀錄苦難。普遍人都渴望遠離困苦,追求安穩。李雨夢卻總是迎向苦難之處,書寫無權勢者的故事。對她而言,紀錄不僅是旁觀,而是參與的一種方式。「記者這個角色,給予我相對安全和抽離的角度,可以讓我參與在這些苦難之中。」


但是,紀錄者並不代表安全。在不同的時代和國度,紀錄與書寫同樣被視為極具威脅的武器。正如李雨夢曾在波蘭拜訪著名記者卡普欽斯基的故居,他便曾被判處死刑四次、關押四十多次,差一點便失去生命。在亂世之中,當一個真誠的記錄者,接近苦難的本身,描繪出漩渦的形狀,往往會被捲進漩渦之中,迎來自身的苦難。


為甚麼她要這樣做?這次她沒有直接回答,而是說出在腦海中的一個畫面。「我常常記得這個畫面,當前方的警察持著武器,步步進逼,後方的群眾開始後退、潰散。我和身邊的記者,大家都沒有後退,而是不斷往前走。我想這就是我們的責任。任何時代之中的苦難,都要人去紀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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